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见第一颗原子弹未生效，于8月9日11时30分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这次日本天皇害怕了，立即召集御前会议，各相和军方首脑，主张自主撤军，战犯由日本政府自己审判；在日本不得实行军事占领等。当时东乡外相就说这种条件是不会被接受的。第二天早晨，天皇又召集第二次御前会议。由日本天皇裁决，决定无条件投降。但要求保留天皇制度，并立即将此决定报告盟国。当天晚上，日本天皇即向全日本国人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和无条件投降。

中美英苏四国立即答复，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并部署一切。但日本军人则仍坚持作困兽之斗，不愿接受无条件投降。14日上午，铃木奏请裕仁天皇再开御前会议。日皇最后不顾军人反对，再次决定无条件投降，于当日下午1时对全国发布无条件投降诏敕。同时向盟国最后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中国政府接到日皇无条件投降电文，故以8月15日为日本无条件投降时间。

于同一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蒋介石仍不得不在苏联出兵东北的情况下，被迫接受雅尔塔会议决议。蒋所以接受这些条件，是因为苏军正在东北，成为既成事实，只得妥协，以求东北的稳定和不被破坏。对于外蒙，他不承认也无用，而且会刺激苏联。他认为虽然如此，在承认外蒙独立方面仍是有罪责的；不过他当时认为，以后外蒙总有一天会自动回来的。

接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电文后，蒋介石于重庆发表《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演说中充满了“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的恕道。这种恕道成为蒋处理一日本投降和有关事情的基本精神，而忽略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战犯严惩的一面。

对外敌和侵略，总是手软，与人为善；而对本国人民或不同政见者，则严厉镇压，不予稍怠，是自清朝以来当局者极其突出的劣根性。这当是半殖民地之封建统治者以天下为私物的政治特征。

蒋于当天电命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按指示原则投降。并派何应钦代自己接受投降。蒋对冈村指示六原则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派代表到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一切装备暂不许动，保持现有态势，静听命令；飞机船舰停放现地；长江船舰集中宜昌、沙市；不许破坏任何设备、物资；接到该指示后，要迅速答复。

冈村接蒋电令后，于17日答复。冈村直接向蒋拍电，说明立即遵命派代表赴玉山，要求派员接见。电报最后署名为“驻华日军”字样，充分表明冈村并未认罪。

但因玉山机场被雨冲坏，又改在湖南芷江。蒋又电令冈村派代表到芷江机场降落。

蒋于18日，明令何应钦承蒋之命办理在中国战区受降事宜。其中特别指出的是，受降者，应为政府所指定的部队，如有擅自受降者，由蒋下令惩办之。日军也不得任意向非指定的部队投降或让防，否则，以武力制裁之。

冈村乞降代表今井武夫等八人于21日飞降芷江机场。何应钦派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为代表召晤；并授予第一号备忘录，指示日军投降事项。令其于23日返回南京。备忘录主要内容为：

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身份，命冈村遵命，按其规定行事；任命冈村负责指挥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广大地区内之日军对中国投降；具体规定五项，大体和蒋的指示相同；另外说明由副参谋长冷欣代表何应钦本人到南京设前进指挥所，命冈村按冷欣要求照办一切；关于冈村向何签署投降书仪式另定。

9月2日，日本政府投降代表重光癸、梅津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正式签署向盟军投降书。美国麦克阿瑟主持签字仪式。中国政府受降代表徐永昌也出席了受降仪式。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决定于9月9日举行。

9月9日上午9时，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经20分钟完成。日军投降书共九条，由冈村和何应钦签署。

9月1日，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10月5日，台湾设立前进指挥所。17日，第七十军于基隆登陆，收复台北。10月25日，陈仪主持受降仪式，日本前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总司令安藤利吉签署投降书。台湾正式归还中国。

9月下旬，冈村宁次向冷欣提出一项建议，即让百余万日军仍留在中国，作为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共军队的力量。冷欣立即转告何应钦，何又转呈蒋介石。而蒋竟表示同意，认为可以采纳。（此系冷欣亲口对庞敬塘所言。）后因美国杜鲁门坚决反对，蒋才作罢。

抗战时期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蒋在抗战期间，生活比较紧张。每天早晨5时起床，作早操。早操毕后批阅重要电报和军政等重要计划、报告。6时半，进早餐。然后接见来客。这些客人，大部分是高级参谋人员，或因紧急事情应召而来的人。10时以后，主持各种会议，处理常务事物。

午后1时半进午餐。午餐后午休。下午3时，接见宾客或出席会议，讨论军事计划、政事，以及改革方案等。此外每天要看一些重要的报刊，有空闲时还练习书法。

下午6时后，蒋即携夫人乘车出巡，或者悠闲散步。当他乘车通过街市时，随时察看市民、士兵、警察的精神状态。如见市容不洁，街道、城市需要改进处，或警察精神涣散等缺点时，就马上召见当地市长，进行批评。

晚7时半进晚餐。晚餐时，常常召请高级官员和政府行政官员共同进餐。在这时，他就边吃边讨论当前的各项问题。晚饭后，继续批阅公文、电报、或审阅各种有关书籍。

晚11时就寝。

在重庆每逢空袭时，蒋和夫人一同钻防空洞。有时，轰炸之后，他让侍卫人员站在一边，自己在废墟前，来回徘徊很长时间。夫人宋美龄热心于慈善事业，常于轰炸后，奔走救济孤儿或难民。

抗战以来，蒋身体瘦削，看上去很显老，但他的体质很好。在这方面，宋美龄对他的关心照顾起了主要作用。蒋身高不到一米七，并不魁梧，抗战以来又越加细瘦了。但体形结实挺拔，具有果决、刚毅的军人气质。

他的个人办事机构，是侍从室。侍从室从1932年于南昌行营时创办，编归行营。这是杨永泰的建议。侍从室主任为晏道刚。1935年10月，撤销南昌行营。1936年1月，正式将侍从室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立两个处。侍一处主任为钱大钧，二处主任为陈布雷。侍一处为三个组，任总务、参谋、警卫。侍二处两个组，即第四、五组。四组主管政治、党务，五组是侍从秘书组。另设侍卫长，第一任侍卫长为钱大钧，直接指挥第三组。第三组又由警卫股、特务股和警卫大队组成，警卫大队有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一个机炮连组成。大队长为楼秉国。警卫大队中又选出一个连的士兵编成卫士队驻守蒋的官邸，是其亲兵。蒋单独出发时，如不长期驻于某地，只带几个警卫随行。

1938年又增编第六组，主管情报业务。唐纵任组长。属一、二处双重领导。抗战期间，又成立机要组，由毛庆祥兼任组长，其成员必须最为可靠，专门处理蒋介石的来往电报。1938年第五组又主管高级干部的储备、考核、挑选、任用。1939年经陈果夫建议，又成立侍从室第三处，专管人事调查、登记、考核、业务，由陈任主任。第三处又成立七、八、九三个组，分理业务。

蒋的侍从室，实际是蒋的“军机处”，操纵军政实权。蒋通过侍从室指挥中央各机构和地方机构。

1945年11月底，由于美国政府的压力，蒋将侍从室三个处全部撤销，以示政治改革。

抗战中中国的损失

整个抗战包括二十二次大会战，重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战斗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我伤亡官兵三百二十一万五千六百余人，阵亡一百三十二万四千三百余人，失踪十三万零一百二十六人，非战斗人员伤亡八百四十二万人以上。而中国人民直接间接之死伤者，则在两千万人以上，流离失所者为一亿人以上。

日军伤亡约为二百四十一万八千五百二十八人。

中国财产损失：以1937年的美元币值计算，共损失三百十三亿三千零十三万六千美元。当时日本每年收入为七亿七千多万美元，如果日本对此负赔偿责任需要半个世纪才能还清。（以上数字，参考南京国民政府军令部、史政局档案和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八年抗战台湾光复》两书。）

1952年，美英等四十八国旧金山关于对日和约会议中，讨论有关日本赔款问题时，蒋介石未要求日本赔偿侵略造成的损失。当时主要是出于对苏联的提防，欲使日本迅速恢复，以抵制苏联。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交时，也未要求赔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