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她和她丈夫的时候，我十岁。

那一年我父亲带着我们全家搬进了一个新院子，成了院子里的居民。

我们家是随着蔡司令一家搬进那个院子里的。我父亲是蔡司令的司机，他为蔡司令开了十几年的车。我父亲最先是开美式道奇，那还是在打仗的时候，后来不打仗了，换了三十马力的福特，再后来就改成苏联的伏尔加，因为不但不打仗了，路也越修越宽敞了，这种二十一型的嘎斯车跑起来既平稳又舒适，比较适应心宽体胖的人乘坐。蔡司令就属于那种心宽体胖的人，当然他年轻的时候不这样，他年轻的时候身材瘦小，肌肉结实，曾经背着一杆七斤半的汉阳造泅过金沙江，爬过夹金山，走过川西草地。蔡司令年轻的时候喜欢骑马，那时候他还不是司令，他骑马骑得很好，能在马背上打瞌睡，这大概和他小时候放过牛有一定关系。蔡司令当上司令之后就不骑马了，改为坐汽车，而我的父亲是一名老资格的司机，他车开得相当的出色，最主要的是他能把车开得既平稳又威风，这样他就成了蔡司令的司机。

蔡司令很器重我的父亲，他由衷地对我的父亲说：“老唐你是我的腿。”蔡司令这么说是有道理的，战争年代有一句俗话是这么说的：兵撑一张嘴，官撑四条腿，说的是当兵的得有东西吃，只要有吃的，就能撑住打仗；而当官的不怎么担心吃的问题，当官的只关心自己的坐骑，因为他们要高瞻远瞩，还要观察阵地，没有坐骑你还高瞻远瞩个什么，你还观察个什么，你屁也远瞩不了，屁也观察不了，所以战争年代闹饥荒的时候，当官的要杀马，做警卫员的全都会含着泪搂着马头说：“首长，要杀你就杀了我吧，千万不能杀马，马杀了你怎么办？”说的就是高瞻远瞩的问题。

蔡司令不骑马之后改坐车，原来的马夫不能用了，我父亲就成了他的新马夫。蔡司令对我父亲这个马夫相当不错，他从来不用马鞭抽我父亲，他还亲自做媒为我父亲说了对象，也就是为我父亲说了我母亲，如果蔡司令不为我父亲说我母亲，那就不可能有我了，就算有，那也不是目前这个我，而是另外一个我，从这个角度上讲，蔡司令他是我的恩人，我应该感激他。

蔡司令不管调动到什么地方，都要带上我的父亲，蔡司令经常调动，我的父亲也就经常跟着他到处搬迁，在我十岁那一年，蔡司令又一次调动，他的全家搬进了一个新的院子，这样，我们家也跟着搬进那个院子里了。

那个院子很漂亮，像一座花园。实际上，它就是一座花园，是我出生之前一个姓刘的大资本家建的园林式别墅。院子占地十几公顷，十分宽敞，生长着很多高大挺拔的樟树和梧桐树，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有几个碧绿的小池塘，被一条弯弯曲曲的鹅卵石小路连缀着，池塘里长了大片的荷叶和大朵的荷花，一些黑色或者红色的大鲤鱼在花叶下懒洋洋地游来游去，有时候它们停下来不动，你就以为那是花叶的倒影，悬在水面上，还有一些色彩好看的翠鸟，在池塘边上的柳树丛中跳上跳下，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

在院子的树丛和池塘之间，坐落着一些漂亮的小洋房，它们差不多全是青石基座白墙红顶的，隐藏在树荫花影丛中。我对建筑一窍不通，不知道什么是罗马、哥特或者巴洛克，我只是觉得它们像积木一样，很美丽。这些积木似美丽的小洋房全是独门独院的，互不关联，平时都关着门，无声无息，没有人走动，房子的四周一般都种着一些花木，比如合欢、海棠、黄兰、含笑，它们各自长各自的叶，开各自的花，结各自的果，也是互不关联的。有时候院子里刮过一道风，风把这些植物的花香搅和到一块儿，让人感到迷惑，觉得有什么不对之处，有什么秩序被破坏了，但是风这家伙总是来得很快，去得很快，让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破译这样的迷惑。

那些积木似美丽的小洋房里住着一些神秘的人，他们和蔡司令一样，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军阶很高的军官。他们一个个都很严肃、目光炯炯，像老鹰一样，从来不对人露出笑脸。他们大多很魁梧，穿着笔挺的英国呢制服和布鞋，如果是冬天，爱在肩上披一件水獭领礼服呢皮大衣，挺着胸，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让我们这些做孩子的很敬畏。他们一般不怎么注意我们这些孩子。他们对我们这些孩子没有多大兴趣。当然这并不是我所说的神秘，我说的神秘是他们这些人的经历。他们打过仗，杀过人，负过伤。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被撕裂过，埋藏着一些让我们一想起来就会感到莫名其妙兴奋的金属零碎。他们喘气的时候轰轰隆隆，你就觉得台风快要来了。他们用眼睛看什么的时候那件东西就会颤抖，散发出焦煳味，如果是一片树叶，那片树叶很快就会痉挛地枯萎掉。我们想学着他们做，但却做不到，无论我们怎么大口呼吸或是瞪着眼睛，天空依然很晴朗，树叶依然翠绿欲滴，这让我们十分沮丧，我们就会一边咳嗽一边想，他们怎么会做到这一点的呢？

那些积木似的小洋房很美丽，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它们的美丽与我无关。我从来没有住在这样的小洋房里，我甚至很少有机会走近它们，我们的家住在蔡司令家的小洋房的后面，那里有一栋红砖黑瓦盖的小平房，我们的家就住在那里。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我父亲是蔡司令的司机，蔡司令十分器重他，情况就是这样。

我和蔡司令的小女儿旗子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伙伴。我们俩同年生，都是十岁，这样即使长到一百岁还是同年。我们还是同班同学，她是学习委员，我是劳动委员，都是当干部的。我们还一起念儿歌：董存瑞，十八岁，参加了革命游击队，炸碉堡，牺牲了，他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还念别的儿歌，但主要是念这一首。

我和旗子关系很好，因为我们老是拌嘴，像一对不依不饶的小冤家。我念儿歌比旗子念得好，主要是我的声音比她大。我扯着喉咙大声喊，像一匹伸长了脖子的小狼崽，这让旗子无法匹敌。旗子比不过我就恨恨地说：“有什么得意的？还不是我爸爸让你上了学！”她说的是实话，我读书的那所学校是一所军官子弟学校，像我这种司机的儿子本来是没有资格进这种学校的。我很喜欢这个学校，我更喜欢看旗子生气的样子，她一生气小鼻子就会往一边歪，脸上的雀斑像星星一样明亮，样子很可爱。我有一个计划，我准备长大以后把旗子娶过来，让她做我的家属。这是军队里的说法，也就是让她做我的妻子。我这么想，并不是因为旗子长得很可爱，有可以往一边歪的小鼻子和明亮的雀斑，类似的优点别的女孩差不多也都有，我主要是很喜欢家属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让你感到这件东西是属于你的，好比弹弓和玻璃弹子，是可以由你来支配的。我喜欢旗子来做我的家属而不是别的什么女孩，如果是别的什么女孩，我也许就会考虑是不是要家属了。我肯定会器重旗子，就像蔡司令器重我的父亲一样。我会真诚地对她说：“旗子你是我的家属。”我还会大声地对她说：“我们的孩子，他们想上哪所学校就让他们上哪所学校，谁也管不着！”这是一个美好的憧憬，它使我着迷。不过我还没有和旗子商量过这件事，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做我的家属。但是我很有信心，因为我和旗子老是吵架，就像蔡司令和旗子的妈妈一样，他们老是吵架，谁也不让谁，有时候他们还动手，把对方抓扯得稀里哗啦，可见经常吵架的人总是很亲密的，一般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一方都会是另一方的家属。

我们搬进院子的第二天，我正在一片樟树林子里用桃树胶粘知了，旗子匆匆跑来了。

旗子惊惊咋咋地喊：“大头！大头！快去看！”

我举着长长的竹竿望着天上说：“你咋呼什么呀，把我的知了都吓飞了。”

旗子用巴掌扇着风说：“是你的知了呀，你叫它试试看，看它答不答应你？”

我往天上一点一点地送竹竿。我叫：“大头的知了，大头的知了。”然后我把竹竿收回来，吱呀一声捏住了一只肥硕的知了。

我得意地说：“怎么样，是不是我的知了？”

旗子皱皱鼻子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只破知了吗？”

我说：“你拿一只破知了出来给我看看？”

旗子说：“大头我不是来和你吵架的，我是来带你去看一样东西的。”

我说：“什么东西我也不看，我粘知了。”

旗子说：“你待会儿还可以粘。”

我说：“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

旗子说：“什么事？”

我说：“让我闻一闻你的嘴。”

我和旗子吵架的时候，旗子老说我嘴里有一股怪味，很臭，我自己闻过，确实如此，后来我用很多牙膏来用力刷，一天刷三遍，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多少。旗子很得意，她说她的嘴是香的，我不信，她就让我闻，她闭上眼，长长的睫毛扑闪闪的，张开两片桃花瓣似的粉红的嘴唇，我伸长了脖子，贴过去一闻，果然，她的嘴里有一股清甜的香味，像杏花，很好闻。我闻过旗子的嘴之后有好几天没精打采的，不想和旗子吵架，后来我老想闻她的嘴，但是旗子很吝啬，总是不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说：“怎么样？”

旗子说：“我给你看裙子吧？”

我说：“随便。”

旗子用双手撑起她的花布裙子，踮起脚尖，手一撒，转起圈儿来。旗子的花布裙子很漂亮，旗子和她的花裙子转起来就像一只美丽的花蝴蝶。我手中的知了受了蛊惑，一鼓肚子，吱啦一声叫了起来。

旗子转了十几圈，停下来，脸儿红扑扑地喘着气，说：“咱们走吧。”

我说：“往哪儿走？”

旗子说：“看东西呀。”

我说：“我又没有答应你。”

旗子说：“好呀你骗人！”

我说：“我说随便，我又没有非要看你的花裙子。”

旗子气得跺脚，咬牙切齿地说：“好吧闻吧，香死你，香死你！”说罢闭上眼，张开嘴。

我很得意。我闻了旗子的嘴。我闻过旗子的嘴之后就不得意了。旗子的嘴仍然是很好闻的清甜香，这让我沮丧，而且我立刻垂头丧气，不想和旗子争吵了。

旗子命令说：“走吧。”

我就乖乖地拿着竹竿和知了跟着旗子走了。

那就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和她丈夫的情意。

她很年轻，个子小巧，有点单薄，梳着齐颈短发，穿一身剪裁合身的列宁装，脚上是一双自己做的连袢布鞋，像个刚从学校里毕业的女学生。她长得很好看，眼睛幽幽的，很大，喜欢抿着嘴笑，一笑就用手背掩住嘴角，好像一个害羞的孩子。她的丈夫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军官，人很高大、健壮、充满英武之气，脸色酱红，浓眉大眼，神情严肃。他们两人站在一个池塘的边上，在看池塘里的鱼。她站在他的前面，他站在她的身后，他比她高出一个半头，这样就使她显得更加小巧，真的像一个大孩子了。她斜斜地依偎着他，他便沉稳实在地把她护着。她弯下身子，拾起一片柳叶儿来，丢进池塘里。池塘里漾起一圈涟漪，几只黑黑红红的大鲤鱼迅速地游过来，去啄那片柳叶。她快乐地笑了，用手掩住嘴角，仰起头来看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没有笑，但是他低着头，很爱怜地看着她，分明是欣赏她的样子。

我们躲在池塘对面的太湖石后面，我和旗子。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坐了起来。

我说：“你是让我来看他们吗？”

旗子说：“是的。”

我说：“可是你说错了，他们并不是一件东西，他们是两个大人。”

旗子说：“你说得对，他们是两个大人，可是有时候你偶尔这么说一说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妈就这么说我哥哥，你这个不学好的东西。”

我说：“你要我看他们什么呢？”

旗子说：“你不觉得他们很奇怪吗？”

我想了想，说：“是的，他们是很奇怪。”

旗子说：“所以我才去叫你，我觉得他们比你的知了有意思。”

我说：“他们有什么地方奇怪呢？”

旗子想了想，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就扛着我的竹竿子走掉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又看见了她和她丈夫几次，有时是旗子拉我去看，他们在池塘边看鱼，或者沿着鹅卵石小路散步，有时是我碰见的，我在树林子里粘知了，她和她丈夫散步过来，沙沙地踩着松软的青苔和落叶。她和她的丈夫相亲相爱，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出来的。她很依恋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很疼爱她，他们的关系十分亲密，不像院子里其他的那些夫妇，老是磕磕碰碰的。他们很少出门，住在属于他们自己的那栋小洋房里，只是偶尔走出他们的小洋房，到院子里来散步。他们散步的时候，通常是手牵着手，这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院子里别的夫妇，他们大都不散步，他们即便在一起走路，也都是男的挺胸昂首，甩着手大步走在前面，他们的妻子则踩着小碎步在后面远远地跟着。而他们不同，她和她的丈夫，他们手儿牵着手儿，就像一对命运相系、休戚与共的人儿，像故事里那一对在干涸的沙漠上互相用嘴中的最后一点泡沫去滋润对方的鱼儿，牵系着，慢慢地往前走。他们的样子本来没有什么相同之处，比如说，她个子小巧，他个头高大；她身子单薄，他身材魁梧；她年纪轻，他上了年纪；她很活泼，他很严肃；她爱笑，他总是紧闭着嘴。但是他们手儿牵着手儿，踩着落叶慢慢地往前走，情况就变了，你就觉得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们是同一个生命。

有一天，我正在一片樟树林子里粘知了，我在对付一只红翅膀的大肚子知了，她和她的丈夫散步过来了。他们停在我的身后，看着我把竹竿一点一点地往上一伸，我很紧张，而且有点兴奋。我把那只红翅膀知了粘了下来，那真是一只好知了。她说：“小鬼，送我一只知了好吗？”我说：“没门。”我冲她扮了一个鬼脸，撒腿跑走了。她在我身后掩着嘴笑，然后牵着她丈夫的手继续往前散步。

我对旗子说：“他们还拉着手，真恶心。”

旗子说：“我一点也不觉得他们恶心。”

我说：“他们都这么大年纪了。”

旗子说：“那又有什么？”

我说：“那你敢不敢让我拉你的手？”

旗子说：“你休想！”

我说：“还是。”

旗子想了想，说：“除非你把手洗干净。”

我跑到池塘边去洗手，鲤鱼见了水动，以为是熟人，都游了过来，我拿柳叶丢进去，它们就慌忙游开了，我吃吃地笑，觉得很好玩，可等我洗了手回去的时候，旗子早就溜掉了。

以后的几天，我对她和她丈夫有了不少了解。我知道她的丈夫姓李，院子里的人都管他叫大老李，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学生，后来投笔从戎当了兵。她叫什么我不知道，恐怕院子里的人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都管她叫“那个女人”，这肯定不是她的名字。有一次我在林子里粘知了，我听见他们散步过来，他管她叫言，我喜欢言这个名字，我在以后也这么称呼她。言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学生，是教会学校的学生，言现在三十岁了，已经不年轻了，言的年轻是相对于大老李的，和大老李在一起，她就像一个孩子。言这样的孩子，院子里也不会只她一个，院子里有好几个家属，她们也是这样的孩子，她们比她们的丈夫要年轻得多，只是她们嫁给她们的丈夫之后，生活过得很知足，全都变得臃肿邋遢了。言却消瘦，收拾得干干净净，轻轻盈盈的仍是个孩子。言也不像别的家属那么粗门大嗓地说话，高兴的时候拍大腿，她说话细声细气地，像林子里悄然穿过的风，她笑的时候抿着嘴，用手背掩住嘴角，很害羞。其实她人长得很好看，笑起来更好看，用不着拿手去遮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