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想起小时候生病。一生病就闹得全家不安宁。一般地说来，我不生小病，要病就病得波澜壮阔。这时外祖母就跪在蒲团上，求观音菩萨保佑；然后按照一种古老的风俗，乒里乓啷地摔碗，为我祈祷平安。而我的母亲，在我整个生病期间，便不吃不喝，整夜整夜地不睡，坐在床边守护着我。即使是寒冷的冬天，她也不肯上床，拿一本书，披一件袄子，迷迷糊糊地边看书边打瞌睡。可只要我一翻身，她立刻就惊醒了，马上用唇吻着我的额头。母亲的唇，就是温度计呵。然后轻轻地唤着我：“猷儿，猷儿，喝不喝水呀？”

水，我自然是要喝的。但我更喜欢听母亲唱歌，或者念童谣。

母亲的歌大多是电影插曲。母亲爱看电影。当她年老以后，仍然独自一人步履蹒跚地去看电影，倘若是悲剧，常常是一路流泪回来。母亲最爱唱的，是《渔光曲》，那忧忧怨怨的旋律，成为我的摇篮曲，浸透了我的童年。“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撒鱼网，迎面吹来了海风……”母亲不是金嗓子，但她唱得那么投入，那么富有情感。在寒冷的冬夜，刺骨的北风从小屋的板壁缝里一丝一丝地沁了进来。母亲的歌谣便像海浪一样，一起，一伏，将病中的我摇进梦乡。

《秋水伊人》是母亲常唱的另一首歌。这也是一首忧伤而凄婉的歌。现在品味起来，它的歌词流淌着李后主或者李清照的古典感伤，只不过少了那些凝眉愁雾，多了一份人间的凄凉和沧桑。“望断秋水，不是伊人的倩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往日的温情，只留得眼前的凄清……”童年的我听不懂歌词里说的是什么，但我听懂了母亲沉甸甸的忧伤。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了一个属于母亲的故事。一个十九岁的爱看电影爱唱歌的姑娘，与一个美专毕业的小伙子相爱了。他们双双私奔，跑到了上海，用三十年代流行的方式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想那一定是母亲一生中最自由最幸福的时光，她一辈子只出过一次远门，而且是上海，而且是私奔。她一定与自己的心上人进电影院看过电影，也许电影的插曲恰恰就是《秋水伊人》。母亲的幸福之花绽开得太灿烂但凋谢得太急促。当双方的父母终于妥协同意他们结合后，年轻的美术家却过早地离她而去。也许他的姓名就蕴藏了命运的悲剧么？他的名字就叫“悲秋”。

于是我理解了母亲的《秋水伊人》。于是每次到上海，我便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十九岁的辉煌与浪漫，以及离开上海后永恒的思念与忧伤。于是在豪华的歌舞厅里，在萨克斯与电吉他的伴奏下，我常常爱唱《渔光曲》和《秋水伊人》。我的眼前便浮现出汉口古老的长堤街，青石板铺就的幽深小巷，墙上长满青苔的天井，老宅堂屋改建的小屋，寒冷的冬夜，以及母亲温热的唇，滚烫滚烫的泪。我知道，那泪水很苦，很咸，和大海的海水一样。

有时我睡不着，母亲便不唱歌了。她会许多的童谣，一段一段地念给我听，逗着我笑。

乡里伢，穿红鞋，

摇摇摆摆上箩筐，

先生先生莫打我，

我回去吃口妈妈来。

武汉的方言中，“吃奶”就是“吃妈妈”。母亲鼓着腮，噘着嘴，装着小伢吃奶的样子，我便格格地笑了起来。

然后母亲和我拍手做游戏：“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说，我不歇，拿你回去包茶叶……”念到最后，母亲突然搔我的痒痒，母子俩便抱着笑成一团。

如果说母亲的歌给了我最早的艺术熏陶，那么母亲的童谣便给了我最早的韵律教育。那些朗朗上口的童谣，有的有完整的叙事内容，如“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背笆篓”；有的则无内在的联系，只是一种韵律，如“铜角铜角牵素素，扁担划子接哥哥”，“甩，甩，铁笼子拐。铁，铁，包老爷。包，包，红大椒”。母亲的歌谣滋润了她的孩子们的艺术萌芽，她有两个儿子于清贫中成为诗人、作家。即使在艰辛与逆境中，她的儿子也从未停止过歌唱。

最后一次听母亲的歌谣，是母亲病危之中。那时母亲因脑溢血已昏迷不醒了，但她在昏迷中喃喃呼唤得最多的，是我的名字。母亲是如此放心不下她的爱子。也许是我遭受的许多打击与磨难使得她挣扎着不愿离我而去。那天深夜，轮到我值班守护，我突然听见母亲在喃喃地梦呓，仔细一听，原来母亲是在念童谣：“先生先生莫打我，我回去吃口妈妈来……”在月色与灯影中，我分明看见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慈爱的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梦见的，仍然是用母爱护卫着受伤的孩儿么？

那夜月色很好。母亲睡得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