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要去普劳森湖监狱？”我的德国老友翻起她灰色的眼睛向我确认，见我点头，她说，“那好，我们去。”

从十字军山出发，经过梯尔园，看到一家一户的土耳其人纷纷在草地和湖边野餐，依稀传来的，是他们家乡那种缠绵的音乐。经过被烧过的国会大厦，看到外地来的，外国来的旅游者排着长龙，等待上国会大厦的玻璃圆顶去看柏林市容。经过六月阳光下的静静的住宅，小花园，星期天关门歇业的商店，星期天柏林真正住人的地方，通常都静得像没有一个人一样，停在街边的汽车上落了干树叶，看上去是星期六落下来的了。这是一个普通的宁静的周末，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柏林六月下午，一些街区在这个周末封了路，有的是为国际音乐节，有的是为同性恋嘉年华，还有的是为少年无动力车设计比赛。我们白色的老捷达车在阳光下的大街上开着，远远地，还在一座桥上，就见到绿树下面红砖的大房子，是十九世纪中叶柏林流行的那种样子，红砖头砌的，听说是为了好看又省钱。那就是在柏林有名的普劳森湖监狱了，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它就是监狱，现在它还是监狱。而在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时代，这里关押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和欧洲人，这里的监狱行刑室处死了2500个犯人，用绞架和断头台。当时在行刑室工作的职业刽子手是个壮汉，听说他总在嘴上叼着香烟，他处死一个犯人，可以拿到六十马克的津贴。在1944年9月普劳森湖监狱的“血腥之夜”，他靠津贴就可以发财，那一夜他参加处死了186个普劳森湖犯人，八个犯人一队，上绞刑架。如今我们要去的，是在原来的行刑室里建立的纪念地。

那是间红砖的平房，因为年代久了，墙上的红砖已经有点发黑。不像德国别处的老砖房，墙上常常爬满了常青藤，这房子四周什么也不长。院子里倒是长着高高的树和草，难得的，在六月的院落里没有看到玫瑰花树。但是看到了一个石头做的骨灰罐，里面装着1945年苏联军队到柏林时，从德国各地的监狱里清理出来的犯人骨灰。但我想，那石头罐子里面肯定不会有普劳森湖监狱的犯人的骨殖，因为他们被处死后，尸体都被马上送到医学院去，当了那里的教具。他们大概不会有骨灰留下来的。因为在波兰的奥斯维辛死亡营我已经见到过用骨灰粉做的沙漏，所以经过石头骨灰罐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很大的震动。但是也想，犹太人死亡营里有自己的骨灰，德国的监狱里也有同样的东西啊。

一条平常的小路绕着房子，我们向小路导引的地方走去。这房子看上去更像一间锅炉房，或者放园艺工具的院子里的工具间，或者小仓库。我们能听到自己的鞋底擦着平地的声音，还有外面远远的大街上，车轮经过的沙沙声。四周就像柏林的礼拜天那么静。

我看到了高墙对面的楼房，一时不能确定那栋房子是否就是从前的死亡屋，在英国飞机轰炸柏林以前，那栋靠行刑室最近的牢房里，关着的是第二天清晨要被处决的犯人，他们在那里的小牢房里度过自己的最后一夜。整夜，他们都被绑着双手。监狱里的人，把那栋房子叫做死亡屋。在1944年9月，这房子被晚上的空袭炸毁，当时，里面有三百个人正在小牢房里等待他们的绞刑。在空袭的夜里，也是普劳森湖监狱加快处决犯人的夜里，犯人们在死亡屋和行刑室中间的空地上等着，有一次飞机就在附近投炸弹，刽子手暂停了绞刑，把等待在外面的犯人都送回到死亡屋里去，等待空袭警报解除以后，重新开始。那天工作得晚了，他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才结束自己的工作。

我看到了一扇打开的木头门，于是我们走过去。突然就到了行刑室内。室内很昏暗，而且冷。劈面看到的，就是一条结实的钢梁，上面吊着六个粗大的铁环，然后我意识到，那大概就是绞刑架上的钩子，用来拴绞索的。它们后面有两扇圆圆的长窗，窗外的阳光像刀片一样明晃晃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树叶也像刀片一样明晃晃的。那树十分高大，该在这里长了几十年了，当它还是棵细细的小树时，它大概就从窗外见识过行刑室里的情形吧。它在窗外的风里轻轻摇动，但是奇怪，站在室内，听不到一点树叶的声音。寂静像一只有力的大手那样紧紧将人按住了。好像能听到一个带着柏林口音的阴沉的、一丝不苟的声音，在宣读人民法庭的死亡判决书。对反对希特勒的人，无论用任何的形式，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共产党员，在火车上对人说希特勒是蠢猪的毛头小伙子，帮助青年逃避当兵的修女，因为太饿而偷了商店东西的法国少年，想要谋杀希特勒以结束战争的贵族军官们，统统由柏林的人民法庭经过三个法官的审理，签发了死刑判决书，由行刑室的职业刽子手执行死刑，然后将死刑的过程写成文件，上报给人民法庭备案。通常他们是被绞死的，也有的人上了断头台。在房间中间的水泥地上，我看见一个大大的下水口，用结实的铁网罩着的，要是用断头台杀人的话，那些喷薄而出的鲜血大概要顺着这个下水道流下去吧。那个柏林的修女艾米·菜登，帮助青年逃避当兵，然后被发现了，被送到这里，在监狱的劳动营里工作了几年以后，等来了人民法庭对她的死刑判决，6月9日，柏林春天中的一天，她死在行刑室的断头台上。我在墙上的陈列物里见到了她的行刑报告，她很安静，刽子手只用了几分钟就完成了。她的尸体也被送到柏林的医学院去当实验品了。

现在，这里什么血迹也看不到了，也没有断头台陈列。也看不到绞索。闻不到血的腥气，也闻不到那个普劳森湖监狱的职业刽子手爱抽的香烟的气味。光光的地上，放着一个鲜花做的花圈。地上到底还有一些看上去可疑的痕迹。还有我们的影子，被大门外的阳光长长地投到行刑室纪念地的地上。

这里没有别人。

当年的死亡判决书和监狱的文件静静地陈列在墙上的玻璃架子上，用1940年的老式德文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导致了这里2500个犯人的被处决。连照亮它们的灯都是静静的，没有通常灯发出的轻微的电流声。当年在普劳森湖监狱工作的天主教神父，为每一个将要去行刑室的犯人做最后的祈祷，后来他回忆说，在三百多个犯人被处决的“血腥之夜”里，犯人们无声地站在行刑室和死亡屋之间的空地上等待，什么声音也没有，只能听到两个神父在犯人中的祈祷声。我相信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总是这样静的，那是一种酷厉的静。墙上的文件里总是说，绞刑和砍头，通常是在几分钟里安静地、有秩序地完成了，绞死86个参加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政变的那些陆军中将和上将的时候，安静地完成了。绞死刚满十八岁的法国少年的时候，也是安静地完成了。马丁·尼尔缪勒也在这里被安静地处死了，他留下了一段着名的语录：“当纳粹带走共产党人的时候，我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又带走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我又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当他们带走犹太人的时候，我还是保持沉默，因为我也不是犹太人。现在，当他们带走我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能对此提出抗议的人来了。”那是他在普劳森湖监狱里发出的最后的布道的声音。我的朋友在为我翻译他的话的时候，突然热泪盈眶。“每次我重复他的话，我的心都很难过。”她说。

普劳森湖监狱发信给死刑犯的家人，通知他们执行了死刑，同时寄给家属的是两张清单。

一张是死刑犯留在监狱里的遗物清单。菜登修女的遗物清单被陈列在墙上，她留下了2439帝国马克的零用钱，3570帝国马克的劳动津贴。还有信夹一只，手袋一只，发刷两把，手帕九条，手套一副，发夹一只，大衣两件，袜子四双，护领一根，衬衣一件，茄克两件，裙子两条，衬裙三条，睡衣两件，裤子四条，乳罩一只，梳子一把，羊毛衫两件，毛巾两条，男式衬衣一件，紧身胸衣一件，两套礼服几件衣服，这些都一个不少地留在清单里，她临刑时指定了一个叫列保尔德的女士继承她的遗物。她可以凭这张清单从监狱里拿到这些东西。

另一张清单，是家属必须支付的死刑费用，包括死刑判决费用300帝国马克，将判决书递送到家的邮资270帝国马克，给检察官付的费用8160帝国马克，关押在监狱等待判决的住宿费一天15帝国马克，关押在死亡屋的看守费用一天15帝国马克，还有执行死刑时的费用15818帝国马克，最后一项，是把付费通知和清单寄到家里的邮局收费012帝国马克。一个陈列在行刑室墙上的死亡清单，家属一共要向监狱支付76680帝国马克。

说起来，也真的是一丝不苟的秩序。在“血腥之夜”的第二天，监狱就发现因为死刑判决书改用电话口头传达，出现了错误，有些名字相近的人被误杀。于是，普劳森湖监狱正式向下达死刑判决书的部门要求不再用电话，恢复书面的死亡令，免得再出现类似错误。

我和我的朋友望着那些白纸黑字上的文件和申诉，惊异地笑出来。“哈！”那突然响起的短促笑声，像受惊的中国麻雀一样惊恐而迅疾地飞上行刑室寂静的屋顶。不晓得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文件更荒谬。

行刑室纪念地里看不到一张照片，不像在奥斯维辛死亡营的墙上，满满的都是犯人进死亡营时的照片，到处都是明知屠杀逼近时大睁的眼睛和雪亮的眼神。可我在原来的陆军司令部7月20日政变指挥部原址的纪念馆里见到过许多照片，那些都是参加政变的德国人的照片，也用了满满的一面墙。那都是些德国人严肃的脸，是诚实、阴郁而骄傲的灰蓝色的眼睛，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处死在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里。他们被行刑的过程，被拍成纪录片，在德国军队中播放。但是，甚至在那样的脸上，总是会想到从前关于二次大战的电影里纳粹的样子，许多人穿着那时的德国陆军军装，他们是德国的职业军人，参加了许多次战争。那次政变中军衔最高的，是隆美尔元帅，他率领的德国军队曾经是最英勇善战的，政变失败以后，他在希特勒的劝说之下自杀，使深受德国人信赖的隆美尔元帅起意谋杀希特勒，以结束德国注定要失败的战争这样的事实得以掩盖，保护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信任。自杀的还有贝克上将，在7月20日晚上，知道刺杀希特勒失败的消息，他就在陆军司令部的办公室里自杀，但是他没有死成，他听到院子里盖世太保枪杀他的下属的枪声。然后他被严刑审讯后，死于普劳森湖的绞刑架下。他的办公室现在成了同样寂静的纪念7月20日政变的纪念馆，他和他的同僚的照片静静地挂在墙上，望着来参观的人。在那里还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照片，他们中的一些人，穿着军服，但没有戴帽子，轻松地笑着，抱着自己的金发的小孩，肩上靠着自己穿了花连衣裙的年轻的妻子，那也是幸福的一家人，在树林里过自己的假日。

而那时候，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正日夜赶往奥斯维辛赴死，成千上万的圣彼得堡人正死于九百天被德军围困的大饥荒中，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正死在欧洲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德国建筑和德国人被夜夜不停的英国轰炸机炸成碎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这些。

我的思想变得混乱了，我应该在普劳森湖监狱行刑室的寂静中想到这些吗？

那地方是那样寂静，像一只大手紧紧将人的心按住一样的静，像要捏碎一只小鸟一样的静，像一个没有开始解开的死结那样静，像一个从来没有被猜出来的谜语那样静。

2500个人死在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里了。

这个六月，是我第六次到柏林来，但是，是我第一次到这个几乎称不上是个小博物馆的纪念地来参观。九年以前，我去了达号死亡营，八年以前，我去了奥斯维辛死亡营，而在一个月前，一个在上海的德国问题专家给了我普劳森湖监狱的地址，我才知道这地方，才请老朋友带我来这里，在我们一起去了柏林不少地方以后。我和我的老友一言不发地离开那里。

在高墙外面，我们找到被太阳晒得滚烫的车，等车里热气散出来的几分钟里，我们看到了纪念地门口那条单车道的小马路的路牌，就是死在行刑室断头台上那个修女的名字。

“原来菜登路，是用她的姓来命名的。”我的朋友说。

小马路上没有人。

“为什么都没有人提起这地方，也没有人来，柏林的旅游书上也不介绍。”我说。

我的朋友说：“按照大家的想法，是我们德国发动的战争，我们要多说自己的错和责任，不应该多说我们的痛苦，我们德国人的被杀，与犹太人的被杀，就不那么重要。而且，而且，”我的朋友伸出一只手指来强调，“也并不是有许多人对这样的地方感兴趣，大家到柏林来，更愿意去看漂亮的地方，宫殿、博物馆、咖啡馆，不想过一个痛苦的六月的礼拜天下午。”

在我们就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辆车停了下来，一对男女往四下里张望，不知道他们是找不到入口的地方呢，还是他们走错了路。如今繁花似锦的德国到底还要走多久，才能从希特勒的影子里走出来呢？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可那条离开阴影的道路，看起来仍旧是那么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