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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日本及留日学生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孙中山在其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大半时间过着“海外流亡”的生活。从1895年到1924年的30年间，孙中山先后14次到日本，累计侨居日本达九年之久。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小团体为基础，联合了留日学生和各界革命同志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领导人除孙中山先生是公认的领袖外，其余都是留日学生。此前在1902年冬天，留日学生秦毓鎏、董鸿非、叶澜、冯自由等人在东京成立了“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是留日学生中第一个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爱国革命团体。留日学生们以“革命排满”为宗旨，一边积极向日本和西方学习，一边掀起了一系列的保国体、争人格、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运动，包括反对日本阴谋瓜分中国的历次运动，留日学生都勇敢地站到了斗争的前列。正是留日学生的爱国义举影响了国内的革命进程，工、农、兵、学、商各界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终于迎来了民主革命的高潮。

孙中山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中国要强盛，日本便是一个好模范。”“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孙中山以日本为中国革命的基地，也的确得到了一些日本友人的鼎力帮助，比如出生于武士之家的宫崎寅藏。1897年9月，他第一次与孙中山会面，便为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所折服和感召，其后自愿以自己的身份作掩护，秘密为革命党人购买军火，积极帮助和参与同盟会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1900年，李鸿章企图以谈判为借口诱捕孙中山，宫崎寅藏毅然代替先生前往广州与李鸿章谈判，从而挫败了李鸿章的阴谋。

孙中山一直幻想日本能帮助他实现复兴中华的梦想。然而，恰恰是日本政府在辛亥革命中充当了最积极的反革命角色；恰恰是日本两度驱逐了孙中山；恰恰是日本在武昌起义迅速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向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提出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建议；恰恰是日本几次增加在北京、天津和山海关的日本驻军，以武力阻止革命波及华北、东北；恰恰是日本对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予承认；恰恰是日本进行了“满蒙独立”的阴谋活动；恰恰是日本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够了，日本在19、20世纪对曾经是它的“恩师”的中国所干的丑恶之事真是罄竹难书。再往前追溯到丰臣秀吉时代，联系当下日本政界、“鹰之会”等头面人物的言行，近现代史上各个时期总有些事使日本对中国人来说，听起来真难以容忍。

据史料记载，1895年春，孙中山会同陆皓东、郑士良等联络广州一带的会党、绿林和营勇，准备在农历九月九重阳节时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用暴力推翻反动腐朽的清廷。由于香港的杨衢云准备不及、组织不周，加之叛徒告密，起义归于失败，陆皓东等人被清廷所捕，英勇就义。孙中山被迫辗转澳门、香港，于11月12日抵日本神户，很快又移居横滨，继续从事反清救国的革命活动。

清田决定去横滨探访当年孙中山的活动遗迹，即使时间已过去百多年，世间已斗转星移，人非物亦非，但站在那故址寻找和体味当年的遗迹，时间的隧道依然能给人以真切的感受和心灵的震荡吧。

美智子听说了清田的决定，主动提出陪清田同往。

两人是从东京坐东海道本线的新型磁悬浮列车去的横滨。坐在舒适宽敞的车厢里，眺望窗外飞驰而逝的宜人景致，清田感慨不已。从明治维新算起，日本100来年至少三次跻身世界前列，创造了一流的成就。第一次是以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为标志，日本作为亚洲唯一能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国家首次战胜了西方国家；第二次是在1931年，作为一个野心急剧膨胀的帝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战端，侵略亚洲多国，偷袭珍珠港，最终落得可悲的下场，但另一方面又得承认，没有一定的实力是不行的；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仅用了十几年，就从战争的废墟上恢复了元气，走上了经济和科技强国的道路。日本民族的韧性和再生力的确令人敬佩。如果不是日本人骨子里深藏的妄自尊大的心态和天生的岛国生存心理（怀疑与危机混合的心理），加之最遭人痛恨的对历史讳疾忌医的痼疾，日本的前途本来是不可限量的。这似乎是上天的安排，让日本这样一个“两极”优劣分明的民族诞生、繁衍在岛国上，永远漂浮在茫茫大洋之中，时刻提醒它不要忘乎所以，否则天谴就将降临。反过来，如果让日本民族生存在大陆，倘若它依旧钟情于称霸的梦想，它岂不成了世界上比希特勒还要疯狂的战争魔鬼，四处不断挑起战祸？或者，它也就没有了坚韧的意志和永不服输的性格了。由此说来，日本天生就是一个悲剧性的角色：有宏大理想又不能实现超角色的抱负，它只能雄踞世界，而绝不能雄霸和领导世界。它的所有优点都得益于它的缺点，一旦它的缺点不存在了，它的优点也将丧失。

想到这些，清田的心里豁然亮堂。当初，日本明治维新后，一批又一批中国的有识之士东渡扶桑，诚心、虚心向日本学习，除了变革图强的志向驱使外，是否在心里也早已参透了日本的本质了呢？所以才能以宽厚、平和之心对待那些张狂地鄙视中国的日本人。就像一个学识渊博、定力深厚的得道老者以仁德之心对待一个初出茅庐、口出狂言的毛头孩子。自己也应当有这样的胸襟才是。清田对自己说。

“清田君，你们中国人天生一副智者沉思冥想的样子，总爱沉湎于哲思和历史。我们日本人就不是这样，我们更乐于从自然中得到灵感和启悟。我是自然主义者，我喜欢天然的山水，厌倦人为的一切。”美智子望着清田一脸严肃的样子笑着说。

“其实我也跟你一样喜欢寄情于山水间。你别看我是搞历史的，内心却时常想逃离它，可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逃离的，你说对吗？”

美智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到了东海道本线横滨站后，两人出了站又换乘横滨线的车到山下町。横滨港码头林立，货轮比肩接踵，在港口进出穿梭，整个港区一派繁忙。山下码头位于港口的东南，当年只是一个小码头，1895年秋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到了横滨，最初住在山下町居留地一百三十七番馆，次年8月底移居到银钱兑换商温炳臣家位于一百二十一番地的一栋西洋式二层砖楼。孙中山在山下町住了相当一段时间，并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原文经印刷店成立了兴中会。然而，今天它们早已沧桑巨变。不过，山下町的中华街却发展起了好大的一片，华人的餐馆、茶社以及从中国大陆和台湾来的工艺品、文具用品、土特产、轻工产品商号鳞次栉比，热闹非凡。虽然清田在日本留学过几年，但过去对横滨并没有多少真切的认识。他拿出地图，按照地名录上的说明找到了当年孙先生租住过的旧址。当年的寓所早已被重新建起了一座商业小区。清田站在街心，四周人声鼎沸，车辆川流不息。在这种环境下，清田原先设想可以好好找寻并体味“革命历史”的心境是无论如何也酝酿不出来了。清田只得揿动快门，拍下几张照片，以做日后的展览和资料之用。美智子来了情绪，要求也给她拍几张。她摆出很夸张的姿势，那么近那么顽皮地瞅着清田，令清田嗓子直发紧。

“我们一起照张合影吧。”美智子提议，清田自然没有理由拒绝。

美智子叫住一个过路的中年妇女，自己大大方方伸手搂住了清田的腰身，把头亲昵地靠在清田肩侧。

“请那位先生笑一笑，再笑开点，别板着脸，对，就这样，好。”中年妇女拍完，露出羡慕的神情。“真是幸福的一对呀！”她居然就这么说了，弄得清田哭笑不得；美智子呢，颇为扬扬自得。都说日本女孩很开放，清田第一次有了真切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