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时候，四爷只能和我待在一起。我那时五六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还缺乏逐渐成熟起来的势利和狡猾，而且，我那时大多只能玩一些堆沙城捕蜻蜓之类的游戏，这类游戏是大孩子们不屑一顾的。四爷他在被我的哥哥姐姐们抛弃之后来到我的身边，他有了伙伴，我有了帮手，对他对我，这都是一件快乐的事。我们一老一小，我们手儿牵着手儿朝沙堆走去。我们坐在沙堆上，我们把沙挖下去，堆起来，堆成了一座一座漂亮的城堡，在城堡之间修筑大道，在城堡外栽种各种小树枝，把一方红布高高地系在我们的旗杆上。雾毛毛一般细腻的沙粒儿粘在我们的鼻子尖上，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我们嘴里念念有声，在沙堆上爬来爬去，在我们的城堡中爬来爬去，心里充满了快乐。然后我们去捕蜻蜓。我们一老一小，我们穿过夹竹桃和樟树相间的鹅卵石小道，手中高举着系了活饵的长线。我在前面跑，四爷在后面追。我把手中的线举起来，然后在青青的草地上停住。四爷他就像一只老猫似的，有些生疏和笨拙，蹑手蹑脚地走近。他的脸儿憋得通红。他扑向蜻蜓的样子紧张极了也可笑极了。他从草地上爬起来，把手心里美丽的蜻蜓小心翼翼地露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在他的眼角中看到了泪光。

我相信，在那几年里，我是四爷最好的伙伴，是四爷在这个世界上最为留恋的人。我们是爷孙两个，年龄相差四十岁，我们之间的语言交流简单到了无法再简单的地步，我们甚至可以不需要语言。但我们不仅仅是生命相承受的那种关系，而且是生命相依存的那种关系。黄昏到来的时候，常常的，四爷会从沙堆的那一头越过巍峨的宫殿朝我走过来。他在我的面前蹲下瘦而高的身子，把我抱起来，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然后，我们爷孙俩在落日的余晖中手儿牵着手儿朝家里走去。我们两个人还常常站在飒飒的秋风里，在黄叶飘落的一瞬间，同时伸出手去，把手心中那些诱捕到的美丽的蜻蜓松开，看着它们掠空而去，然后我们扭过头来，相视一笑。

四十年绝对是一个时间的差距，它无法用别的什么来弥补，何况我后来知道了发生在四爷生命中的那些可怕的故事，那些故事离我太遥远，是我完全无法理解的，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止住我和四爷，就像谁也阻止不住阳光和空气一样。实际上，我们比所有的人都更加亲近也更加熟知，我们的亲近和熟知甚至已不再需要语言来沟通。

直到六年后，我读小学六年级的那一年，直到发生了那件撕裂我和四爷生命相依存的那层薄膜的事情，在此之前的所有日子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1936年11月18日，四爷成了古浪战役敌方陷城后留下活口的唯一一名俘虏，并在后来成了西北武装韩起禄五师的一名马夫。四爷那时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太顽强了，那对他来说也意味着灾难的不断降临。一个在战争中没有被消灭的生命是对抗着的生命，而对抗着的生命是注定要遭受命运反复拷打的。比如四爷，他在1936年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古浪战役结束时成了占领军的俘虏，他如果面对敌人破口大骂或者屈膝乞求，那么结果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他被当场杀掉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西北的汉子不喜欢刚烈和谄媚的对手，他们总是用手中的柳叶儿刀片来和这样的对手说话。但是对那种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的敌人，他们就有点拿不准了，他们就失去砍他头的欲望了。他们犹犹豫豫地站在那儿看他，心里想，就让的当马夫吧，瞧的没嘴牲口的样儿，说不准真是个好马夫呢。四爷就这么成了韩起禄队伍中的一名马夫，被带到马夫队里，负责喂养几匹良种的河西骏马。

如果四爷就这么认了，认了命运的摆布，在韩起禄五师待下来，做一名人家指定的马夫，那么情况也不是现在的样子，四爷肯定会在不间断的战事的某一次中战死，就像几年之后与番号一同消失掉的韩起禄五师一样。但是没有。四爷没有那么做。他没有认命。他选择了逃跑这条路。而且，他成功了。他逃出了韩起禄五师。

如果四爷在逃出韩起禄五师之后不那么固执，不死心眼地往家乡走，而是留在任何一个地方，或者山清水秀，或者贫瘠荒蛮，四爷留在那里，先安顿下来，再娶妻生子，如果那样，事情也全然不是如今的模样了。

四爷是在生命的缝隙中穿行的，那么多条道路，那么多种可能，它们中间任何一种组合，都会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人的命运由此就有了重新的解释。但是没有，四爷在稠密如藻的命运迷宫中穿行，他的步子踉跄而执著，他有很多次都从那条路上滑落了下来，但是在爬起来之后，他又重新站到那条命运的小路上去了。他注定地走到了今天。

四爷是在宁夏的惠安堡逃跑的，他带走了韩师的一匹雪青马。这是在古浪他被俘四个月后发生的事情。

四爷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春日里骑上了那匹雪青马。马儿像一朵融不进夜色的云儿，无声地朝村外飘去。直到四爷骑着雪青马涉过村外的一条小河，哨兵才发现走了人失了马。哨兵朝四爷放了一枪。子弹从很远的地方追了上来，有一阵子它超过了四爷骑着的雪青马，有一阵子它又落到了后面，然后，它有些恋恋不舍地跌进了一丛草棵中。

四爷先到了陕西的吴旗，帮人运了一阵粮，然后到了甘肃的合水老城，在那里他把那匹偷来的雪青马卖掉了，和几个被打散的回民支队的伤兵弟兄一起，在乡间做小买卖赖以为生。四爷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告别伙伴们，继续朝东南方向，朝鄂东北的家乡走去。

四爷在朝家乡走去的一路上都在想着什么呢？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骨瘦如柴，像一只长期没有进过食的土拨鼠。他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饥肠辘辘步履艰辛地走着，向东南方走着，向家乡走着，他是否感受到了家乡如歌的山风呢？

可是四爷他并没有回到家乡，就和七年之后他沿着京汉路的方向朝家乡走去却没能回到家乡一样，他在1937年秋天也没有能够回到家乡。在南下途中的陕西三原县，四爷正好碰上了由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这支军队里有一些人是四爷的熟人，更多的人是四爷的老乡，也许是这样的原因，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四爷在三原县停了下来，他在那里再度当了兵，成了一二九师的一名士兵。

从家乡吹来的如歌的山风在黄土高原的三原县突然消失了。这是一次令人茫然无措的失踪。中原无染的风在这里完全改变了样子。这里的风毫无节制，莽莽撞撞，它们把黄尘如同旗帜一般地扬起来，呼啸而过。在这样的旗帜之下，头戴瓦楞帽、身穿灰色军装的四爷和一粒沙子有多少区别呢？

一年之后，也就是1938年的4月，侵华日军为了消灭八路军，解除其后方的威胁，以第一○八师团为主力，集中三万多兵力，自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和邯（郸）、长（治）、临（汾）、屯（留）公路，分兵九路向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进行围攻，企图将八路军一二九师合击围歼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八路军一二九师以一部分兵力的游击力量在内线开展游击战，发动老百姓坚壁清野，主力则跳出合围转移到外线，寻找作战机会。

四爷没有得到那样的机会。四爷在日军的合围中被俘了。

四爷是奉命留在内线开展游击战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他和他的战友们受命牵制敌人的主力。他们边打边往根据地腹地撤。作为一个老兵，四爷早已没有了战场上的恐惧。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了。他使用一支半新的三八式步枪，不断消耗着根据地兵工厂生产的木柄手榴弹和缴获的马尾手雷，出神入化地使用着各式各样的地雷。他在桐峪干掉了两个鬼子和一个伪军，在黄崖洞用地雷把一辆鬼子运粮草的车炸上了天，在左会又用刺刀把一个走迷了路的鬼子军曹钉在了马槽上。四爷那个时候就像一条鱼儿，在春天郁郁葱葱的青纱帐里滑溜溜地游来游去，到处吐着泡泡。四爷是有过这种游刃有余的日子的。可惜四爷的这种日子没有延续多久。围攻开始的第八天，日军突然袭击并包围了左会的一个村庄。四爷和他的一个同伴刚干完了活，在那个村庄里睡觉。房东大爷惊慌失措地叫醒他们时，日军已将整个村子占领，并开始挨家挨户搜人。四爷因为有了一次被俘的经历，这个时候就比他的同伴冷静多了。他迅速地把自己和同伴的武器藏进房东家的麦草堆里，并且开始脱衣服。在日本兵挺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进门来的时候，他们刚好来得及换上房东匆忙找来的便装。他们被带到打谷场上，在那里经过了一道指认。房东和村里的一个孤老头分别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子从人群中领了出来。第二次指认是脱光了衣服进行的，所有男性青壮年都被强制性要求，脱光衣服，查看身上有没有枪伤。四爷有，一处是空山坝战役时腰腹间的贯通伤，一处是强渡嘉陵江战役时左腿上的盲管伤。四爷因此被拉到一边站着。出卖四爷的其实不是枪伤，而是他浓重的鄂东北口音，它一下子就让四爷军人的身份暴露无遗。但是那已经无关紧要了。指认军人身份在那一次的突袭中只不过是一个过场，以备胜利的一方核实并统计战俘中的军事人员数字。实际上，那一次被捉住的青壮男丁无论军民全都被带出了村庄，他们和从别的地方抓来的青壮男丁一道被押解到占领区去做苦力。四爷被指认出来之后很平静，他以为他会被当场毙掉。但是他很快明白过来他错了，他的平静不会给他带来任何荣誉和耻辱。四爷被日本兵在后腰上狠狠打了一枪托，踉跄扑进俘虏堆中。在由一根绳索牵系着并由谈笑风生的日本兵押解着慢慢朝山外走去的人群中，四爷的脸色苍白，他感到一种阉割的疼痛越来越强烈地从他的下身传来。

四爷先是被押往开滦煤矿，以后又被转移到井陉煤矿，在那里当一名井下的出煤工。四爷不是唯一被俘的中国军队的士兵。无论是在开滦还是在井陉，四爷都遇到过一批批被俘的中国士兵。他们有的是共产党军队的，有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有的什么党也不是，只是民间反日武装的成员，他们当中甚至有一些打家劫舍的杆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干的都是井下的活儿，那是最苦最累同时也最危险的活儿。开始的时候他们分出阵营来互相敌视，你咬我我咬你。他们抢棒子饼、抢工棚、抢水、打群架、在井下黑灯处埋伏好，等对方的人过来时用煤块往死里拍，把对方掌子面给炸毁，把在战场上没有消灭掉的对方的人永远埋进地底深处。为了这个，日本人毙了几个领头闹事的人。后来，俘虏们不内讧了，他们发现内讧下去吃亏的只有中国人自己，而其实无论是国共还是土匪杆子，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小日本龟孙子，他们再互相斗下去只会让那些龟孙子们更加瞧不起。他们也许是一些俘虏，也许不能把那些龟孙子们怎么样，但他们至少可以不内讧，至少可以少给那些龟孙子们找点乐子吧？

四爷在开滦和井陉一干就是六年。没有人注意，他是一个在任何方面都不出众的人。好几次煤矿里发生了俘虏集体或个别逃跑的事，这些事有的成功了，大多数没成功。成功的自不必说，没成功的，要么被追兵撵上打死了，要么被追兵抓了回来，抓回来的结果也是死。日本人把逃跑俘虏的死尸挂在井口上，用来警告众人。那些死尸几天几天地挂在那里，被风吹得晃来晃去，日益风干，人们上下井的时候从他们身下默默地走过时，他们就像有些累了，要掉下来砸在人们怀里似的。而所有的这些逃跑事件都与四爷无关。四爷就像是一个丧失了欲念的人，甚至就像一个对生与死都不再计较的人，对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漠然无视。人们都这么想，但人们错了。

1944年春天的时候，井陉煤矿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暴动，联合起来的俘虏们策动了四百多人参与了这场以集体逃亡为目的的暴动。他们以一部分人组成敢死队，用码尺锄、钉镐、铁铲和手提矿灯做武器，把矿上的几个日本把头捉住当人质，控制了警备队，占领了主、副井楼和扇风机房，然后掩护大部分人进入井下，通过事先找到的废弃的通风竖井逃出矿井。这是一次悲壮而又不成功的暴动。因为一支日本军偶然性地路经煤矿，到煤矿来为车辆加油，暴动被过早地发觉了。日本军队杀掉了全部的敢死队队员，而逃出井外的三百多名俘虏，绝大多数也被捉了回来，当场给枪毙掉了。有一批逃亡的俘虏躲在一截废井里不肯出来，日本人就炸毁了那段矿井，把俘虏们活活地闷死在了里面。

四爷没有参加那次暴动，他在暴动发生的时候正害着浮肿，人躺在窝棚里爬不起来。四爷听见急躁的日式歪把子枪由远而近的扫射声，然后是近在耳畔的俘虏们的叫骂声和三八大盖枪清脆的射击声。四爷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他瞪着空洞的眼睛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盯着蛛网密布的天棚。有一阵他用手去摸身边的一只瓦斯检测灯，但他没有摸着。他徒劳地颤抖着耷拉在地上的枯干的手，听着耳边的枪声渐渐稀疏下去，然后他昏然入梦。

四百多具尸体，堆起来码成了好几座山包，血水连续几天都没能断流。焚烧和掩埋的工作一直持续了好一段时间，连四爷这样的重病号都被驱赶起来，参加处理暴动者死尸的工作。四爷在那个过程中始终在咳嗽。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有一阵连血都喷出来了。他那个样子，和那些躺成了一堆永远丧失了呼吸的俘虏们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四爷失踪了，他从刚刚发生过大逃亡并且被残酷镇压掉的井陉煤矿逃了出来，消失在夜幕笼罩下的灌木丛中。他是怎么从警戒严密的井陉煤矿逃掉的人们不得而知，他为什么会选择在同伴们的尸臭味还没有消失的时候采取再一次逃亡、而且是独自一人的绝望逃亡，人们也不得而知，人们只知道他是真正地逃掉了，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可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