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李世民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与臣属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人经过密谋后，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

李世民当上了大唐帝国的皇帝后，局势并不容乐观，原东宫及各王爷府的敌对势力仍然存在，他们正虎视眈眈地望着新皇帝的宝座。众所周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原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已经筹划了多年，在朝廷内外和地方都有相当强大的势力。虽然他们在玄武门一战中被杀了，但是他们培养的势力仍然存在，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太宗的地位仍然会受到威胁。所以，唐太宗首先要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唐太宗起初对东宫和齐王府的敌对势力实行的是高压政策。玄武门之变的当天，他不仅把李建成的四个儿子、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杀死，为了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他还下令绝其属籍，满门抄斩，家产全部归国家所有。一些人为了迎合唐太宗这种仇恨心理，甚至打算将李建成、李元吉左右百余人全部斩杀，唐太宗没有反对，以默许来表示赞同。

这时，站在一旁的大将尉迟敬德急了，他坚决反对李世民这种惨无人道的株连政策，他大声地说：“罪在二凶（即建成、元吉二人），他们既伏其诛，如果再祸及支党，不是求得安定的良策！大王如果想得到人心，千万不可株连过多过广！”

尉迟敬德说得很对，诛杀虽然可以做到消除后患，但是随着打击面的扩大，随时有激化矛盾的可能，到时如果有人狗急跳墙、顽抗到底，就不好办了。唐太宗经敬德提醒，猛然醒悟过来，他不无感慨说：“此乃真的一条良策啊，我株连过广的目的就是为了安定局面，然而却忘了这其中的最基本一条，实在令人汗颜啊，要不是尉迟将军的力排众议，我们可能还蒙在鼓里呢！”

唐太宗很快就改变了策略，对原东宫、齐王府的势力转而采取宽大政策。他制止了部将滥杀无辜的建议，同时下诏赦天下，称“凶逆之罪，只止于建成、元吉二人，其余党徒，一概不问其罪”。

这一政策的改变果然是立竿见影。玄武门之变的第二天就有人向唐太宗请罪来了。这是谁呢？原来是曾率领东宫、齐王府卫兵进攻玄武门的李建成心腹将领冯立和谢叔方。

作为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得知玄武门事变后，立即率领属下军队往玄武门方向而来。在玄武门下，他杀死了屯营将军敬君弘。由于冯立的反攻使秦王府将士受到威胁，尉迟敬德无奈地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掷出大门。冯立看到自己主公的首级时，大声疾呼道：“我没法报答太子之恩了！”此时，无心再战的他这才撤围而去。

对于这样一位忠于对手的将领，唐太宗先是说道：“你在东宫之时，就曾暗中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昨天又领兵来攻打我，杀死我的将士；你认为我该如何处置你才好呢？”冯立开始低头不语，最后颤颤巍巍地说道：“愿大王给末将机会，我定不会辜负大王的不杀之恩！”

谁也没想到，此时的唐太宗突然变得和颜悦色起来，他扶起了冯立，对他说道：“冯立，朕何曾怪罪于你啊？你身为东宫翊卫车骑将军，誓死保卫其主，这是何等忠义之士啊！朕就缺你这样的人才，如果你真的愿意为朕做事，就升你为左屯卫中郎将。”这时的冯立早已痛哭流涕，他激动地说：“末将逢莫大之恩，幸而获济，终当以死报答！谢主隆恩！”

唐太宗就这样收下了一个忠肝义胆之士，他认为冯立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尽奴仆之事，各为其主罢了，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他不来保李建成，李建成万一胜了，他岂不是犯下了大罪？所以，对于这样的忠义之士，绝不能采取对付那些小人、坏人的手段，而是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将其揽于门下，这才是良策。

还有，原太子府大将薛万彻，在玄武门之变时也曾率兵攻打玄武门和秦王府，后因失败未遂，带领着数十骑人马逃往了终南山。

唐太宗怎能“放”过这样一位忠诚骁勇之士，如果能够把他招降到自己的麾下，不仅对自己大有益处，而且对原东宫、齐王府的势力的招揽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想到这里，唐太宗立即派人去终南山请薛万彻回长安，并让其转告说：“将军乃是忠于之士，我绝不会怪罪于你！”

在唐太宗的感召下，薛万彻半信半疑地离开终南山，在薛万彻撤离终南山之时，还特意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以备不测。可是唐太宗果真赦免了他，而且还委以要职，薛万彻大为感慨道：“真是君无戏言，君无戏言啊！”从此薛万彻死心塌地地为唐太宗做事了。

后来，薛万彻还曾向唐太宗说起过自己下山之时留有后路之事，说道：“当初，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是惭愧，惭愧。”

唐太宗笑道：“哎，俗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不能怪薛将军多心，当初进退之事，乃事关身家性命，怎能儿戏？所以说，薛将军没有错。朕还要感谢薛将军这样看得起朕，信服于朕呢！”

薛万彻连忙起身，双手抱拳行礼，说道：“大王言笑了，我薛万彻从此愿为您效犬马之劳。”

就这样，太宗又收下了一个侠肝义胆之士，身边又多了一个信得过、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王珪原本是太子党，曾和李建成一起谋害唐太宗，太宗知道他的才能，就任命他为谏议大夫。王珪更是不负太宗所托，做事忠心耿耿，处处为太宗出谋划策。

唐太宗还注意重用山东人士。唐太宗曾经说过：“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也。”所以在贞观元年，“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张行成跪奏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陋。”这些话引起了太宗的注意。定州义丰人张行成，少师事著名经学家刘炫，后在王世充那里当过度支尚书，与山东各种势力联系广泛。而唐太宗之所以器重他，让他预议大政，就是因为张行成的意见反映了山东豪杰的愿望。

为了进一步笼络山东士人，唐太宗开始重用山东地区的人才，魏征、崔仁师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所拔擢的这些山东人士，往往不是士族高门，而是普通的微族寒门。这些人出身低微，但熟悉基层民情，重用他们有利于迅速稳定河北、山东地区。所以这一举措出台后，唐太宗很快就在这两个地区树立了威信，稳定了当地的政治局势。

然而，在唐太宗下令宽待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并没有认真执行太宗的旨意，而是争相捕捉原东宫和齐王的余党，企图以此来邀功请赏。最终竟使得这些逃亡在外的余党，终日惴惴不安，过起了打家劫舍、胡作非为的生活，搞得一些郡城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谏议大夫王珪知道后，向唐太宗报告了此事。太宗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于七月下令，重申要严格贯彻执行宽抚的政策。诏中指出：“六月四日以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

为了消除玄武门之变在封建伦理道德方面的不良影响，申明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唐太宗特地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元吉为海陵王，谥曰“剌”。按照《谥法》，“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剌；暴戾无亲曰剌。”

在唐太宗下令以礼安葬隐太子建成之时，以皇子赵王李福为建成的后嗣，亲自送建成棺柩到千秋殿西门，痛哭致哀。

礼葬建成前夕，魏征从山东返回京城，迁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王珪也升为黄门侍郎。他们联名“上表”说：“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质东宫，出入龙楼，垂将一纪。前宫结衅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从夷戮，负其罪戾，置录周行，徒竭生涯，将何上报？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冈有感，追怀棠棣，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思，卜葬二王，远期有日。臣等永惟畴昔，忝曰旧臣，丧君有君，虽展事君之礼；宿草将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义深凡百，望于葬日，送至墓所。”这是一篇感情真切而富于策略的奏章。首先肯定建成“结衅宗社，得罪人神”，他的被杀是理所当然的。同时颂扬唐太宗“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以礼改葬二王。接着，从封建礼仪上陈述了送葬的道理。很清楚，这里丝毫没有煽动东宫旧属的怨恨情绪，反而从道义上弥补了骨肉相残所留下的伤痕。对此唐太宗当然乐意接受，于是原来十分激烈的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之间的矛盾也借此机会得以消除，唐太宗也进一步取得了各位臣僚的忠心支持和拥护。

安抚政策使得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之内，就迅速缓解了原东宫、齐王府臣属对自己的仇视情绪，并对他们委以重任，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和原秦王府臣属共同辅佐自己。

由于唐太宗对原东宫、齐王府党徒实行宽容政策，在消除了敌对势力的同时，还为自己网罗了一批文臣武将，为“贞观之治”的繁荣强盛奠定了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