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胡适的祝寿文章，小册子更进行了严厉地斥责：批评领袖就是反革命。文云：“某刊物批评总裁个人，阴谋毒辣！因为国民革命历史证明，领袖与群众为决定革命事业成败的基本条件。广大革命群众如果一心一德，坚决服从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领袖的领导，则革命事业必获进展与成功；反之必然遭遇到重大挫折与失败。阴狠毒辣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深深了解，所以他们破坏革命事业的一贯策略，就是攻击革命领袖，分化群众对领袖的信仰。”

对蒋氏的这种违反民主政治的专断，美国人是最看不惯的，圣路易城的《邮讯报》发表了专门评论，其中关于《自由中国》和“叛乱”的关系问题有如下明白的态度：

“叛乱的定义是‘意图叛乱，却因公开的行动而无法达之行为’。显然的，在中华民国反对蒋总统就是叛乱。雷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据说曾刊载过那些讨厌的看法。例如，蒋总统的政府太弱，无法光复大陆；党化蒋总统的军队；美国应该监督其对台湾美援的处置，以保障人权。这些意见听起来都不像叛乱，美国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中要说比这些更坏得多的事物”。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傅尔布莱德亦为之气愤，他说：“也许他（雷震）是一个恶棍，但看样子，却像是清算反对党”。

《纽约时报》也发表文章，指出雷震的“真正罪名，非常简单，他打算领导一个对抗国民党的真正反对党。”并说：“自由中国在哪里呢？它自然不在大陆，但也没有在台湾。”

由于国际舆论和美国的压力，蒋只好对国际人士谎说：“已有匪谍在幕后活动”。香港新闻界，更是对蒋介石的如此镇压手段，大力抨击和挖苦。《星岛日报》载文指责蒋氏的作法一如满清末期之倒行逆施。该文说：“天祸中国，六十年风水‘返转头’。庚子年来了，又像六十年前一样，……当年是清朝的末代，措施每多倒逆，戊戌政变，捕杀六君子等，都是末代王朝的衰象。现在正要号召“中兴”，岂可重蹈六十年前的复辙？但是不祥的事接二连三地来，拘捕政治活动者；拘捕出版人；大兴文字狱。可怖之事孰过于此？……”。《工商日报》转载《德臣西报》社论云：“蒋氏统治台湾一天，……不幸的雷震，将会像……张学良一样，不能希望可以获得宽大待遇，……国民党如容许这些措置，应该抹去自己的愚拙饰词，不要把所据的中国小块土地冠以‘自由’两字了。”

蒋氏对于国际舆论和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关于减免雷震刑期的请求，不予理睬，坚持将雷震执刑十年，一天不少。

此外，《时与潮》也因涉及“政治问题”而停刊一年。殷海光亦受迫害含恨而死；李敖、柏杨判刑下狱。一时间，台湾岛上一片安静，只有“蒋总统万风”的声浪起伏了。

严家淦和蒋经国

蒋介石于1960年连任第三届“总统”后，蒋经国晋升为二级上将，具体任职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家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席”、中央常委等。

这时，大陆经济正处于非常困难时期，同时又与苏联关系恶化。1962年后，中苏关系公开决裂。这使蒋极其振奋。1962年5有，他下令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同时在政工干校开设临时战地战务班为“收复”大陆准备干部。国民党的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积极准备“反攻大陆”。蒋还有断接见外国记者，申明反攻计划，他说：“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预。……国军一里弄开始反攻，三、五年内底定全国。”但是广东沿海有一百七十二人先后于惠阳等地登陆被获。

美国年轻的总统肯尼迪立即于同年8月对蒋提出警告，他指出“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并指出蒋氏如反攻大陆是违反《中美协防条约》的，美国反对蒋反攻大陆，将就无法反攻，因汽油、弹约、零件的补给，台湾公有两三个月的储存，只要美国不补给军火汽油，蒋便无法打仗，于是蒋又停止征收“特别捐”反攻大陆的戏，便悄然收场了。

蒋氏为与美国进一步修好，于1963年又派其长子经国访美。经国以政务委员身份于9月访美，公开声明的是会谈“中美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

蒋经同于十年以前曾经访美，但1957年蒋经同为对美国报复，导演了“五·二四”反美事件，和美国关系一直不融洽，这次访美，也有为接班而求美方谅解之意。美国方面，也有了解台湾未来当家人的必要。对小蒋访美活动一直未事声张，采取低姿态，既无公报，也无共同声明，但这次访问缓解了小蒋和美国的关系。

接着，蒋介石便开始为其长子接班而重新组织政府班底。他先于11月召开九届全会，为改组内阁作准备，然后提名严家淦财长为行政院长。陈诚本来病魔缠身，便于九届一中全会后提出辞去院长职，由严继任。

据《联合报》介绍，严氏政绩卓著，颇有才干。但社会舆论，并不谓然。

严家淦，字静波，江苏省苏州人，1905年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38年出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1939年，改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创立“田赋征实制”。后推行全国，对抗战中的粮食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初，调重庆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长，具体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和中英、中加两个借款案的物资之事。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严奉命代表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首批飞抵南京，在何应钦手下协助办理受降事宜。同年12月24日，又奉命赴台北，任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1946年，任“公署财政处长”，兼台行董事长，筹建台省金融机构和体制。1947年，台湾省政府成立时，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省币制改革，并于稳定物价中，获特殊成绩。

1950年初，严任中华民国经济部长，兼“美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3月，又改任财政部长，推行现代预算制度。1955年，继俞鸿钧任“台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任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63年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委。

严待人接物，以宽和忍让为座右铭。凡事，他认为应“退一步想，易地而处”就会消除争执，化干戈为玉帛。他对部署的要求是“公而忘私”或“先公后私”。他认为能“先公后私”，“易地而处”的人，一定生活得愉快，并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

但蒋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他既听话，不会大权旁落，又可以为经国开道。利用他作为过渡阶梯，将经国扶上要职，然后再叫他让出位子来。所以台省说严是个“好人”，但“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

实际上，蒋早已安排就绪。严被提名任行政院长后，怕立法院不通过，便逐门作揖求助。

严上任后，即提名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俞大维）。经国出任俞的副手，当然就是代俞主持国防部。经国又是政务委员，在内阁中和俞同位，更是取代俞职的有利条件。蒋经国又嫁女与俞的儿子，和俞成了儿女亲家，关系更密了一层。这使俞可以更自然地辞职和提名蒋经国继任其职。至1964年1月13日，蒋介石照准俞辞国防部长职，遂提升经国出任国防部长。

1964年2月，副总统陈诚逝世，蒋经国的对手彻底清除了。从此以后，台湾政治生活便完全由蒋氏父子控制，没有任何人可以以元老资格来对抗蒋经国了。

1965年9月，蒋经国以国防部长身份第三次访美。这次访美，是应美国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邀请。访问的本意，仍是向美国修好，为未来掌权台湾做准备。

这一年，大陆爆炸原子弹成功。

1966年3月，台湾又要进行总统选举。当然蒋连任第四任总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副总统。副总统的人选，当时只能是严家淦。3月6日，蒋于九届三中全会上宣言，要提拔新进，并恳切期望总统候选人人选另择，让他专心做党务工作和军事工作。但是蒋仍又被提为总统候选人。

在投票前夕，蒋举行全体“国代”的便餐招待会。并在会上讲话：“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又说：“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最后又对民、青两党客气了一番，他说：“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很客气。一党提名未始不是一种缺憾。”他仍想以民主政治的面目出现，表示他不愿一党专政，希望其他党派也可以竞选总统。

然后，蒋又私下向张群表示，愿张做副总统候选人。张群最知蒋氏之心，赶快推说年事已高，建议以七十岁以下的人任副总统最适宜。但蒋仍分发张群、孙科、何应钦、严家淦四张照片备用。

最后，蒋在三中全会提名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对与会者说：“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短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长处”。这两句话，很有意思，这正是蒋所要求的。投票开始后，严以七十三比七十二被推为国民党候选人。

但国民大会对严家淦却不客气，不少代表要严答复福利条件，否则扬言选举将出现“难产”。投票结果，发票一千四百一十七张，收回一千四百一十六张，严得票七百八十二张。这说明国民大会和国民党内暗中有反对蒋介石的反对派，只是不敢公开。但不管如何，严已当选副总统。蒋死严继后，天下就是蒋经国的了。这时，蒋已为蒋经国的接班准备就绪。

台湾的经济建设

蒋到台湾后，接受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一要改革政治；二要建设台湾，发展台湾经济，以便有立足之地。

1953年以前，他把重点放到农业方面和币制改革方面。币制改革和农业的“三七五”减租以及农业技术改进同时并举。而币制的改革尤为一切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因为通货膨胀不解除，一切建设都谈不上。

蒋在1949年6月15日颁布了台湾省的《币制改革方案》。

方案规定：新台币由台湾银行发行，总数二亿元，以美金为计算标准。对美金汇率为：新台币五元折合美金一元，旧台币则以四万元折合新台币一元。

新台币以黄金白银外汇和可换外汇之物资为准备金。同时设“新台币准备监理委员会”，监督执行和保管。新台币在省内可以通过黄金储蓄办法兑换黄金；在省外，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兑换外汇。

其具体实施办法中，重点是稳定物价，即“为使币值稳定起见，必须增加生产，节省消费，促进进出口贸易，俾省内经济得以稳定，对外贸易收支得以平衡”。

其次是充分配合企业，以促进企业发展。由“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对于外销物资，要促进其增产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并对外销生产事业，予以充分贷款。

新台币面额分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种。辅币为一分、五分、一角、五角四种。

旧台币于1949年12月31日以前无限制兑换。新台币于1949年6月15日正式使用。

同时，农业于1949年4月开始推行“三七五”减租政策。到1953年开始制订第一个四年计划。

蒋在台湾组织各行业的专家们，具体提出了台湾经济建设的总体设想，制定了一系列相应政策。

这些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台省的各个四年计划中。而这些计划的总规划是：

以农业培养工业，再以工业资助和推动农业的发展。先发展容易积累资金和运转快的轻工业和进口替代品，再重点发展出口工业。待积累足量资金后，再适当发展重工业。

以低利率贷款给民营企业，对出口企业则更加优惠。在税收方面，采取税率增长低于生产增长，或不高于生产值的增长率的政策，使企业有利可图。

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吸引外资和华侨资本，到台投资。吸引外资的同时，坚持不妨害或保护民族工业的经济政策的贯彻。

采用沿海与内地均衡发展，互相配合促进的措施。

从1953年到1972年，台湾的经济发展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953年至1960年，为工农平衡发展时期。按照蒋的“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方针进行。其具体目标是：增加农业生产，实现自给自足保证岛内市场繁荣。同时增加农、工投资，达到国际收支平衡。工业方面的重点为生产进口替代品，故以纺织、食品、合板为主要工业品类。这个时期，台省物价趋于稳定。

自1953年到1960年，经过两个四年计划时期，台省工业基础已经建立；工业产品已能满足岛内需要。台省工业便在以上基础上，进一步开辟和拓展市场。

从1961年到1972年，为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可称之为扩大出口和高速增长、高度稳定时期。其平均增长速度，自1964年以后，为11％，属当时世界首位。当时世界最高增长率为718％。

1960年，政府制定了《奖励投资条例》，1961年开始实施，有效期为十年。到1970年，政府认为有继续实施之必要，经修订，再实施十年。

存第二个时期中，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措施，有金融和出口两个方面。金融方面，主要是当局于1960年核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同农民银行复业。1961年6月，将美元汇率调整为一美元兑换新台币四十元。1963年又取消外汇结算证制度，简化手续。1965年，核准外商银行在台设立分行。其中有美国花旗银行、美国商业银行、美国运通银行、泰国盘谷银行等。同年9月，将进口关税税率降低，并逐步放宽进口限制，以推动发展外销中对外国原料和设备的顺利进口。1966年，又在高雄设立加工出口区，直接由外国运进原料，经加工后，又直接将成品自加工区输出外国市场，以减少通关手续。以后又于高雄的楠梓、台中的潭子，成立了加工出口区。

由于经济增长率大幅度提高，出口额迅速增加，而物价却又相当稳定，故第二阶段是台湾经济建设的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蒋介石主持台湾当局的工作，对建设台湾，发展台湾生产力是有重大贡献的。台人民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台湾当局也得到民众的拥护。

1949年4月，蒋政府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政策。减租平均租率为4863％；减租后租率一律为375％，租农收入大大增加。由于租率的降低，使得租地契约激增，很多无地佃农能够租地耕种。同时，全岛地价下跌，水田平均下跌194％，旱田平均下跌423％。这样，佃农收入又增加了1113％。佃农收入的增加，促其购买土地。1949年佃农购地户数为1722户；1953年，购地户数增到28960户。

1951年1月31日，蒋下令在全岛实行土改，1972年基本完。成。至此，台湾自耕农已占农户总数78%。从此台湾农业“{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台湾的工业发展成就是非常显著的，也是巨大的。从1961年到1972年间，其主要成就统计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