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日后反复寻思的一个症结了。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它无法让人理喻同时也无法让人释怀，它给人种种的暗示，它们全都让人感到沉重。那个疗养院，临湖傍水，环境幽静，是很适应人们挨过残缺生命最后一程的，实际上它的作用就是如此。在那里面住着的，全都是被战争之手撕裂过的生命。他们肢体不全、器脏不齐或者神志不清；他们坐在轮椅里，躺在床上，有的终生再也不能坐起来，只能在天气好的时候让护理员抬到走廊下晒一晒太阳，就像翻晒一件一时用不着又不能丢掉的物品似的。四爷在战争中多次负伤，他有好几次被子弹击穿过，至于被弹片刮掉一块肉这样的轻彩，那就无计其数了。但是四爷的肢体是齐全的，他的脏器是齐全的，应该说，他是囫囵个儿地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他把自己关进荣军疗养院，和那些残缺的生命关在一起，他是为了什么呢？战争把他的什么给打碎了、撕裂了、消解掉了呢？

我后来知道，四爷三次被俘的事，头两次是他自己说出来的。没有人知道在古浪城和辽县的那个村庄里发生了什么，它们在消逝了的历史中太普通太平常，而历史从来就没有把一个普通人的遭遇当成过一回事。只有四爷，只有他自己把它们当成了一回事，当成了委屈和耻辱。他实际上是吃了太多的苦。他的生命是在那些斑驳陆离的历史中受到了轻薄和嘲弄。他因为独自承受它们而觳觫不止。他把不说出它们来当成一种忘却，他把说出它们来当成一种倾诉。

1953年6月，四爷和第二批志愿军战俘一道手捧鲜花回到了祖国。火车驶进安东的时候，所有的战俘都流泪了，大家一起手挽手唱起了志愿军军歌，有的战俘泣不成声，哭得昏死过去。四爷是那种长久不能开口说话的人当中的一个。他的精神比身体更为虚弱。他在战俘营的后期已经有些精神失常了。走出战俘营和回到祖国这两件事都让他承受不住。他手中捏着半块祖国慰问团送给战俘们的月饼，把自己贴在车窗玻璃上，一边啜泣着，一边贪婪地盯着窗外的田野看，然后他就把自己窝进窗帘中，慢慢蹲下去，揪着窗帘抽搐起肩膀来。

在后来的甄别过程中，四爷像个急于对母亲倾诉的孩子似的把一切都说了出来，包括1936年在古浪和1938年在辽县的两次被俘遭遇。四爷结结巴巴地讲述着。四爷真是一吐为快了。四爷讲完之后就号啕大哭起来，他的那些同志们也哭。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可以经历和承受这么多的苦难。他们为此忘记了自己经历的折磨和屈辱。他们走过来，把四爷的肩膀搂住，大家就像一娘生的亲兄弟一样互相揩拭起泪水来。

1969年的一天，我看见我的父亲发了一通火，它和四爷的三次被俘经历有关。父亲当时被解职在家闲居，奶牛场的两名干部来外调四爷的情况，父亲把他们给轰了出去。在轰他们出门之前，父亲情绪激动地冲他们嚷道：“我们这些人，我们谁的经历简单过？我们想简单我们能简单吗？历史是个鸟历史！它把一切都弄得乌七八糟！你让我们活在历史中的这些人怎么办？你怪得了谁？”

四爷把说出他的历史当做一种倾诉。他不能承受生命中的这种黑色秘密。它们像噩梦一样沉重地压迫着他，使他喘不过气来。他的倾诉是为了忘却的倾诉。四爷是站在悬崖边上的。他以为那些滚滚涌来的白云是可亲可信的。他毫不设防地朝那些白云扑过去。他穿透白云朝深渊下跌去的时候，心里充满了遭到遗弃与背叛的困惑和疼痛。

对于四爷来说，他的归宿只可能是一种了。

我在前面提到过，我说我不明白，我的父亲为什么要阻止四爷回到家乡的土地上去。我这么说，首先是我知道，1961年那一次四爷从贵州北上时，他本来要回到东冲村去的，那才是他的目的，他在长沙下了火车，提着一件简单的行李，像大多数行色匆匆疲惫不堪的旅客一样走出车站广场，他只是想看一看他在长沙工作和生活着的一个侄儿以及他的孩子们，然后他会转车继续北上。长沙不是他生命的目的地。是我的父亲用一次我们谁都不知道内容的谈话终止了他的回乡之行。

我有一种偏执的认识，我认为四爷的一生中，有过三次重返家园的举措，可三次都没有成功，它们都是在半途中被遏制住了。而1961年的这一次，比1937年和1944年的两次更具有终极阻止的意义。我这么说的背景情况还有一个，那就是我知道很多事例，这些事例中的当事人全都是战争中受到过不同程度伤害的人。他们当中有些是身体受到了损害，有的是信心、尊严和人格受到了损害，比如自卑、自暴自弃、孤僻、怯懦、绝望、暴戾，他们后来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去，他们回去了，得到了抚慰，他们几乎全都重新活过来了。我固执地认为，如果当年四爷真的回到了东冲村，回到了家乡七彩的土地和如歌的山风中去，他一定会摆脱战争带给他的那些深深的损伤，终究快乐起来的，他甚至能够恢复成家乡土地上最好的种田人。

但是没有。

没有。四爷最终没有回到家乡，他这一辈子都在朝着家乡的方向走，他每一次都与家乡擦身而过，并且失之交臂。他在晚年的时候，索性走进了荣军疗养院。在和平时代的一个角落里，他把自己固定在战争最后的一点残败的记忆中了。我们知道，一个人在求生不得的时候往往索性求死，可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才会不生不死地活着，而且把自己和家乡对立起来呢？

现在我们到了问题的关键之处，父亲他为什么要阻止四爷的归去？

有两个最为可能的回答，前者是亲情，后者是荣誉。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是相信前者的，也就是说，我是相信亲情的。这一对年龄相仿的叔侄，这一对儿时亲密的伙伴，他们是血脉相通、生命根系的。我相信父亲在四爷到达长沙的那一天高兴得都有点失态了。他大声地吩咐勤务员去割肉沽酒，大声地叫出我们兄弟姊妹来给四爷磕头请安。他哈哈大笑着，用力拍着我们的屁股，

像炫耀他的牲口似的把我们一一介绍给四爷过目。他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不断地碰倒桌椅板凳。他太兴奋了。他是觉得他的另一条命被他意外地寻找到了。

那天晚上，喝得微醺的父亲和四爷关在父亲的书房里彻夜长谈，他们谈到了一些什么呢？我相信谈话的内容只会是亲情。父亲执意地挽留下四爷，全是出于亲情。他不让四爷回到家乡的土地上去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简家的直系亲人，那里太苦太穷，而我的父亲，他是要把四爷供起来，供成老简家最后的老佛爷，让他在生命的后半截子里，好好地享一下福。

我是在若干年后，在我成长之后才想到了后一种原因的。我们在渐渐长大之后会发现亲情并不可靠，它们总是在用一种温馨的面孔来欺骗我们，让我们麻醉。但我们毕竟会觉醒过来，我们终究会明白，就像长大了的狐狸会被父母撕咬追赶到荒原中去，就像角马父子会为争夺同一个伴侣而大打出手，我们会为了自己的追求把亲情丢弃在尘土和血泊之中。尤其在长大之后，我们自己也会变成追撵儿女的狐狸和与父亲争夺情侣的角马。

那一年我被要求填写一份内容详尽的家族档案表。我得以第一次用排列法来总结我的那些家族的男性前辈。我在填完这份表格之后为他们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感到吃惊——

……

二爷简乾通，1927年11月在黄安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39年9月在晋西战死；

三爷简乾人，1928年3月在木兰山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1935年9月在南返草地时失踪；

大伯简定豪，1930年6月在光山参加红一军，1934年4月在通江保卫战中阵亡；

二伯简定杰，1931年4月在新集参加红四军，1937年2月在倪家营子战役中阵亡；

三伯简定英，1932年3月在苏家埠参加红四军，1939年2月在河南阵亡；

……

毫无疑问，我们老简家的这些男性前辈，他们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光荣军人。他们无论是对家族还是对军队，都是前赴者，都是壮士英烈，都足以令他们阵营一方的历史生辉，令后来者骄傲。他们和四爷是完全不相同的两种经历者。四爷也是军人，但是四爷是那种不称职的军人，因为他有过三次被俘的经历，他的历史就被玷污了，他的人生就被弄得极其复杂了，他在任何人面前都有一种不干净的感觉了。所有的人都可以蔑视他、唾弃他、主宰他，包括他的侄儿——我的父亲。

1961年在长沙的那个晚上，茅台酒让久别重逢的父亲和四爷醉意陶然。他们把自己关在父亲的书房里。他们谈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们谈了一些什么呢？我相信他们在那天晚上谈到了各自离开家乡后几十年的经历，当然，主要是四爷谈，因为他是长辈，因为他的经历比所有人的都复杂，还因为他真的想对亲人倾诉。我相信四爷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的。而我父亲则坐在那儿自始至终用力攥着双拳，眼眶里噙满泪水，为四爷的悲壮经历欲哭无声。

但是，当这一切都结束之后，当黎明到来的时候，我的父亲从激动中慢慢得以平静，回到现实中来。他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荣誉——简家的荣誉和军队的荣誉。我相信父亲——和所有的传统的中国军人一样——看重的是荣誉而非亲情。他下意识地做出把四爷留在我们家中的决定，是不想让四爷回到家乡的土地上去，不想因为四爷尴尬的经历让家乡的人们对军队以及老简家的荣誉有任何轻薄的怀疑。父亲他把四爷留在我们家中，他是把一段他没法应付的历史和一个人活生生的生命同时给禁闭起来了！

四爷在1933年离开家乡之后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去，一次也没有。故乡纯粹的落日每天都在进行着，它们在黄昏到来的时候是最为庄严的圣典。燃烧了一天的太阳此刻是那祥和慈爱的样子，它从大别山的银杏树梢上滑落下来，徐徐浸进举水河里，整条举水河在那一刻淌金流银，万珠跌扑。但是这一切，都与四爷没有关系了，至少在他此生的现实生活中他是与家乡割裂了。

我从军队转业回到这座城市之后，去荣军疗养院看望过四爷几次。我们坐在那里，坐在太阳下面，近处有休养员在护理员的搀扶下甲虫似的慢慢挪过，稍远处便是鱼贯而过的湖风，如果什么也不想，把眼睛闭上静静地听，甚至能听见风中新鲜的鱼鳞互相碰撞的叮咚声。我们坐在那里，谁也不说话，看院子当中的铃兰和美人蕉，看围墙边的白头翁。这么坐上一阵子，我就起身告别。当然告别只是我单方面的。我说四爷我走了。我就走了。沿着长长的走廊朝院子的大门走去。四爷他从来不表示什么。他甚至看都不会看我一眼。他会依然坐在那里，看铃兰和白头翁，一直到日落的时候。

我在走出那座用红砖墙砌起来的院子时心里想，四爷他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他一年到头一句话也不说，他是在想着什么呢？或者他是在拒绝中等待？日落每天都会发生，日落的时候，天色变幻无穷，那一刻，在他耳旁掠过的，会是家乡的风吗？

四爷如今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仍然活着。我常常在想，我对历史固执地翻找其实是徒劳的，那只是我的困惑我的诘问，四爷他从未言语。可是我想，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的。我还想，总有一天我会忍不住的。其实这件事已经发生了。有一次，我和妻子在厨房里做饭，不知怎么说到了四爷。妻子说，你的四爷，他比那个疗养院别的人幸运，他起码不是个残废，看他的样子，有希望比所有的人都活得长久。我那一次就忍不住。我说出了埋藏在心里很久的念头。我说，不。我说，谁说他不是个残废？他比残废更惨。我说，如果对他来说真的有什么幸运的话，那就是死亡。我说，我希望他早一点死去，这是他唯一的解脱，他不应该承受这么多的苦难，他一辈子都没能主宰自己，他难道连死都不能主宰么？我的泪水开始淌下来，越来越多，我把削土豆皮的刀子丢到一边，让自己靠在门上，泪流满面。妻子有些吃惊地看着我，但是她很快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像一个优秀的心理医生一样，走过来，张开怀抱搂住我，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说，没什么，没什么，这是都市综合征闹的，你只不过是太紧张了，放松一点，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你会好起来的。我把她从我身边推开。我流着泪。我说，你错了，我真是那么想的，我真的希望他早一点死去，我愿意拿任何现世的利益做这个交换。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做着一个相同的梦，在那个梦里，四爷他真的死去了，人们在早上发现了他，人们给他收殓时在他的手中发现了一样东西，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一株带着泥土的庄稼……

我说完这些，便号啕大哭起来。

请你记住，在我的家乡东冲那片干爽的土地上，四季都有新鲜的山风从大别山深处吹来，它们畅畅快快地在田野上奔跑，一路如歌。因为如此，因为如歌的山风四季不断，我的家乡总是显得湿漉漉的，变幻着红花草的味道、油菜花的味道、麦穗的味道和番薯藤的味道，它们在整个四季都让人陶醉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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