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兵变是李世民个人的悲剧，却是大唐帝国的幸事。

皇位继承始终是权力斗争的焦点，除了开国君王自己夺取天下之外，从第二代开始就有继承权问题，除非只有一子。按规定：皇位应传给嫡长子，即太后所生长子，如太后无子，才传给其他儿子。君王也可以决定由谁来继承皇位，有很多君王数易其嗣。

为了争夺君王的地位，刀光剑影，兵戎相向，钩心斗角，让人惊心动魄。

唐太宗李世民在与兄长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处于劣势，但他先走一招，将劣势变为优势，夺得了皇帝的宝座。

这场斗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随着李世民的军功显赫，一方面他本人逐渐产生了觊觎皇位的政治野心；另一方面引起了李建成的妒忌。

晋阳起兵之前，李世民就开始在政治上逐渐成熟，他见隋室大乱，暗中立下大志，于是倾心结交贤能之士，得到他们的支持，为建立自己的基业奠定了基础。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于晋阳起兵，正式举起反隋大旗。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就建唐称帝，立世子建成为太子，次子世民也因功被封为秦王，担任尚书令，四子元吉则封为齐王。然而，李世民并不满足于当一个位于太子之下的秦王，他向往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更加注重谋势，为建立自己的基业而精心谋划。

领军打仗对李世民来说，是一个发展个人势力的绝好机会。在平定天下的征战中，李世民不仅招揽了一大批武将，还从敌军营垒中网罗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帅之才，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屈突通、张士贵、薛万彻、李君羡、张公瑾、戴胄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秦王府的得力助手，被李世民安置在自己的“天策将军”府中，使天策府成为自己的军事决策顾问机构，为争夺帝位作好武力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李世民又非常注意延揽智谋之士。早在攻取长安之后，李世民就注意网罗人才，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这时成了他的重要谋士。

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起初任隋朝隰城县尉，后来因事被革除官职，迁居上郡，于大雪天拄着拐杖去拜李世民。李世民一见房玄龄，就像见到久别的故人，于是任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从此忠心跟随李世民，成为他的心腹谋士。

杜如晦是京兆万年人，于高祖武德四年担任秦王府的兵曹参军。不久太子李建成就向高祖李渊建议，调杜如晦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房玄龄得知这一消息后，向李世民说：“秦王府中同僚调走的人虽然很多，但大都不值得可惜。杜如晦这个人聪慧贤明，通达事理，是个王佐之才。如果大王只想保住秦王的地位，端坐拱手无所作为，就用不上他；但大王若想有志于天下，则非此人莫属！”

李世民见房玄龄如此重视杜如晦，吃惊地说：“先生如果不说，我几乎失去此人了！”于是亲自去向高祖求情，调杜如晦为秦王府中属官，把他当做心腹，常常在帷幄之中参谋筹划。当时军务繁多，杜如晦能从容应对，剖析事理，决断迅速，因而深受李世民的赏识。当李世民即位后，任命房玄龄和杜如晦为尚书省左、右仆射，实际上就是宰相。他们帮助李世民处理政务，深得时人的称赞，被称为“房谋杜断”。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一月，讨伐薛举、薛仁杲父子的时候，唐高祖曾经派李密到豳州迎接秦王，李密“自恃智略功名，见上（李渊）犹有傲色；及见世民，不觉惊服”，私下悄悄对秦府将领殷开山说：“真是英主啊，如果不是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平定祸乱呢！”可见，这一战役的胜利无形中给李世民提高了威望，人们都对他心悦诚服。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威慑，而不是屈服在武力或刀剑之下。

平定王世充时，李世民和秦府记事房玄龄“微服”拜访一位名叫王远知的道士。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李世民据实相告，道士又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李世民听了，一直记在心里，“眷言风范，无忘寤寐”。可见，他这时已经萌生了想当“天子”的念头了。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再设天策将军府，将它作为自己的军事顾问决策机构之后，又以“海内浸平”，向高祖提出设立“文学馆”，借以收罗四方文士，得到高祖批准。文学馆创建之后，李世民又招到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学士，出现了所谓的“文学馆十八学士”，他们是：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勗。

对这18位学士，李世民供给珍膳，将他们分成三批，在阁中值宿，陪伴自己，遇有重要问题时，就和他们讨论商议；同时，李世民还“锐意经籍”，向他们学习政治经验，逐渐由崇尚军事向注重政治转变。

在李世民的刻意培植下，他的私人势力迅速膨胀，而且凡是被他所延聘的文士武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只听命于秦王李世民，而高祖的诏敕他们有时并不买账。对此李渊曾发牢骚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不再是我过去的儿子了！”大臣封德彝这时也提醒李渊说：“秦王依仗自己立有善世之功，不服居太子之下。”可见，当时明眼人都看出了李世民的志向不在于当一个秦王，而是将来取代太子见机称帝。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冬十月，因为李世民功劳之大，难以衡量，高祖认为以前的官衔已经不能与这特殊的功劳相配了，于是另为赐给一个徽号，用旌旗来记录李世民的功德，给李世民加封号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之上，天策府还可以配置官属，里面设有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军咨祭酒二人，典签四人；主簿二人；录事二人；记室参军事二人；功、仓、兵、骑、铠、士六曹参军各二人，参军事六人。李渊用这样的封赠给李世民，是对他的功劳的肯定，这时的天策府实际上成为了秦王李世民军事上的顾问决策机构。

自晋阳起兵至攻克长安，李建成的战功几乎和李世民一样；差距是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李世民以赫赫战功，威名震天下。

正是因为如此，太子李建成才感到惶惶不安，因为他知道李世民是不甘心久居自己之下的，因此以李建成为首的东宫集团已经感到严重的威胁，东宫开始积极谋划提高自己的威望，同时压制李世民的势力。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十一月，机会来了，刘黑闼借助突厥的力量第二次起兵，攻下了原河北的旧地，声势非常大。李建成身边的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征建议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乘机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李建成只是位居嫡长，就其功绩与声望来说，远不及世民，唯有通过创立军功，深自封植，才能维持太子的地位。因此，李建成立刻同意此议，李渊也马上批准李建成出征。过去，每次重大战役都是李世民挂帅的；现在改换李建成，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李建成处置，目的是想压抑日益强大的秦王府，以加强东宫的实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