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虽然喜欢围猎，但不像有些皇帝，玩物丧志，什么也不顾，只顾自己享乐。他不但注重自己的感受，也很重视国家的感受。如果妨碍到国家大事，太宗还是以国事为重。例如贞观十四年十月，太宗本来要去同州狩猎，正赶上庄稼刚刚成熟，百姓正在收割庄稼，好多地方收割十分之一二，如果再让他们承担狩猎事，又是筑路又是修桥，耗费的人工最少也有一两万人的工力，那样庄稼就会荒废。于是刘仁轨就向太宗上奏，希望能稍微停留十天半个月，等到粮食收割完，再进行狩猎。百姓就能腾出时间去赶那些活了，这样的话，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太宗觉得刘仁轨的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决定狩猎推迟了1个月。唐太宗很重视出猎，但也不是随性而出，他的出猎是有计划、有步骤，而且是很理性的。他尽量不去扰民，有时还给冬闲的农民带些新奇，运气好的还能一睹太宗的威仪。

唐太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只不过年轻时常常四处征战，很少能静下来，所以也就没有时间去舞文弄墨。等到战乱平定了，当上了皇帝，政治安定，经济也开始步入正轨。太宗也多多少少有一定的时间，于是他开始写一些文章，或者赋几首诗出来。他前半生没写多少诗文，但他的后半生却做了很多诗文，其中不乏上上之作。《全唐文》、《全唐诗》中，有太宗的文7卷、赋5篇，诗1卷69首。唐太宗以君道自励，以慎终自勉，以吏事鉴今，以帝范训子，以忠谏察臣，以正直垂节。文章内容丰富，多涉戒奢、防骄、纳谏、任贤，宣扬王道，探究人事，励精图治，拨乱反正，直接为“贞观之治”的政治服务。

首先是太宗诗的内容政治性较强，不少诗句都体现了他的治国惠民、明慎刑赏、察善纳谏、节用惜费、发展生产的思想。其中以《帝京篇》组诗最为著名，组诗共10首，以首写长安宫殿始，末以反省戒骄终。开篇：“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回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诗句对仗工整，气魄宏大。末首五句较为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治国惠民的政治思想：“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五六诚难继，四三非易仰；广待淳化敷，方嗣云亭响。”指出治国不善，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因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政治上的自满和生活上的放纵。励精图治还需明察臣下的直言规劝，择善而从；明确法律条文，才能赏罚分明。末了还假托天命以敬天临民、剥削有节而称明君。

如太宗的《咏雨》诗有“和风吹绿野，梅雨洒芳田”；“花沾色更鲜，对此欣登岁”等句。从绵绵春雨联想到农业生产，把一个帝王期盼丰年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登三台言志》诗：“未央初壮汉，阿房昔侈秦。在危犹骋丽，居奢遂役人。岂如家四海，日宇罄朝伦。”指出了暴秦摧残人民，营作不息，致使天下鼎沸，社稷倾颓的历史教训，贯穿了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思想。

太宗诗作的另一特点，即某些诗篇抒发了他指挥千军万马，扫平割据，统一全国的不凡气概，气势雄伟，有较强的感染力。如《经破薛举战地》中的“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是沉，阵卷横云裂”等句，一扫往日辞藻纤丽、缺乏气势的缺点，无论措辞与气魄都有很大的变化。他的《饮马长城窟行》气势雄壮，视野宽阔，悲凉慷慨，为太宗诗作中难得的佳作，其中有“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与“围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塞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等句写得最好，没有边塞战争经历的人，是很难写出这样的诗句。

由于唐太宗喜作诗文，日积月累，遂成鸿篇。唐太宗不重文名，注重修身，以昭君德，形成了文以载德的文艺观。

唐太宗多才多艺，世人皆知，尤其书法，不但极其喜爱，而且唐太宗本人也写得一手好书法。唐太宗爱屋及乌，由自己爱书法到喜爱书法大家，而且注意收揽和培养书法人才。贞观年间，他曾在科举取士中，专门为书法人才设了一科叫明书科，用来发现书法人才。唐太宗把招收来的人才放到国子监和弘文馆，延请名师加以指点。

唐太宗最喜爱的是王羲之的书法，认为他的书法既得各家之所长，又独树一帜。他只要见到羲之的真迹，就不惜重金买下，买不到的，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得到。唐太宗把收买到的3600幅遗墨，统统用一丈二尺装成一轴，挂在殿内，一有空暇，就观赏临摹，乐此不疲。

闲时他经常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学习的第一步就是临摹，临摹得法与否，是学习书法成功的关键。太宗对这一点有独到的见解，他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然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这种见解是经过多年学习书法得到的体会，也正是学习书法的要领。

太宗学习书法不仅仅是临摹，还专门拜了老师，第一位老师应该是虞世南。虞世南也应该是王氏一门书法，因为他的师父是智永，智永本就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他在山阴永欣寺出家为僧，人称“永禅师”。他擅长楷书与草书，继承王氏家族书法，精熟过人。虞世南虽然拜师智永，但他却更能体会王书的精要，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也就是说虞世南的书法要比智永高。太宗跟随虞世南学习书法，精进甚快，房玄龄说太宗的笔力超过前代的名家钟繇、张芝，这话虽有些夸大，但太宗的书法水平较高，却是不争之事实。

太宗还把一些初学书法时的体会记载了下来，他说写书法一定要做到心神正，志气和，“心神不正，字则倚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太宗还根据自己长期学习书法的体会，总结了一套笔法要诀，对字的点、划、擎、竖、戈、环、波等笔画的写法，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和体会。太宗还认为任何事情都不是由天赋来决定的。而是由恒心和毅力决定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所以要想学精，就要专心致志，用心苦练。但他要人们学习的同时还必须多动脑筋思考，苦练是量的积累，思考是质的飞跃，没有量的积累是不可能有质的飞跃，但是要不断总结经验，才能进行质的飞跃。他曾说过“学书之难，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就是说学习前人书法重在神似，其要才是形似，只要做到形神兼备，便可达到古人的水平，再加上自己的体会和心得，便会超越古人，自成一派。

太宗随虞世南学书，已深得其精隧，不幸的是，虞世南去世后无人再教太宗练习书法。有一天太宗在同褚遂良研究书法，发现其眼光独到，太宗忽然灵光一闪，高人就在眼前，何必煞费苦心到处寻找。褚遂良也是得到王氏书法真传的大书法家。太宗记起这样一件事，一次在练习书法时，太宗写“戳”字，只写了一半，留下了“戈”偏旁未写，命虞世南补全此字，然后让褚遂良点评。褚遂良说：“今窥圣作，惟戳字戈法逼真。”太宗对他的独到眼光非常钦佩。想到这些更坚定了他拜师的信心。

由于虞世南的去世，太宗对能得到这样的名师指点感到很荣幸，也倍加珍惜，所以日夜勤学苦练，投入更多的思考时间。由于太宗学习方法得当，又有名家指点，因此书法境界提高很快。《唐朝叙书录》说太宗的“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还有大臣说：“太宗工羲之书，尤善飞白。”可见水平还是比较高的。“飞白”是枯墨用笔的一种书法艺术，字体犹如飞龙游凤，笔画中丝丝透白，所以称“飞白”。群臣非常喜欢太宗的“飞白”，太宗有时一时兴起，也当场书写送给大臣，其大多都赋予政治意义，对臣下或寄予厚望或予以勉励。太宗曾写下“鸾凤凌云，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赐给马周。给戴至德写了“泛洪源，俟舟楫”；给郝处俊写了“飞九霄，假六翮”；给李敬玄写了“资启沃，罄丹诚”。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在玄武门大宴群臣，乘着酒性，太宗书写了一贴飞白字。群臣争相抢夺，刘洎借着酒劲冲上御座，夺到了太宗所写字贴。太宗的行书也深得王书真传，代表作有《温泉铭》、《晋祠铭》，并流传至今。

贞观书法所以继隋之后在艺术上造诣很高，还与唐太宗推广王羲之的书法有很大的关系，由其是王羲之的真书、行书、草书。他曾亲自为《晋书》作王羲之传论，极力推崇王书。太宗对王书的独特喜爱，为了时时能看到王羲之的书法，他到处搜罗王书。为此专门请了能辨别王书真伪的褚遂良，经过褚遂良的鉴别，真假立辨，此后竟“无舛冒者”世间王书真品几乎被他搜罗殆尽，但唯独找不到王书最为著名的《兰亭序》。这幅用鼠须笔、蚕茧纸书成的名帖是王羲之当年在兰亭宴饮时的神来之笔，

日后虽重写数本，均不及原稿，因此自己也极为珍视，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太宗得到了《兰亭序》真迹。太宗万分高兴，每天在临睡之前都要仔细观看一遍。又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各拓摹数本，赐给太子、诸王及功臣。由于他的偏爱与大力提倡，一时间朝野上下，学王成风。除了辗转摹写之外，另创集王字刻碑新法。从此，神机流逸、遒媚缠绵的王氏书风便笼罩书坛。太宗对《兰亭序》的珍爱是难以表达的。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太宗病卧玉华宫含风殿，临终前让高宗李治把《兰亭序》随他一起葬入昭陵中。太宗临终之前，还对《兰亭序》把玩不已。太宗死后，高宗按其遗愿，用玉匣盛装真迹随葬于昭陵之中。从此以后，《兰亭序》真迹便在人间绝迹，后人只能从唐人摹副本去想象真迹的风采了。李世民凭借帝王之尊，将王书推至“书圣”宝座，使羲之声名久远、书艺永为后世所称赞，李世民真是慧眼识英才。但他同样以帝王之尊，将绝世珍品《兰亭序》攫为己有，殉葬昭陵、毁迹人间，以了其个人生死不渝的翰墨因缘。

唐太宗对当时的书法家最为钦佩的当数虞世南，不但书法为众人之冠，而且书法理论也很有见地。太宗经常引用他的话说：“未解书意者，一点一画，皆求象本，乃转而取拙，岂是书耶。纵仿类本，体样夺真，可图其字形，未可称解笔意。此乃类乎效颦，未入西施之奥室也。”

唐太宗喜弓好马，并由此取得天下，开创了一番大业。另外，太宗还大力提倡书法，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唐的官方公文是用隶、篆书写的，既费劲，又难认，已不适合当时的需要，所以太宗通过推崇王书来实行书法的改革，为社会的进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