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为出名的村官可能就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和江苏省的吴仁宝，虽然禹作敏最后没能善终，但其能人形象是完全可以反映一类村官形象的。能人治村，能人政治，这是过去维系乡村正常运转的普遍规律。这些村中族中的能人，一般具有较好的基本素质，在本村本族中，具有较高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由于他们长期比较公平地治理乡村，铸造了这些人钢铁般的崇高威信，当今的任何一位政府官员包括美国的奥巴马、“中国台湾”的马英九等政治精英的威信和实力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纵观乡村发展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村中能人或族中长老各领数年的历史，这些村中能人或族中长老的基本素质高低和能力大小决定着一个村或一个族姓的兴衰成败。不管这些人的能力高低如何，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基本的治理理念，就是公平和奉献。如果没有公平治理乡村理念，村中能人或族中长老没有一定的奉献精神，其治理结果必定混乱，其威信必定建立不起来，最后就会被村民轰下台来，留下千古骂名。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这些村中能人或族中长老治村的体系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虽然在“文革”中，政府即人民公社的官员强行介入乡村事务，但由于城乡两极分化严重，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特别是个人身份的差异性，作为具有城市户口的政府官员即公社干部与农村户口的村官和村民始终没有真正融合，其治理始终处于表面状态，村民自治，严格说是村中能人或族中长老治村的格局没有变化。这种局面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前几年，也就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侵入乡村时，这种局面一直维系，仅仅在悄悄地发生量变而已。

村官真正从村民中分离出来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时的乡村矛盾激化的两大事件促使村官迅速脱离村民而走向政府官员层面，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进，一是农村费税负担的快速增长。这两大事件的实施程度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当时每个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政绩和自身利益。农民基于传宗接代和养老送终的双重考虑，必须至少生育一个男丁，国家计划政策明确规定，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一直延续至今。当年不少村民为此上吊、投河、喝农药自杀，政府的口号是：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上吊者解下绳子结扎，喝农药者洗胃后结扎，投河者捞出来结扎。而所有计划生育对象的摸底排查，生育对象动态，都必须由村官提供，村官与村民的矛盾开始出现激化，两个阶层的对立局面基本形成。

加剧村官或村中能人与村民矛盾另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上缴税费。如果说村官强力介入计划生育政策多少带有被迫执行国家政策的因素，那么，农民负担即层层加码的上缴税费，使村官或村中能人在村民中的威信开始扫地。因为当时名目为三提五统的税费负担，是当时乡镇财政的唯一支柱，也是县级财政的重要来源，包括省级、国家财政的部分也来源于此。

中央规定农民负担不超过年收入的3%，经过几级政府的层层加码，不少地方农民的实际负担高达30%至50%，个别地方的个别农户年收入根本无法支付上缴税费，农村的干群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对立状态，农民自发大规模冲击乡镇政府，冲击公安派出所甚至县政府的事件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其中的利益既包括了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同时也包括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灰色支出甚至个人腐败行为，村官或村中能人也在其中分了一杯羹。

这个局面延续十几年，村官或村中能人从过去的公平和奉献治村，变成了压迫村民，获取个人私利的小人，其形象彻底改变。政府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村官却是生于斯老于斯，日积月累，村官或村中能人靠能力治村或靠公平和奉献获取村民尊重，获取威信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

人类进入新世纪，中央实施取消农业税政策后，农村再次发生重大裂变。由农业税或各种农村税费支撑的乡镇财政轰然倒下，县级财政危机四伏，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几十年的强力推进，其矛盾开始趋于缓和，乡镇和村级政权收钱、抓人的两大职能慢慢淡化，村官或村中能人长期建立的赚钱之道基本被堵住，乡镇两级政权的存在必要性也开始被质疑，加上农民开始大规模举家外出打工，空心户、空心村开始出现，乡村两级政权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江河日下，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政治、经济增长点，而这个政治、经济增长点的被发现，导致了今天农村又一个矛盾冲突的新焦点。

村官与个别公安人员互相勾结坑害村民，政府个别官员与村官结成共同体贪污国家惠农政策及补贴，村官操控海选以达到自成体系之目的，村官或村中能人甚至族中长辈带头挑战乡规民约，导致乡村道德体系分崩离析等。

我固执地认为，我的笔触充满理性和思考，揭露乡村的黑暗是因为期待乡村的光明，将自己的伤疤赤裸裸地暴露无遗，是因为期待治理伤疤的良方。

有一千条理由可将村官描绘成恶贯满盈的坏蛋，如大邱庄的禹作敏等，也有一千条理由将村官描绘成当今农村的圣人，如吴仁宝等。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由于全国各地情况的复杂性，地域的差异性，村官素质的高低不同，包括当地人文习惯、政治经济状态，包括当地政府主要官员的执政理念、水平、驾驭能力、村民本身素质高低等因素的影响，造成的村官形象有着千差万别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越穷的地方村官的形象越不好，而经济相对较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地区的村官形象更差。因为这些地区的村官对致富的特别强烈，对现代物质文明的东西接触最多，也就是说，在农村中，他们见的世面最广，模仿的最为强烈，恰好他们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促使他们迅速成长为鱼肉村民的可怕幽灵。

每次的村官选举，是村里矛盾集中暴发的时候。我曾经对几个地方的村官选举进行过调查了解，发现每届村官选举，特别是经济相对较好地区的村官选举，已经从最初暗中活动拉选票，发展到公开送烟送钱，甚至在个别地方出现了暴力和血腥事件。

开始我并不明白，一个村官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吗？一年一千多元至几千元的工资，要花费远远超过一年工资的代价去竞选，还要付出许多亲朋好友的人情关系，甚至不惜雇佣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强力介入，或暗地威胁或直接大打出手，这值得吗？

一个同乡向我描绘了一个村为了争夺村妇联主任位置而发生的真实故事。有两个妇女想当村妇联主任，支持她们的是两个也同样处于竞争位置上的村主任即村长，背后是各自的亲友团，特别是她们老公和公公的社会关系、经济实力、人力资源，包括她们娘家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关系。在要公开投票选举的前一天晚上，各自的代理人纷纷到各家各户拉票，有希望投自己票的人送上一包烟加几十块钱，以示稳定基本队伍。对希望不大但还可拉拢的对象，就采取加重礼品礼金的策略，具体数据要针对被拉票者与拉票者关系好坏而定。另一方发现对方的拉票手段后，马上增加投入，烟的档次提高，数量增加，礼金数目也增大。这方发现情势不对，再次提高投入成本。另一方发现后，第三次加大投入成本，这样循环往复，双方的拉锯战直到第二天投票前夕方才罢休。

不管怎样加大投入，最后的结果总有一方不满意，于是，在会场上，落选的一方恰是势力相对较强的一方，强势方的公公、兄弟等一干人将弱势的一方打得差点出了人命，最后不了了之。

村长的选举也是大同小异，村民选出来的村长镇领导不满意，镇领导当场拂袖而去。据说过了几个月，一个没有通过选举的村长兼村支部书记被镇政府任命了。更为可笑的是，又过了几个月，这位被任命的村长还没有真正执政时，又被镇政府莫名其妙地撤职了，又一个村长在镇政府有关领导的关怀下诞生了。当然，村妇联主任也随着村长的变化而随之变化。

“这里的学问大得很呢？”同乡说。

“村干部既不能从村民家里罚款收钱，又不能升迁做镇干部，当个村长何苦来着？”我傻傻地问道。

“这里的利益大得很呢。”同乡告诉我。

他们告诉我，现在国家对农民的各种补贴名目繁多，如粮食补贴、种子补贴、农机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困难补贴等，还有各种专项救助补贴，如改善农民饮水条件资金、水利建设专项资金、水灾旱灾专项救助补贴、疾病防治专项资金等，农村一些稍有文化的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村里留下的都是一些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的文化水平，对政策的理解能力，特别是反抗能力，根本无法与村官相提并论，而国家的各项补贴标准，农民基本上都不清楚，算起来也是复杂得很，有的按田亩计算，有的按人口计算，有的按实际工程计算，有的按项目大小计算等，如果数学成绩不是很好的本科生恐怕也难以算清这笔本身就带点糊涂的糊涂账。

于是，村官的利益增长点就出来了。

过去是乡村干部向农民收钱而容易引发矛盾，现在是村官多少向农民发放一点补贴之类，干群矛盾激化的可能性就少得多。而一些老人或不明究竟的村民，还天真地认为这是村官给他们的恩赐，如果碰到某些头脑灵活能说会道的村官，村民对村官的感恩戴德就可想而知了。

还有，与前些年不同的是，村官不再将计划生育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不再紧密配合乡镇干部抓人结扎，而是暗中通风报信，一面与乡镇干部周旋，一面从超生的村民家里捞口碑得好处。目前一个不容乐观的现状是，只要交钱，多生几胎都可以，超生者不再冒着投河、喝农药自杀的风险了。一些村民现在也聪明起来，先生育后结婚，在打工地生出自己满意的儿子后，将所生的女儿、儿子连同老婆的结婚登记，一并交给村干部办理，应该交的钱和应该交的罚款，连同村干部与乡镇干部的公关费一起打包，一揽子解决。当然，这里免不了讨价还价的程序，但最终都会成交。

有的村里有矿产资源或土地开发资源或村办企业，那儿的村官就更有油水可捞了。我就见过一个村官，住的是五层楼的大别墅，开的是进口宝马，戴的是原装劳力士。

这只是村官好当的一个方面，或辉煌的一面；也有村官不好当的一个方面，或阴暗的一面。

农村现在最难管理的是新一代农民，他们没有经历过父辈的饥饿年代，对物质的追求永远都处于不满意状态。他们虽然说是农民，但对农活是一窍不通，根本没有农事经验和体会，在外打工又缺乏基本的技能，工资总是比别人少，生活总是比别人差，精神享受总是比别人低，前途总是比别人暗淡，未来总是比别人渺茫。于是，他们只好行走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只好行走在合法与违犯的空间。轻则偷，重则抢，如果结成团伙，就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公安与村官的紧密联系点便水到渠成了。

本地或外地或外省出现了重大违法事件，公安在接到破案或协查任务时，第一个想到的是村官。因为他们对自己村里人熟地熟，信息传递相对真实而快速，对村里经常出没的外地人或本村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犯罪嫌疑人基本了解，即使一时不清楚，查一查也会很快得出结论。

公安利用自己的公权干着违法勾当的人也是屡见不鲜，他们利用此事与彼事的复杂关系，或直接互相联手破案抓人，或以此事威胁此人彼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甚至制造一些冤假错案，以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不管真假，除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外，对方势力的强弱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内容之一。因此，现在的农村出现了一个可怕而又长期存在几乎无法消除的现象，真正的犯罪分子或犯罪势力较强的人和事，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办法破案或绳之以法。

“抓的都是一些老实人。”他们告诉我。其中有一个村民叫陈二海的，说是杀人犯被判了无期徒刑（因没有找到尸源，才没判死刑），坐了十年牢后，那个“死者”突然回来了，有村民举报，媒体介入，陈二海这才被“赦免”出狱。原来，同村一个村官的儿子因争风吃醋捅了陈二海一刀，连夜“失踪”，家族有钱有势，硬说陈二海是杀了人还毁尸灭迹。陈二海当时被刑讯逼供生不如死才按照警察所说招供自己杀了人。

我从他们讲述的人和事当中，感到惊讶和悲哀。黑恶势力越来越强大，而强大的黑恶势力团伙中，已分不清谁是黑的、谁是白的，某些官员必定是他们的后台，某些警察必定是他们的帮办。

当然，警察和村官也有好的典型和代表，但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这也许就是目前社会治安长期得不到治理，群众不相信政府、公安的直接原因。“警匪一家”这句话流传很广，不能说完全正确，但也不能说完全不正确。

农村问题很复杂，解决起来很艰难。

中央不高兴，群众很生气。

李鳅生读完这篇文章，还想夸奖几句，我打断了他的话，对他说：“这篇文章仅供内部参考，书记您还是多想想明天选举的事吧。”

李鳅生听了我的话，也就不再罗嗦，说了一些其他的客套话，提前结束了我们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