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方面，提出在总部或政治部设立经济科，设上地、农产、工业、矿务、交通、浚河、市政、金融、公产、盐务、粮食诸股，负责以上各种经济工作。

从这时起，他已开始在试探日本方面的态度，准备和苏联脱离。遂于1926年11月19日，派戴季陶赴日出行。其访日内容，绝对保密，无文字记载。实际上是和日本裕仁天皇的党羽进行联系。12月下旬，裕仁的叔父东久弥宫因大正天皇病死，自欧洲归国，旋奉裕仁之命，来华执行裕仁的秘密外交任务，用化名长住北京。

其主要使命，是使蒋介石的北伐能对日本有利。后经过多次密谈，蒋和天皇之间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就是蒋首先从内部清除中共党人，然后天皇支持蒋统治长城以南的中国地区。而长城以北的中同领土、满州和蒙古则由日本控制。并且等蒋的统治一旦确立后，要将西方企业家赶出上海，而由日本提供一切经济、技术援助。

这个密议，对蒋来说只是权宜之计，他并没有打算实施，其目的，是不使日本干涉他的北伐。

与此同时，蒋又和江浙财阀联系。上海大企业家代表虞洽卿，专到江西见蒋，如果蒋***，他们答应给予蒋介石以经济援助。蒋暗中答应。

为了对世界各国，对全国资本家和地主、乡绅们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他在接见《自由西报》记者时，就公开表明他革命的目的，只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治外法权和租界；收回海关权。对平均地权只字不提，更无民主二字。

蒋在外交、经济上为公开***做积极准备；在政治组织上，蒋也加快了步伐，他在南昌对来江西的黄埔第四期学员讲“同学会”性质时，就曾特别指出，同学会所以采用会长制而不用委员制，乃是要以会长为中心，无论什么事情，均要由会长即他蒋介石来做决定，并以他的精神为同学会的意志和团结中心。因此，他强调：“惟有拿会长的精神来做一个团结的中心……我们同学没有一个中心精神，怎么会团结起来呢？”就连蒋任命的同学会秘书，谁若反对，即被认为是反对章程、反对同学会、反对蒋本人。

此时的蒋介石已开始着手组织法西斯性质的团体，“同学会”即是其最早的法西斯组织的雏形，也是他为建立个人独裁制的正式启步，其个人独裁的思想体系至此已完全形成。

对政治权利的独裁，蒋也开始尝试。例如他在同年11月12日，就未经中央执委会和常委会讨论，擅自任命唐生智为湖北临时政治会议主席，朱培德为江西临委主席，然后电告中央备案。

在迁都问题上，蒋公开声言同意迁都武昌，并发表通电，提出以迁都武汉为宜。但他又说他不能住在武汉，必须住存南昌。（毛思诚：《国民十赢年》，一九、八，第54～60页；《时报》，1926年11月24日。）而在实际与中央委员磋商时，又力主迁都南昌。他很想把首都握在自己手中，使中央完全听他的摆布。但南昌太偏僻，根本没有当作首都的条件，大家都不赞成。各委员们均先后纷纷到武昌，将蒋孤立于南昌。11月26日，中央议决辽都武汉。12月5日广州停止办公，各员先后来到。蒋没有达到目的，就是死赖着呆在南昌，不到武昌来。李宗仁说蒋又存“私心自用”了。

在党务方面，他也在为他的个人独裁和公开***作准备。这主要是他公开宣言他就是党，党就是他，亦即“朕即国家”。他在12月3日的江西省党部讲话时，竟说出“现在我指挥下之固民革命军，只要我自己服从党，其余的均决无二心”。（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十九，九，第8～9页。）这就是说：军人服从他，就是服从党，因为他是服从党的。言外之意是军队都听他的，政府也应听他的，也就是听党的，因为“他是服从党的”。同时特别强调党的“统一”问题，乍一听颇费解，不知所指为何。但一看他的有关言词，也就明白大半了。他特别要求中央诸公指导他“赶紧负起责任”，“切实进行党务，党没有不统一、革命没有不成功的”。原来张静江尚在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主席之职，现在应由蒋亲自主持中执委会议了。如此做来党也就统一了，革命也就成功了。

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2月7日在庐山召开会议，议决下一步计划。

开会前，12月初，蒋迎接各代表到南吕，甚是热情。在12月2日对各委员讲北伐胜利原因时，对苏联和民众的支援完全未提，只说有三民主义和稳固的后方，以及中央党部对他的绝对信任。这最后一条，才是他的本意。不言而喻这暗指中央对北伐根本不管，一切由蒋氏本人决定和运筹的结果。这是蒋为脱离苏联和反对中共而进一步透露的讯息，也是在作舆论和思想方面的进一步准备。

在对待工人问题上，蒋也转向明显的冷淡和漠不关心。在委员们和苏顾问到庐山开会时，路过德安，就有很多衣衫褴褛的工人，拿着小旗子请愿，他们为阻挠孙传芳军队推进和破坏孙传芳军的军火运送，已三个月未领到工资了。现在胜利了，又一个月未领到工资了。他们派代表见蒋介石，蒋却拒绝补发，只答应给一个月的工资。蒋竟声言不能替孙传芳还债。但即使一个月的工资，蒋至今也未发给一文钱。蒋还解散原有的铁路工会组织，不予承认。

这时，蒋介石就在车厢里，听来好不自在，但一声也不吭，只得强忍着，而且还表现出一副尊严的神态和威仪。

反过来，蒋对富户、商人却答应偿还孙传芳的公债，并已开始一一照还，以德报怨。他们支持孙传芳捌匕伐军，蒋倒替他们还公债；而工人支持北伐军打孙传芳，蒋却连饭钱也不发，可觅蒋的思想立场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后来，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对天皇，也以德报怨，其间似有较深的内在联系。

这次庐山会议形成两项决议：

第一项是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第二项是工运从缓，农运加快。蒋仍主张以收买大地主土地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这时张作霖终于12月初组织了安国军。孙传芳残部和张宗昌、褚乇璞军也均隶于安国军系列，张在准备对付北伐军了。

在这次庐山会议期间，蒋对苏联访华代表达林说他想到苏联中山大学任教授。达林在回忆此事时，挖苦他会耍手腕，令人发笑。散会后，委员们纷纷下山，他为笼络人心，对委员会的轿子安排都要过问。迎来送往总是满面笑容，彬彬有礼。

“此地以为别，孤蓬万里征”，大多数委员们就此和蒋介石分道扬镳了。

庐山会议后，在北京政府任职的黄郛来到南昌。黄一到南昌，武昌和九江的党报均纷纷抨击黄郛，说他是北京政府的走狗，不得混迹于革命阵营。蒋则说黄是他的朋友不许抨击。

12月13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在政府未完全迁移武昌时，联席会议执行党最高职权。联席会主席为徐谦，委员有徐谦、宋庆龄、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孙科、陈友仁、王法勤等；鲍罗廷为列席。叶楚仓为秘书长。

该会议开始批评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指出其权力已在中央委员会和党之上。会议决议夺回蒋的军权。凡军委会决议要由中央执委会议决：总司令动员令要由军委会七人主席团讨论，通过后再交中央执委会批准。而且七人主席团中必有三人为非军职人员。该主席团又由中执会推选。总司令不得擅自决定一切和任意下令。

蒋介石坚决拒绝，说战时总司令必须独断，这是自己的责任。并说他愿意辞掉总司令职务，“如果我愿意做总司令，那末我就不是蒋中正。”

1927年1月日，蒋亲自到武昌参加联席会议。在会议期间，他和鲍罗廷开始了公开的斗争。他指责鲍罗廷破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鲍罗廷则警告蒋介石，谁镇压农、工运动，反对共产党，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打倒他的。蒋则反驳鲍氏，说他的话没有任何根据，又说苏联已不是三年前的苏联，已被世界上认为是赤色帝国主义者了。并且现在不是我们放弃孙总理的联俄政策，而是你来阻挠我们执行总理的联俄政策。（蒋介白：《庆祝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欢宴席上致词》，1927年4月18日。）

其实蒋反苏***之心早已有之，决不是由于鲍氏的“破坏”。从此以后，蒋和鲍罗延就公开决裂了。1月27日，蒋就公开提出驱逐鲍罗廷，强调以独立自主为原则，主张不受外界任何影响。当然，武汉政府决不会理会蒋介石的唠叨。于是南昌和武汉间的斗争，进一步激烈和公开化。

宁汉对立

蒋介石一面和武汉中央进行不妥协的暗中斗争，一面继续制定北伐计划。新的北伐计划于1927年1月6日制定完成，主要任务是底定苏浙，占领上海。

主要分三路进军：

东路军：由何应钦任总指挥，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自福建指向杭州、上海。

中路军：由蒋本人任总指挥，辖程潜江右军（南岸）和李宗仁江左军（北岸）。江右军向皖南挺进，策应何应钦东路军作战。江左军则牵制安庆之敌，指挥新起义的皖省军队，相机向攻取寿州、合肥，使敌不敢向江南增援。

西路军：唐生智任总指挥，俟机由武胜关进取河南，主力控制京汉线南段。东向策应皖省作战，挺进豫东；西上监视鄂西残敌（于学忠等直系残部）于襄樊。

总预备队，由朱培德任总司令。

1月26日，东路军开始进军，2月18日，收复杭州。然后白北指上海；何西向镇江。

此时，张学良到徐州支援孙传芳；张宗昌也到了南京，并于2月27日接防上海。

2月下旬，蒋介石中路军相应东进。李宗仁江左军由于陈调元等纷纷起义，兵不血刃，进驻合肥，底定皖省，使上海北军归路西侧受到威胁。张宗昌上海守军毕庶澄，遂弃守北逃。周恩来于3月21日领导上海起义，组织上海市特别委员会，占领上海警察局。白崇禧于同日进驻上海。3月22日，何应钦占领镇江。

程潜第六军于3月23日占领南京，孙传芳残部逃走。

江、浙、皖、赣、闽、湘、鄂、两广、贵州，被国民革命军攻占。

武汉中央于1至2月间正在考虑罢免蒋介石总司令之职，拟由李宗仁出任总司令，由鲍罗廷出面和李谈。鲍对李说，不能再让蒋任总司令了，否则他要成为大独裁者，革命势必前功尽弃。我看李将军最堪接替蒋职。

李宗仁敦厚有余，一听此言，非常惶恐，便正色辞谢不敢，并一连说本人为国为民，不敢争位。同时他也由于暗中对苏联、中共不满，认为他一出任，国民党必然分裂，无人能领导中央党、政。如此以来，则国民党便不是中共对手，会土崩瓦解。因此，他决心不干总司令，以求国民党之团结一致。

程潜第六军和第二军（鲁涤平代）于3月24日在南京举行入城式后，有些士兵出手民族义愤，攻击美、英、日等国领事馆。下午3时，美、英两国炮舰就突然向南京军民开炮，炸死平民十五人，重伤九人；军人官兵被炸死二十四人，炸伤七人，造成有名的南京惨案。而美国死一人；英国死三人；法国、意大利各死一传教士，和中国死伤人数相差悬殊。

蒋介石于3月31日在南京总部招待日、美、英、法等国报社记者，发表专门谈话，说明总部负责调查，如果确系革命军所为，“当有相应办法”，“但英美军舰开炮前，并无提出任何警告，当向南京外人当局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损失”。但措词很不强硬。他第一次和帝国主义者交锋，就显得软弱无力。

这次日本人特别表示了沉静和克制，未随英、美开炮，其根本原因是为了使蒋介石的北伐进入有利于日本利益的轨道，怕蒋不执行密约，以至于无决心和苏联脱离关系。同时也怕未及收容好的日侨，因开炮而被害。因为日侨比英、美在南京的侨民要多得多。

蒋介石既已和武汉中央公开表示对立，又和鲍罗廷吵了一架，加之他早已在南昌为和苏联、中共分道扬镳而积极准备，便决心迅速脱下伪装，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另建国民政府。

蒋于3月26日到上海，决心“清党”。但他对报界发表谈话时仍否认他与武汉中央的强烈冲突，并说各领袖间仍和衷共济，无大不合处，国民党也不会分裂。3月28日李宗仁到上海，先见到白崇禧。这时白的总部已被工人群众包围，白很沮丧，表示要抑制上海工人运动。随后李又见蒋介石。蒋也面色沮丧，并且声音已经嘶哑。还口口声声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李问其原因，他说何应钦要辞职，而且他已无法掌握第一军了。这是因为黄埔学生对他反对武汉中央，反对鲍罗廷，又要“清党”的突然的反向转变，不知所措，纷纷质问他。他也不得不百般辩解，以至声音嘶哑。而且第一军第一师长薛岳和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均有左倾迹象；刘峙第二师内，也军心不稳。总之是军心混乱。这是因为蒋以前的左倾讲话对学生们，对军队的印象太深了。

这时，蒋又问李宗仁怎么办？李宗仁则回答“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蒋又沮丧地说：我的第一军靠不住了怎么“清党”？李宗仁则慨然答应以自已的第七军调驻南京附近，监视沪宁线上不稳部队。同时自告奋勇，为蒋整顿第一军。这时蒋对李、白二人，真是言听计从。毫无疑问，李宗仁对蒋的清党支持和援助，起了重大作用，如没有第七军，蒋的“清党”运动很难顺利进行。

那么，李宗仁为什么要站在蒋的一边，进行“清查”运动呢？据李事后自己说，是因为武汉中央太过激了，使得原来反蒋氏独裁的民主思潮，一转而为反对武汉中央政府过激和反对中共的思潮了。对此李宗仁说：

“平心而论，党中央此种抑制军事独裁的议案，实未可厚非，当时蒋氏身兼中央各要职，培植私人势力，军事独裁趋势已极明显。……亟须抑制。不幸，……三中全会时，共产党人利用中央委员的反蒋情况大肆活动，竟使已越轨过火的群众运动，变本加厉。……中共更企图利用国民党的分裂，……进而取而代之。……招致国民党全党的反感。……于是蒋氏由反军事独裁运动下的逋逃者，一变而为领导***的英雄人物了。”

李宗仁这个记述，写的很深刻，如没有广大军人支持蒋反苏***，他是无法单枪匹马发动***政变的。而李宗仁的第七军既未听过蒋的极左宣传，又是李宗仁的子第兵，对反苏***完全不要转弯子，可以调来就用，这可以说是蒋发动***政变的“及时雨”。

蒋之***，不但有军人基础、还有上海财界的大力支持，没有钱，蒋同样什么事也下不成的。而张静江与上海财界的关系，又是蒋的天然经济靠山，使他可以得到上海财界的信赖与大力援助。

下海财界支持蒋进行***，首先借给他二百万元。而宋子文以武汉中央政府财长身份在上海化缘多日，却毫无所得。最后答应借给他三百万元，但仍交蒋介石使用，宋分文未见。宋只好从苏联远东银行借五十万元接济武汉。这说明上海财界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武汉政府。

汉口中央银行被武汉政府封存后，各地银行又拒绝和武汉政府来往，武汉政府无奈，只好由汉口中央银行大印钞票，结果通货膨胀，武汉经济终于无法支持，而一败涂地。

而以常燕生为代表的一般知识界，也自然害怕传说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或独裁政治，害怕共产党（见前1925年）。

这螳都是蒋介石反苏***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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