2009年秋末，满地的金黄，金子似的的喜人。老天疼人，虫子也客气。稻子咧着嘴站在田野里，一天天成熟。即使是稻穗间的稻草人，也停止了工作，任凭小麻雀偷偷地品味丰腴的喜悦。

收获前夕，父亲每天都会去地里转悠。他并不在黄色厚重的地方逗留，哪里青越，他就在那里下趟，拨开拥挤的稻行，掐住一穂，一捋，平摊掌心，捏住一粒，扔进嘴里，牙板一动，咯吱一声。再扔，再咯吱。偶尔也有扑哧声，那是还没有厚实的瘪仓。父亲回来的脚步总是很轻，有时是忘情的小跳，嘴里哼着不知名的调子，快乐得像个屁孩。“还有几天能收？”母亲不厌其烦地问。“快了！稻子要当儿女养，不急。”父亲胸有成竹的微笑,就像地里怀孕的稻粒。

天大难估。一场突如其来的霜冻，使地里的稻子一夜苍老。父亲的白发再染一层冻霜。“收！收！”父亲呢喃着，“别耽误了种麦子。现在已经立冬，再迟，小麦就要小产了。”“小产”，对于女人是不幸的词语。父亲是个多情的人，地里的庄稼哪样不让他揪心裂肺？

农事的日期和孩子们的生日难道有什么差别吗？小麦是父亲的女儿，忙碌只能收回成本；稻子是儿子，父亲指望着稻子多产，多卖钱。家里劳力羸弱，我们家每年不贮存粮食，收获都是早早出售，价钱颇低。去年，稻子一下地，价格在九角六分。父亲一反常态，把稻子晒在场上，一个个干净咯牙，一咬一咯崩。干，价钱往上窜。这句行话，父亲是懂的。稻子被父亲珍藏了起来，只等时间的光临。可事与愿违，眼看着稻子回潮、变质，价格不升反降。母亲的唠叨一波一波袭击着父亲的懊悔，父亲的防线终于崩溃了。眼瞅着八角四分的稻子一袋袋上了车，父亲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叹息声铺满了院子。

这次，父亲早晨就谈好了价钱。每斤一元，按地里接，父亲只管数票子。收割机一圈收下来，父亲抓起一把稻子，脸上的笑容板结了。我分明听见了扔进嘴里的稻子被父亲咬得爆爆响。“稻子，我不卖了。”父亲突然坚决地说。我也觉得亏大了。“加两分。”买稻人说。“五分。”父亲抚摸着稻子，并不瞅他人。价格拉锯战僵持了一会儿，以四分成交。戏剧远没有谢幕。就在要磅秤的时候，隔壁大爷来了，说他家的13亩稻子已经被订购了，下午就收。母亲也来了，气喘吁吁地嚷道：“一块一，少一分都不行。”这一次，买稻人更加尴尬了。父亲僵硬在地里，如光秃秃的稻茬。稻子和我们开起了连续不断的玩笑。行人在一边拉场说：“都让一让，八分，上午和下午收水分有悬殊。八，大家发。”父亲终究是一家之主，最后拍了板——2009年，父亲以一元八分的价格卖出了5690斤稻子。

我们的稻子走了。在那天，父亲并没有损失多少。然而，第二天，第三天……稻子的价格一次次上扬，冲破了历史价格的围猎，挺立在一元八角的高度。父亲没有想到，稻子的回马枪是这样的锋利，这样的猝不及防。他的心被稻子一次次割伤，一道道伤痕，像丘陵。那日后，我们家的计算器我再也没有看到过。

计划永远落后于变化。今年，父亲的稻子是留是卖，是我们家2010年最大的一个秋季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