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雄才之主，唐太宗在集权专制的同时，还能注意到君臣共同治理天下。

君臣之间，同心同德，上下相亲，形成合力，此乃为一种制胜之道。“君臣事同鱼水，则海内可安”的道理几乎人人都懂，但并非所有君王都能做得到。唐太宗不仅武功卓越，而且还是一位文采突出的英明君主。在治理国家方面，他没有像另外两位文武双全的帝王——商纣王、隋炀帝那样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相反，他强调的是君主应该与臣下共同治理天下，以成治道，必须使得君臣之间，上下同心，形成一种“合力”，并以这种合力去推行自己的统治。

合力谋略无疑是唐太宗制胜之道的法宝。合力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在于君王与大臣的共同治理国家方面，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一种凝聚力，双方同心同德，众志成城，以图达到意想不到的功效。

唐朝是在隋朝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唐初君臣对于隋朝灭亡的教训还记忆犹新。鉴于隋朝短暂而亡的惨痛教训，唐太宗还与左右大臣们曾就如何治理天下进行过激烈的讨论。有一次，魏征提到隋朝的禁囚事件，即隋炀帝下令捕“盗贼”，一天之内竟杀死两千多人。唐太宗认为如此妄杀无辜，不只是炀帝无道，同时也与臣下失职、没有尽到忠心有必然的联系。他说：“为臣者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炀帝君臣如此，何得不败？”他认为，即使君主自己贤明，但如果臣下不能进谏直言，国家同样会陷于危险之中，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义，致天下太平。”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唐太宗所主张的“君臣事同鱼水”并不等同于君臣之间的绝对平等关系，这种“事同鱼水”必须是在君主专制的前提下实行的，正如他所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唐太宗将君臣合力治国的关系提到国家兴亡、社稷安危的高度来认识，无疑又把“合力”这一谋略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唐太宗为了实现君臣合力共理天下，经常与群臣论治，指出“人君必须忠良辅弼”，并要求“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由于太宗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了自己的诸多不足，由此他得出结论：“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并指出：“帝王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

正是出于这种帝王不是“尽善”之人的结论，唐太宗主张依靠臣下，集思广益。他曾对大臣魏征说：“美玉通常隐藏在石头中，不经良工雕琢，与瓦砾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如经过良工的精心琢磨，去掉石、瑕，就可以成为传世之宝。朕虽然算不上美玉，但还是希望你们这些良工来费心琢磨。”又对王珪说：“金矿在山中时，并没有什么可贵的，只有经过冶铸之后才能成为精美的器物，为世人所珍惜。朕就是那未经冶炼的金矿，卿好比善于冶铸的良工。”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他对大臣们所说：“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可见，唐太宗非常重视君臣之间的同心协力，将大臣对君主的“极言无隐”看做是“协力同心”的表现。太宗深知要实现君臣之间的合力，就必须善于接受他人的建议，即：容人纳谏，以图改正自己的缺点。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宰相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便问他最近宫中正在营建什么工程。后来，窦德素将此事告诉了唐太宗，太宗大怒，认为房、高两人管得太多，召来二人痛斥了一番。他说道：“你们只要管好朝廷大事就行了，至于宫中事情，与你们何干？”

房玄龄、高士廉见太宗脸有怒色，不敢作答，只能谢罪辞退。可是这件事被魏征知道后，魏征随即上奏说：“臣不理解陛下为何斥责房、高二人，二人何罪之有？也不知他们二人为何谢罪？房、高二人既然是宰辅大臣，如同陛下的左膀右臂，有什么事情他们不应知道的？即为人臣，就有必要侍奉其主。营建工程需要多少费用，这些工程有无必要，这些都是宰相应需了解的。陛下斥责他们是何道理，臣实在难以想通。如果房、高二人过问得对，陛下就不应该责备他们，臣想他们之所以谢罪，恐怕因为是陛下不识大臣之职吧？”

一番话把太宗问得哑口无言，平日里太宗口口声声强调要君臣合力，共治天下，而现二位宰相真的负起责来，太宗却责备了他二人，这显然有悖于君臣合力共治的原则。听完了魏征的话后，太宗也觉得自己做得甚是不妥，不久他便向房玄龄、高士廉二人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之意。

唐太宗这种知过能改的表现，其实正是其君臣合力共同治理天下思想的反映。对于唐太宗这一思想，清代史学家赵翼分析指出：“（唐太宗）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戮。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

唐太宗将自己比喻成在石之玉、在山之金，而把辅佐自己的大臣比作良工，无异于公开地承认了自己缺点和不足，他深切地希望臣下能够帮助自己改掉这些不足，使自己成为美玉良器。唐太宗通过这两种比喻，明确表达了他想通过君臣合力共治，将大唐王朝治理好的真切愿望。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大臣都畏惧皇帝，为了自保或得到高官厚禄，做事都要看皇帝的眼色行事，猜测揣摸皇帝心理，投其所好。李世民仪表威武，相貌堂堂，大臣们在他的面前，连手脚都找不到放处。

太宗知道后，一改常态，和颜悦色，主动找臣下交谈，渐渐得到大家的信任，在大臣们的心中成了和蔼可亲的人，大臣们办事也不再畏首畏尾。这给了太宗很大的启发。他说：“人要看自己是什么样子，须靠明镜。皇帝要知道自己的过失，须靠忠臣。如果没有忠臣纠正皇帝的错误，要想不亡国是不可能的；国君失国，臣也不能保家。隋炀帝暴虐，不准臣下说话，听不到自己的过错，终于灭亡。虞世基等人专门在他面前说好听的话，最后还是不免一死。悲剧发生不久，至今还历历在目，你们如果看到我做了不利于人民的事，必须直言规谏。”他多次表示，即使说错了什么，甚至对皇上有什么不恭之处，他也不予责难。真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太宗一定知道齐威王纳谏赏谏的历史经验：战国中期，齐威王接受邹忌建议，下诏群臣吏民上谏，分三等重赏，不久，齐国一度成为乱世中的霸主。

唐太宗实现君臣合力的措施是广开言路，虚心纳谏。

为了充分发挥君臣之间的主观能动性，唐太宗还多次下诏激励臣下，要求群臣各尽所能。如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七月，唐太宗下诏提出：“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

求谏反映了唐太宗集思广益的性格特征。他在战场上是一位英勇无敌的猛将，能征善战，足智多谋，但他认识到自己不是全知全能，只有集中各方面的意见，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他举例说：“我年少时就喜爱弓箭，得到几十张弓，我以为这是世上最好的弓。可是拿给制弓的师傅看，他们却说，其中有几把不是好弓。我问什么缘故。他们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就邪，弓虽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自己过去鉴别的不精。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识别弓箭的好坏，何况天下的事情，我怎么能都懂得呢？”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唐太宗开始执政。他下令，不分官职大小，一律可以直接向朝廷提出治理国家的意见和建议。短短几个月时间，上书言事像雪片般飞来。八月太宗即位，他把这些建议贴在墙壁上，孜孜不倦地，有时到半夜还不能安睡。

要求谏，就必须积极鼓励臣下直谏，太宗给最先提意见的人以重赏。

有这样一件事，有个人叫元律师，太宗因愤怒判其死刑，但是如果按法律等程序审判，还没达到判死刑的条件。法官孙伏伽直言进谏，对太宗的错误做法加以纠正。唐太宗对孙伏伽的建议非常赞赏，为了鼓励其他人积极进谏，特别重赏孙伏伽，太宗认为，他才当皇帝，还没有人敢于这样提意见，为了鼓励人们提意见，所以要重赏。这极大地鼓舞了大臣的积极性，有许多明哲保身的大臣也积极言事。

为了进一步广开言路，王珪对唐太宗说：“我听说木头用墨线弹过才能锯直，君主听取不同的意见才能成为圣明君主。古代的圣明君主必须有七个敢于和国君争执的大臣，如果国君不听，他们就会以死相谏。陛下圣明，采纳臣下的意见，我有幸生在这个没有忌讳的时代，愿尽愚力。”太宗认为他说得非常正确，于是下令今后和大臣商量国事，一定要谏臣参加，如有规谏，虚心采纳。这项良好制度的建立，比做一两件大事的影响和意义要大得多。

贞观时期，太宗从谏如流，对于进谏之人正确的建议，太宗不但采纳，而且重加赏赐，不正确的建议也不加责难。真正做到了君明臣忠，同心同力，共同为国家着想，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建议，不管太宗愿不愿意听，大臣们都犯颜直谏，太宗也乐于接受。这种风气是其他历史时期所没有的，在这种风气的感染下，一些不敢谏诤的人也积极参与进谏，甚至一些隋朝旧臣也一改原来的阿谀谄媚态度，向太宗进谏，并且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裴矩是其中变化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裴矩是河东闻喜人，隋朝时期历任民部侍郎、黄门侍郎，参与朝政。炀帝好大喜功，对于忠言总是听不进去，所以忠臣永远也得不到提拔。裴矩看到正路不能升迁，就寻找别的方法。于是他就投其所好，撰《西域图记》三卷，献给炀帝，炀帝最喜欢到处巡游，裴矩这一招颇合炀帝口味。同时他对西方诸族许以厚利，让他们来捧炀帝的场，正如当时所描述的“焚香奏乐，歌舞相趋，谒于道左”，场面好不热闹，“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此举让裴矩升了官、发了财，却给河西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了讨好炀帝，裴矩出了很多馊主意。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炀帝在东都玩乐，正赶上其他少数民族都来朝贡，他就劝炀帝夸耀一下本国的富有。炀帝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能够有这样一个卖弄自己的机会，他怎么能放过呢？旧史记载：“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炀帝对裴矩非常满意。裴矩一味地揣测炀帝心思，炀帝不喜欢纳谏，所以裴矩也从不进谏，只是挖空心思讨好皇帝，唆使炀帝纵欲。所以炀帝对裴矩也非常赏识，曾对身边大臣说；“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隋炀帝向高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就是裴矩的建议。炀帝在江都时，护驾兵士时有逃亡，裴矩就向炀帝献计，抢掠民间妇女强行配给军士为妻，说这样可以防止兵士继续逃亡。炀帝从其计，这一做法引起了江淮人民的愤怒，起义接连不断，人民怨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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