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想发展农业，就必须重视水利工程建设。唐朝设有专管水利的机构。工部下设有水部司，主要负责人是水部郎中与员外郎，他们控制着天下江河治理与疏通，凡疏导沟道，加筑河坝，船运灌溉等事，皆由水部司掌管。京师还设有都水监，长官称都水使者，掌管京师地区河道疏通与农业灌溉等事宜。此外，还专门制定了水利与水运的法律，即《水部式》，用法律保护江河与堤防的合理使用。《水式部》里的规定在《唐律》里都有规定，所以凡是违反《水部式》规定的失职官员，唐太宗命令务必惩处。如贞观十八年，太常卿韦挺负责由水路把粮食运到辽东，河道早已堵塞，船只根本不能前进，他事先没有视察河道，致使六百余艘粮船因河道有问题而停在了半道上。第二年正月，“韦挺以坐不先行视漕渠”的罪名，被逮捕后押送到洛阳，削去官职。

因为太宗很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每有水旱灾年，太宗都自责是没有尽力兴修水利，如贞观十一年七月，洛水暴涨，淹没好多田地，还有很多人溺死在水中。唐太宗下诏自责说：“暴雨成灾，大水泛滥，静思厥咎，朕甚惧焉。”同年九月，黄河泛滥，很多地方都被淹没，大片的良田眨眼之间全变成了沙滩。在唐太宗的亲自督促与倡导下，各地官员都纷纷兴修水利。

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刺史薛大鼎，在兴修水利方面成就最大，他组织群众先后疏通了无棣渠、长芦河、漳河和衡河，使沧州免除了水害威胁，庄稼又能得到及时的灌溉，水上交通也得到了开发，各地的粮食能够在短时间内互相转运。扬州（今江苏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引雷陂水，修筑池塘，能够灌溉的土地达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这一时期，全国各地修建了很多农业灌溉工程。例如，元伯武修建的弘农渠；陕州武侯将军丘行恭修建了利人渠；刺史薛万彻修建了涑水渠；龙门县县令长孙恕修建了十石壚渠；太原长史李勣修建了晋渠、文水县栅城渠等。仅泉州莆田县（今福建莆田）在贞观时期就兴修了诸泉塘、沥浔塘、永丰塘、横塘、颉洋塘、回清塘等多处水利工程。贞观年间，兴修的水利工程多达二十多处。为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在当时，粮食是一个国家的支柱，经济的发展也是用农业发展的高低来衡量的。所以说是水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唐朝经济的发展，才出现了贞观时期的盛世景象。

设置义仓，救灾备荒

“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设置义仓，是一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措施，这种仓储制度，古已有之。由官府强制性征收，遇到灾年，用来赈济灾民，或者贷给贫民作种子，秋季收获后归还。

设置义仓这种制度的本意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往往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隋文帝时也曾创设社仓，储粮以备灾荒。但灾荒之年又不赈济灾民，令人民流离失所。炀帝即位后，由于大肆地挥霍，国库空虚，不足以承受开支，炀帝就取社仓之储以充费用，致使仓粮耗尽，无法发挥储粮赈灾的作用。唐高祖时由于政局不稳，还没来得及恢复这一制度。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春，戴胄建议：“丧乱之后，户口锐减，每年租米，不实仓廪，收入和支出当年可以平衡。若遇灾荒，就拿不出粮食来救济。”他根据隋文帝办社仓经验，建议：“每年秋收，计算田亩，抽取一定数量的粮食，建立义仓。如遇荒年，百姓饥馑，所在州县给以救济。”

唐太宗同意。四月，下诏天下州皆置义仓。规定每州每县都必须设置义仓，每亩地征收义粮两升，粟、麦、稻随产而定。商人或者没有田地的人，对他们的资产进行评估，评估之后分为九个等级，资产最少的交粮五斗，最多的交五石。如果收成不好，减产四成的人家只交一升，减产七成的人家不用交粮。下下户及少数民族不用交纳。而且义仓是不能随便动用的，也不能充作其他方面的费用。至于后来义仓征收演变为地税，那是太宗子孙们的事，是和太宗设置义仓的本意相违背的。

太宗不但设置义仓，还在武德九年九月下令设置常平仓，常平仓是用来抑制物价上涨的。例如，物价上涨，太宗就命人把常平仓的物品抛售出去；等到丰年物价下跌的时候，太宗又命人大量收购各种过剩物品，使价格不至于下跌太多。最主要的作用是平衡粮价，以免粮价的波动伤农。常平仓设置有常平监官，专管调节物价。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太宗下诏在洺、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设置常平仓。这一做法有抑制或减缓商人乱抬物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保护生产者的作用。

奖励婚嫁，增殖人口

据说昔日西伯利亚，男女青年结婚，领导祝贺的话是：“赶快生孩子吧！我们需要劳动力。”妇女如生了10个孩子，就称为英雄母亲，政府予以特殊津贴，这和贞观人口政策相似。

隋朝末年，兵荒马乱，战死的青壮年十有六七，邻国的掠夺，天灾人祸致使人口锐减。武德年间不及隋朝最多时户数的四分之一。要想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而当时人口稀少则是不利的条件。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如魏征指出，从伊、洛以东，直至泰山，还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的荒凉状况。当时人口之少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唐太宗即位后，采取了几项增加人口的措施。

首先，奖励婚嫁，鼓励生育。唐太宗早在贞观元年就颁布了奖励婚嫁的诏书，规定男子20岁，女子15岁为法定的婚配年龄。凡鳏夫、寡妇丧期已过，允许再次婚嫁。为了保证达到法定婚配年龄的男女能及时成婚，太宗曾经下诏，对于因贫穷不能嫁娶者，乡里亲戚或富有之家要对其资助。贞观年间有一条关于增殖人口的措施，就是在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时候，把户口增加和婚嫁是否及时，列为考核的标准之一。凡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户口增加的，考为上等；“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的，以过失论处。他还对生育男口者进行奖励。贞观三年，下诏规定：妇女生男孩者，予以奖励。

其次，赎回外流人口。因隋末战乱，不少汉人逃到突厥境内。而且突厥每次入侵都要抢掠大量人口。太宗即位后，采取鼓励外流人口返乡和以金帛赎买的办法，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招回了大量人口。如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据户部统计，塞外归附及突厥内附的人口共达一百二十余万口。四年，太宗“以金帛购因隋乱没入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此外，把依附于唐朝的少数族人，内迁境内，设置州县，让他们改变生产方式，从事农业。如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就把党项羌前后归附者三十万口迁入境内，设州县管理。以后还陆续赎回了不少被薛延陀掠去的室韦、乌罗护等部族人。

再次，释放宫女，令其婚配。唐太宗即位初期，曾两次大规模释放宫女。一次在武德九年八月，共释放了三千余人；另一次是在贞观二年九月，派遣戴胄、杜正伦等于掖庭西门释放宫女。太宗本人曾说过，“数年来又放宫人三五千人出”。说明这次释放人数也不少。释放宫女的目的，一是为了避免虚费衣食，节约费用。二是为了“任从婚娶”，建立家庭，生儿育女。这也是增殖人口的具体办法之一。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全国户口总数达到380万户，比武德时期增加了180万户。在这个基础上，唐代人口继续增加，到开元天宝年间，增加到840万户，人口5300万人。据史学家估计，唐代有很多黑人黑户（政府没有统计到的游击户口），加上这些，开元天宝年间的人口在7000万人以上，贞观时期的人口应该在3000多万至4000万之间，但还赶不上隋朝人口极盛时期的人口。

上述措施，以往的封建王朝也曾执行过，为什么只有唐初收效最为显著呢？这与唐太宗的治国思想有莫大的关系，唐太宗能够以隋亡于扰民废业为鉴，警惕自己务必“抚民以静”。而且他能够让地方大力执行，不加干扰，贯彻得非常坚决。

唐太宗的抚民和重农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贞观初年，唐朝形势非常严峻，内忧外患。贞观元年，关中大饥，斗米只值绢一匹；贞观二年，全国遭受旱灾；五年又遭受水灾。

太宗君臣勤政爱民，尽力救抚，老百姓虽然没有东西就食，未尝嗟怨。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粮食大丰收，流散的人口纷纷归家，斗米不过三四钱，东到大海，南到五岭，道不拾遗，夜不闭户，马牛遍野，人行千里不带粮食。

贞观六七年，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太宗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如有徇私枉法者，严惩不贷，在京城内外贪赃枉法的人都受到惩罚，官吏多清正廉洁。监狱里，经常没有犯人。从山东到沧海，有客经过，得到很好的招待，出发时还要赠送东西。以后又是几年大丰收。

贞观十五年，斗米值两个铜钱；贞观十六年，太宗把斗米定价为五个铜钱，最便宜的地方，只值三个铜钱。

宋代诗人范成大叹息自己生不逢时，战乱不休，人民生活困难，追忆先辈的太平盛世，不禁想起了贞观之治，作诗说：“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把贞观之治，特别是贞观的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作为向往的目标。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贞观之治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可算是小康社会吧。

唐太宗切实推行抚民、重农政策，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