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地就看见了他。近了，更近了，在他扭过脸来的时候，不经意地，也是轻微地，我点了点头。他没有觉察，好，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在我前面十几步远的地方，一个机关门前的台阶上，坐着一位五六十岁的男子。灰黄色的夹克衫，袒露着半个胸膛，黑蓝色的裤子，裤管挽得老高，赤脚穿着一双解放鞋，鞋带是一截细细的电线。夕阳的余晖，透过街树的罅隙，照在满是沧桑的脸上，他正一边吸烟，一边打量着人行道上过往的红男绿女；眼里一丝忧愁，一丝迷茫，更多的是赏心悦目的喜悦。

在他的身旁，是一辆收废品的小平车，铁皮做的，漆成墨绿色的那种。这是这个城市多年前的一项德政。进城收废品的人，必须买一辆这样的平车。是一种标志，也是一种认可。车上是踩扁了的废纸箱，堆得高高的，如同满满一车金黄的谷禾。一天的奔波劳累，也是一天的收获之后，他在享受着这傍晚的小憩。那边过来一个美妇人，他几乎是贪婪地盯住瞅，二郎腿晃悠着，脚尖儿还一起一伏地打着拍子。我不由地笑了。他正瞅着那边，不会看见我。

离得更近了，就要到跟前了，仍是不经意地一瞥，我心里想着：朋友，你好，你就是我的从前，可你比我那时候好多了。

四十多年前，高考过后，回到了老家的村子。考试的成绩，自我感觉尚可，可我知道，能不能录取跟分数没有多大关系，全在政策的宽与严，宽一点说不定会乘隙而入，严一点就只能回村务农了。那是1965年，经过“四清”之后，农村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像我这样的本地高中生，最好的出路是当个民办教员，到一个小村里教书，若是村长支书看不上眼，那就只有劳动一途了。而一个出身不好的农村青年，只能是做最重最脏的活儿，年纪再大些，就是挨家挨户掏茅粪了。这是我最为害怕的。想一想都让人了无生趣。

万幸，一个月后，通知书下来了，虽说不是自己理想的学校，好赖总是个大学。长长地嘘了口气。不管怎么说，总算是逃出了农村。

五年后，大学毕业了，来到吕梁山里的一个村子里教书。说是中学，实际上只是小学加一个班，叫六年级。小学是五年制，这个六年级就是初中班了。住处是庙里的一间窑洞式的偏殿。一到星期天，本地教员都回家了，庙院里就我一个活人。

又是一个星期天。夜深了，正在灯下看闲书，忽然院里响起轻轻的脚步声，谁呢，抄起火柱拉开门闩走出去，只见月光下一个人影正悄悄地朝对面的杂物间跑去。

“干什么的！”壮着胆子喝问一声。

“韩老师？”一面轻轻地回应着一面蹑手蹑脚地走了过来。

到了跟前，借着白麻纸窗户映出的灯光，看清了，是村外砖窑上扣坯的那个河南小伙子，人们都叫他大李。每天晚饭后，我总要去村外转悠，去了总会路过砖窑，次数多了，就认识了大李。

“去那儿做什么？”我指指杂物间，疑心他是想偷什么。

“韩老师，进去再说吧。”

进到窑房里，灯下才看到他一脸的惊恐。

“出了什么事？”

“抓流窜。”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说抓流窜，不是说他要抓别人，而是别人要抓他。在晋西山区，把那些外来打工的，一概叫做流窜，主要是河南山东一带的人，大多是做打土窑、扣砖坯一类的苦重营生。抓的时候，往往是趁晚上，民兵们带着枪，摸到砖窑上，抓住了不问青红皂白，一律送到公社集中。然后再押到县上，送到国营的砖场或是煤矿，挣够了路费再派人押送回原籍。

“来了！”我还没回过神来，大李便噗地一下吹灭了灯。

院里响起沓沓的脚步声。转了一圈，走了。

重新点起灯，我跟大李聊了起来。他说他是河南内黄人，在老家上到高中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业停了，老家生活不好，就跑到山西来下苦力挣钱。我所以几十年后还能记得这个县名，是因为我们学校的老校长刘梅，一个参加过抗战的老干部，老大学生，就是河南内黄人。

一面听着大李的诉说，一面由不得想，我是侥幸上了大学，若还在农村，怕连大李的胆量也没有。大李还敢跑出来下苦力挣钱，我要是跑出来，村里一定认为是外逃了。送回去要批要斗，家里人还得跟上受罪。那个年代，累死累活，你只能在村里死受，跑到外边也是提心吊胆不得安宁。

眼前的这个收废品的男子，看样子有五十多岁，大李若是活着，也该这么大岁数了。不要说大李了，我若是在农村，不也是这么一副模样吗？

走到跟前了，我心里默默地说，朋友，你是幸福的，至少你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随便地坐在马路边，随便地看着过来过去的女人，不必担心半夜里有人来抓流窜，不必担心抓住了把你集中在哪儿挣够了你的路费再把你押送回原籍。几十年了，我们总算是走出了这么一步。这是你的国家，你可以自由地坐在这儿吸你的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