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28日的夜晚，我是在西藏日喀则的一家医院里度过的。

我在这家医院采访，提出想和护士一起值班，院方一口答应了。于是这天夜里，我就在外科病房守着。虽然已是5月底，但在西藏，在西藏的夜里，天气依然很冷。我抱着一杯热茶，守着炉子，和护士小殷聊天。

小殷是个北方姑娘，个子高高的，脸庞红扑扑的，健康开朗，也善谈。我问她在外科当护士是不是比其他科更累呢？她说那倒不一定，但比其他科的的紧急情况多。比如5月12号那天，是护士节，我刚参加完医院的歌咏比赛，还来不及看分呢，就来了个急重病人，我只好跑步到科里，跑得比唱歌还要喘。她说话的时候笑眯眯的，像在说一件好玩的事。“什么病？”我问。“车祸。”她说，当时情况可糟了，瞳孔一大一小，昏迷不醒。现在呢？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还是嗜睡，腿肿得发黑，我用热水给他泡也缓不过来。我们给他上了特护。主要是车祸之后没及时送来，又冻了一下。如果不是一个道班工人发现，可能就没命了。肇事司机逃逸了。

我想，这个姑娘不知见过多少生死了。我又问，你们什么时候最忙？小殷说，每年年底。为什么？小殷笑道，新兵进藏啊，总有大批患高原反应的。把所有病房都住得满满的。怪不得她笑，她一定认为我这个老兵应该想到这一点。

我们聊了一会儿，小殷看看表，说马上要到休息时间了，她得去查房。我便和她一起去。外科总共有十来间病房，大部分房间已熄灯休息了。走到其中一个黑了灯的病房时，小殷推开门打亮灯说，喏，就是靠窗户那个。我看过去，床上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床头柜上干干净净，只有一个大概是用来喝水的玻璃瓶。我说，没人来看他吗？小殷说，他一直不说话，我们也没办法通知他家人。小殷走过去，给他掖了掖被子。他就像荒原上的一根草，我忽然想，小殷她们，就是照在他身上惟一的阳光了。

我们关上灯退出来，走到一间亮着灯的病房，见几个兵在玩儿扑克。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兵将两只胳膊架空，抬得很高，小殷像幼儿园老师吆喝孩子们那样大声说：“睡了睡了，不想睡就给我搓棉球去！”几个兵并不害怕，嬉笑着说：“好啊，好啊，只要你肯。”小殷说：“快关灯了！每天都不自觉。”几个兵就把扑克收了。动作倒是快，几下就上了床。小殷发现还少了一个，就问：“17床呢？”几个兵说：“不知道，可能看电视去了。”小殷生气地说：“看我怎么收拾他。”

我们回到护士办公室。窗户上竟然有只苍蝇，到底是夏季了。小殷拿起一张旧报纸向它靠近。我说：“你进来这么多年了，有什么最难忘的事吗？”那只苍蝇往上移了移，小殷够不着了，只好脱了鞋踩上凳子。踩在凳子上的小殷说：“它也缺氧，飞不动。”小殷“拍”的一下，把苍蝇给拍死了，给我的感觉拍的不是苍蝇。小殷又说：“最难忘的事？一下说不上来。”

我知道自己这个问题问得很笨，但它是个可以讲故事的问题。小殷从凳子上下来，把报纸扔进字纸篓，然后很仔细地洗手，好像刚才她是用手抓的苍蝇。

“有一年冬天，”小殷开始讲故事了，我知道会这样。怎么可能没故事呢？小殷说，“其实还不是冬天，刚10月底。下了一场大雪，特别大，可以算是雪灾了。我们医院送来了5个被冻伤的军人。那时候我还在手术室，并且怀着孩子。5个伤员里，有4个军官，1个士兵。他们是在探家回来的路上，遭遇这场大雪的。上路先是迷了路，然后又陷住了。他们就下来步行，路是走对了的，但还是全部冻伤了。”我问：“不走不行吗，不能就在车里等吗？”小殷终于洗完了手，一边擦一边点头道：“厉害。5个人送来后，分别被截了肢，有的是脚趾头，有的是脚后跟，最厉害的一个截了小腿。”“不截不行吗？”我再问。“不行，”小殷说，“那样会一直坏死上去，影响到健康肢体。”

我不再问了，心里有些难过。

小殷给我的茶杯加了水，说：“知道不，那个截了小腿的，是我的朋友，一个军医。”一个军医？我心里一动，“他叫什么？”

小殷说了一个名字，是我不陌生的。

小殷说：“当年我们一起到内地医院进修过。他进修医生，我进修高护。他人特别好，当时如果没有他，那几个人可能会伤得更厉害。”

我看看小殷，觉得她很平静。这中间应该有故事的。我想，如果他们是恋人呢？那会怎么样？那可能就会有个有些悲壮的爱情故事。不过我又想，这样的爱情故事除了我这种所谓的作家，谁会喜欢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想问她。她和他之间，有故事吗？小殷没察觉我的心思，继续说：“他们后来恢复得都不错，很快就出院了。我那个朋友结婚后，还带着他的妻子、孩子上医院来看过我们呢。住了三个月的医院，和我们医院所有的人都有感情了。那个兵后来也结婚了，他是写信告诉我的。”

我正想不出该怎么开口，走廊上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小殷职业性地跳起来冲出门外，很快就没了人影。我也跟了出去，看见医护人员簇拥着一辆担架车进了急救室。过了一会儿小殷跑过来对我说：“要输血，我得去叫护士长。”我知道护士长住在医院外面，就说：“我和你一起去。”小殷说：“好。”我俩拿上电筒就往外跑。

天很黑。西藏的夜晚通常都有大月亮，但偏偏这天晚上没有。我和小殷互相拉扯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出医院。路上小殷告诉我，送来的是个小战士，施工时开挖土机，挖土机翻了。小战士本来可以跳下来的，但他想保机器没有跳，结果被压在了机器下面。“伤重吗？”我问小殷。小殷说：“肯定重。6点受的伤，一直昏迷到现在。”“6点就受了伤，那为什么现在才送来？”“太远了，100多公里的路，路况差，天黑还不能开快。”“他们部队在哪儿？”我问。小殷顾不上回答我，因为护士长家已经到了。护士长是个藏族人，家就在医院外面的一所藏民院子里。小殷冲着院子喊道：“护士长！护士长！”最先回应她的是狂吠，接着灯亮了。“走吧，我们回去吧。”我说：“你不等护士长出来？”她说：“不用等，她会马上来的。她已经习惯了，经常被我们半夜叫醒。”

果然，我们刚回到科里，护士长卓玛就来了。卓玛一来就上了等在那里的救护车，到附近的采血点采血去了。小殷告诉我，他们医院每次输血时都是现去采集，因为没有好的贮存设备。医院为此在当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献血人群，以备急用。

救护车消失在黑夜里。我想象着汽车开进寂静的村落，一些村民从梦中惊醒。他们爬起来，他们一定都是些健壮的农民，披上衣服，纷纷到车上去献血。他们也许会问，是谁受了伤？也许不会问，已经习惯了。或者他们根本就还在睡梦中，在睡梦中就将他们的鲜血融入他人的身体，挽救一条生命了。

我为这个想象感动，想说给小殷听。回头看，见小殷正伏在桌上，急匆匆地为那个伤员办理住院手续。我一下觉得自己真是个局外人。对小殷她们来说，这也是稀松平常的事了。只需要工作，不需要想象。

我凑过去看，看见了那个伤员的名字和部队代号。我随口问这个部队在哪儿？小殷说在羊卓雍湖那边。我心里一惊，又问，那边就他们这一个部队吗？小殷说：“你去过？”我说很多年前去过。

那时我第一次进藏，从拉萨到日喀则的公路还没有修好，只能走一条土路，那条土路就要经过羊卓雍湖。那可真是条名副其实的土路，不仅车外尘土飞扬，就连我们坐的吉普车内，也弥漫着灰尘。我们的嘴里鼻孔里全是土。后来我们4个人加上司机，停车在湖边吃了一顿饭，是干粮和罐头。如果不是留下一张照片，我就把这事给忘了，我是说在湖边吃饭这件事。照片上的我手上拿一把小刀，是用来当筷子的。

但我之所以感动兴奋，不是因为我曾经去过羊卓雍湖，而是因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我的女友，她听说我经常去西藏，就拜托了我一件事，要我在方便的时候，替她打听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她曾经爱过的男人。她说她已经和他失去联系多年了，只知道他进了西藏，在羊卓雍湖某部队当军医，其他一切概不清楚。

可是我此次进藏，所有的行程都不经过羊卓雍湖，新路修好后，去日喀则已用不着走那条土路了。所以女友拜托我的这件事，就被我放了下来。这个小战士的突然出现，让我想到，会不会在偶然之间，就打听到他了呢？

这就是我兴奋的原因。我忙问小殷：“送伤员来的人呢？”

小殷说：“到食堂吃饭去了，他们为了赶路，一直没吃饭，饿坏了。”

“是什么人？”我又问。

小殷说：“不知道，我没注意。怎么了？”小殷终于感觉到了我的异样。

我说：“没什么，我想打听个人，也是个军医。”小殷“哦”了一声，没太在意，我也就没往下说了。毕竟这是女友的心事，我不便到处张扬。我开始等待，等待那位军医，略有一些焦急。

女友和这位军医，读大学时在一个城市，但不在一个学校，她念的是师范，军医念的医学院。军医比她高一个年级，因为两人是同乡，彼此的父母认识。父母就让军医多关心帮助她，军医是个好男孩儿，很听大人的话，每到周末就去关心一下她，比如带她看电影、带她吃饭。有时军医班上搞活动，他把她带上。军医是班长，且成绩很好，个子高大，相貌英俊，总之具有让女孩子动心的一切优点。我的这位女友自然而然就生出了爱慕之情。可要命的是，军医已经有了女友，像他这么优秀的小伙子是不可能闲置的。我刚才说他带她去这儿、去那儿，有个前提，常常是和女友一起带着她的，好像她是他一个丢不下的小妹。我的这位女友就很痛苦。

“那时候我就只有暗恋他。”这是女友的原话，“一直暗恋，没有勇气表达，也没有机会表达。我很惨哪！”女友告诉我时，满脸笑容，她夸张地说，“我们这种人，只有暗恋的份儿啊。”

我知道她能够这么无所谓地说出来，证明此事带给她的伤害已经过去了。她是个既漂亮又聪明的女人，还有一份儿助长优越感的工作，伤害男人的可能大大多于男人伤害她的可能。我也就没去安慰她。我只是说，如果你现在见到他，会对他说起这段感情吗？她说不，当然不。说出来就没意思了。不如留着回忆。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出，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尽管她不打算对他说起这段感情，我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他，让他们恢复联系。让他们曾经动人的感情有个更动人的延续。我就是这么个人，对所有美好的爱情都很热衷。曾经看到一个女作家的文章，她说她一看见那些谈恋爱的男女，就觉得他们有病。我知道这是因为她被爱情或者说被男人深深伤害过，但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一说法。就我而言，任何时候我都喜欢看到有人相爱，喜欢听到感人的爱情故事发生。也许我爱爱情。

我想我如果在这样一个夜晚打听到了那个军医的下落，我那位女友一定又会夸张地移动她漂亮的五官的。

等了好一会儿没消息，我有些坐不住了。我对小殷说：“他们怎么吃那么长时间的饭啊，要不我们上手术室去看看？”小殷说：“我这儿走不开，要不你自己去看看？就在二楼。”

我就上二楼去了。手术室黑着灯，显然手术已经完成了。可伤员送到哪去了呢？我想找个人问一下，却四下无人。

我一间一间病房找，终于在走廊尽头，发现一个亮着灯的房间。我走过去，一个护士正好出来，我问：“今晚送来的那个小战士呢？”护士说：“就在这儿。”我进去，见小战士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输血的，导尿的。让人看着心悸。床边还趴着一个人，好像睡着了。

这时一个老兵走进来。我问他：你们是xx部队的吗？老兵说是。我又说，那么那儿有没有一个叫xx的军医？老兵朝床边那个人努努嘴说，他就是啊。他就是军医？我就像里写的那样，吃惊地张大了嘴。老兵说：“对呀，去年才调到我们卫生队的。”

我万分惊讶，或者说万分惊喜。尽管事先有一种预感，但真的不出所料时，我还是惊讶得有些心跳。这样巧合的事，是需要天意的。用我一个作家朋友的话说，是需要上帝插手的。我毫不掩饰我的惊喜，我说：“太巧了，我就是想找他呢！”老兵有些疑惑地看着我，我连忙主动介绍说：“我的一个好朋友和你们军医是同学，很多年没联系了，托我打听他呢，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老兵释然了，但并不和我一起惊喜，也许他觉得这很平常。他说：“原来是这样。等会儿他醒了我就告诉他。”

他醒了？意思是我现在还不能叫醒他？我不解。老兵看出来了，说：“他太累了，刚才吃面的时候就睡着了。让他再睡一会儿。”这我相信，在我们说话的过程中，军医始终没动一下，睡得很死。可是，我真是想马上叫醒他。我留下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大概事由，还有女友现在的单位和电话，就离开了。我一再嘱咐老兵，他一醒来就告诉我，我要和他说个重要的事情。

回到外科值班室，见小殷坐在炉子边上看着书，我马上就和她说了我的巧遇，小殷说这么巧？我说可不是，简直出乎我的预料。小殷在看一本材料，马上要考职称了。但她还是放下书来和我聊天，她说：“你女友和那个军医，他们谈过恋爱吗？”我说没有。

“确实没有。准确地说，爱过，但没有谈过。”

我忽然想到个问题，说：“小殷，我想问你个事儿，可能有点儿冒昧。”小殷说：“没关系，你问。”我说：“刚才你跟我说的那个冻伤的军医，原来你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他喜欢过你吗？”

小殷好一会儿没说话，说出来的却是答非所问。她说两个人都在西藏，成家以后麻烦太多了。我有些明白她的意思了，仍期待着她再说点什么。“对孩子特别不好。”她又说。我仍没有说话。“如果不是我们家反对的话，我们就结婚了。”她终于说。

这似乎在我的预料之中。我说：“那你看到他冻伤的时候，怎么想？”

“我有些后悔。”小殷说，“也许他和我结婚，就不会冻伤了。”

“为什么？”我问。

她说：“不为什么，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看出了她难过，尽管她的语气很平静。我没再说话。心里也难过起来。我忽然想，在这样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我竟一下遭遇两个军医的爱情故事，尽管我前面说，我喜欢爱情故事，但并不排除我会为爱情难过。

我不是个坚强的人，难过的时候我总想逃避。可我不知该怎样逃避。

也许我只能逃开这个话题了。

我说：“刚才我上去，看见那个受伤的小战士浑身插满了管子，他脱离危险了吗？”小殷说：“眼下生命危险倒是没有了，但很惨。”我问：“怎么了？是不是要成残疾？”她叹息说：“还不是一般的残疾，他把睾丸压碎了，也就是说，他这辈子再也不能生育了。也不能如常人那样过性生活了。”

他这样，他才19岁啊，就在突然之间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他还能遭遇爱情吗？他的父母还有别的孩子吗？当他醒来之后，发现这一切时，会是怎样的心境呢？

我发现本来我是想逃避难过的，但却陷进了另一个难过。这一回无处可逃了。

小殷见我不再说话，以为我困了，就说，你去睡一会儿吧。我看看表，凌晨一点半的样子。我说算了。她说：“去吧，那边有个我们平时休息的房间，白天是向阳的，不太冷。我给你找两床干净被子，你可以睡上几小时，7点钟我叫你。”

她这么一说，我还是真困了，连打了几个哈欠，眼泪也出来了。我说：“那我就去睡会儿。如果军医来了，你就叫我。”小殷说好的。

脚上暖着小殷给我灌满了热水的输液瓶，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时，走廊里传来一阵嘈杂声。我拉开灯看表，7点多了，不明白小殷为什么没有叫我。我连忙爬起来穿好衣服走出去，见小殷一如我睡前的样子，坐在值班室里看书，好像我离开的只是一瞬间。

她抬起头看见我，说：“怎么起来了？我还想让你多睡会儿呢。”我说：“你一直在看书？不困吗？”她说习惯了。我忽然想起，问：“那个军医呢？还在睡？”小殷说：“不知道，他一直没来过。”我觉得不对劲儿，马上咚咚咚地跑上楼去了。

跑到那间特护室，我看见那个小战士仍插着各种管子躺在那儿。但守在他身边的已不是军医，而是那个老兵了，我连忙问：“你们军医呢？”“走了，4点钟走的。”我大吃一惊，怎么走了呢？他不知道我要找他吗？老兵说：“知道，我告诉他了。”“你把我的纸条给他了吗？”老兵说给了。

我很失望，怎么会这样？早知道如此我就不睡觉了。

老兵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说：“喏，这是他留给你的。”我连忙接过，打开看，上面是龙飞凤舞的一行字：对不起，作家，来不及和你见面了，我必须8点以前赶回部队，没其他医生了。谢谢你，我会和她联系的，也请你把我的电话和地址转告给她。

我想，总算留下了电话和地址。

我放好纸条，走过去看小战士，看这个19岁就遭遇了重大挫折的孩子。不知是不是麻药的作用，此刻他的脸上毫无痛苦的表情，安详，平和，充满稚气。我心里默默为他祈福着，然后默默地离开了病房。

太阳升起来了。尽管是在西部，太阳还是升起来了，把天地照得通明。1998年5月28日的夜晚就这样过去了。这个夜晚发生了多少我没有想到也无法重复的事情啊。但在这之后，一切依然那么平静。

我走出医院，到街上的邮局给我远在北京的女友发了一张明信片。我简单地告诉她我昨夜的遭遇，最后我说，我是因为你才遭遇这个夜晚的，但这个夜晚对我来说，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你了。我把一张小小的明信片写满了，然后意犹未尽地丢进了邮箱。

丢进去后我才想起，我忘了写上那位军医的地址和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