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个人的成就用“修身、治国、平天下”，而唐太宗在这三个方面都是强者。对天下而言，他建立了大唐帝国；对国家而言，他是一个贤明的君主；对个人而言，他是一个文武全才。在武艺上，唐太宗崇尚骑马射箭，对弓箭和马匹情有独钟；在文化上，他喜欢作诗，爱好书法。

唐太宗一生对弓箭和马匹情有独钟。他武功出众，弓马尤为娴熟。也许这与他生活的环境有关吧，唐太宗从小生长于北地，其实李氏家族从李虎起定居于西北，到唐太宗时已经第四代了，北方民族粗犷强悍，不屈不挠的尚武精神对唐太宗影响较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唐太宗也是出生在关陇地区，关陇集团是一个军事集团，尚武的风俗尤其浓重。尚武习俗还有来自家庭的影响，李渊因家庭的原因，曾经勤学苦练，唐太宗既为关陇集团的人，又是李氏家族的人，也会像其父李渊一样，决不会在习武方面有所差池。所以唐太宗从小就形成了英武果敢的性格，喜弓善射就是这种性格的反映。

晋阳起兵后，唐太宗东征西讨，出生入死，弓箭从不离身。他所发射的箭，比通常用的箭大一倍，命中率高，威力大，能射穿门阖。房玄龄赞扬他“箭穿七札，弓贯六钧”。统一战争中，与宋金刚对峙，反击单雄信的袭击，讨伐刘黑闼，他的箭都神助似的护卫他，使他化险为夷。他曾说过：“我用弓箭平定天下，所用的弓和箭够多了”，确实是这样。后来他回忆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又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茫涉海。”通过这些话，可以看出唐太宗在少年时代就是一个强悍骁勇的贵族子弟，读书少，善骑马，好弓矢，性格豪放，彪悍善战。武德时的重臣陈叔达也说过秦王性情刚烈的话。这一切都是唐太宗性格特点的真实反映。

唐太宗崇尚骑马射箭或许也是遗传的原因。李氏是汉是胡，直到现在，史学家们还有很多争议，但是李渊及其子孙具有胡族血统的成分却是不争的事实。

如前面提到的李渊祖父李虎的兄长名起头，弟名乞豆，起头之子名达摩，这些名字都属胡人的名字。

李氏家族中有人容貌像胡人，如单雄信曾呼李渊之子李元吉为“胡儿”。唐朝宗室膝王李涉的容貌也和胡人相似。说明李唐有胡族血统成分。

还有李氏先人中有很多都是娶的胡人。例如高祖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鲜卑人；唐太宗的母亲太穆皇后是西北少数民族和鲜卑人的混血儿；高宗皇帝的母亲长孙皇后是鲜卑人。

唐太宗李世民的血管里流着胡人的血，也流着汉人的血，他实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血儿。这生物性的因素，大概构成了唐太宗的独特性格：

孔武有力，豪放不羁……

唐太宗对弓马的喜爱之情，也可以从他平定天下后，他所作的两首诗里看出来。

一首题为：

出　猎

楚王云梦泽，汉帝长杨宫。岂若因农暇，阅武出（车睘）嵩。

三驱陈锐卒，七萃列材雄。寒野霜氛白，平原烧火红。

雕戈夏服箭，羽骑绿沉弓。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

长烟晦落景，灌木振岩风。所为除民瘼，非是悦林丛。

另一首题为：

咏　弓

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

落雁带书惊，啼猿映枝转。

《咏弓》诗中用“激箭流星远”来描述他所射之箭的速度。同时也显示出太宗射箭的高超技术。

唐太宗即位后，已经不必带兵打仗，驰骋战场已经成为过去，亲操大羽箭，以一当百，百发百中都只是对当年的回忆了。

如在武德九年九月，他为了能和将士们在一起拉弓射箭，于是自封为警卫将卒“习射”的教练，在显德殿庭院中不辞辛劳地教士兵们练箭。士兵都以能和太宗皇帝一起练箭为荣，所以每天都有好几百人参加练箭，为了鼓励大家，太宗悬赏，射中的就可以得到弓刀与布帛。朝臣从安全角度考虑，劝他不要这样做，他不听，一有空，就乐于当习射教练。贞观年间，太宗还广泛地收藏弓箭，并且和能工巧匠一起研究弓箭的好坏。他对弓箭的感情，不能单单用喜爱来表达，其中还有对当年驰骋沙场的怀念。

唐太宗爱马与他从小习武和驰骋沙场是分不开的。马匹是古代最重要的作战工具，他能保证部队最大的机动性，唐太宗更是骑兵战术的高手，所以在作战中更喜欢用骑兵来取胜。如在霍邑一战中世民以轻骑飞快***敌军背后。宋老生腹背受敌，士卒哗然溃散。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骑兵战术的运用。

武德元年在浅水源决战中，唐将庞玉和敌将宗罗睺战于原南，“既太宗率御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宗罗睺望见，复回师相拒。太宗将骁骑数十入贼阵，于是王师表里齐奋，宗罗睺大溃。”这出写到太宗将骁骑数十入贼阵。是骑兵阵后反击之战术，骑兵又一次为他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在追击宋金刚的战斗中，唐太宗追至介州，宋金刚尚有士卒两万，出西门，背城布阵，南北七里。唐太宗遣总管李勣、程知节、秦叔宝挡其北，翟长孙、秦武通挡其南。“诸军战小却，为贼所乘。太宗率精骑击之，冲其阵后，贼众大败，追奔数十里。”又一次以骑兵战术取得了胜利。

武德四年五月，在虎牢之战中，正当“诸军大战，尘埃涨天”的时候，“世民率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阵后，张唐旗帜，建德将士顾见之，大溃”。建德虽有骑兵，但远不及唐军精锐。唐太宗的骑兵再显神威。

每次战斗，大都是由骑兵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身经百战的唐太宗，胯下所骑之马都是非常有名头的。这些马都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他即位后，对马匹的供给与繁衍十分重视。太宗时期建立了完整的马匹管理系统，国家开始了大规模地养马。其中幅员辽阔的陇右地区就是唐朝的养马重地，马种都是上等的纯种，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出产好马的地方，唐朝也主要通过贸易、贡献、和亲聘礼等方式获得马种，还有不少良马是在战争中得到的。唐朝把引进的良马统称为胡马或番马，为了便于区分和管理，对种类不同的马要烙上不同的马印，仅《唐会要》卷七十二《诸蕃马印》就留下了约三十五种不同来源外来马的马印实图。可见唐朝对外来马的引进非常成功。

太宗重视养马的政策是从国家需要出发的，也是长期战争实践的启示。如果一旦战争爆发，战马就成了最重要的工具。尤其是对周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没有马匹根本无法战斗。太宗本人拥有许多匹良马。他对马的喜爱也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隋文帝时，大宛臣服于隋朝，每年都要进贡。有一年上贡的是一匹千里马，叫“师子骢”，据说这匹马速度快得惊人，从长安到洛阳的路程，朝发夕至。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这匹马也不知流落到何处。太宗即位后，一直踮记着这匹马的下落，命人四处寻访。后来被宇文士及从朝邑（今陕西大荔东南朝邑镇）一家磨坊找到，那些人根本不识货，只是用来拉磨而已，师子骢被折磨得皮焦尾秃，再也没有了往日飘逸的风采。太宗得知消息，亲自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去迎接。看到此马时，不知不觉流露出对师子骢的怜惜。此马虽老，但“仍生五驹，皆千里足也”。

唐太宗因爱马，曾留下了一些咏马的诗篇。

唐太宗不但爱马，也是识马的高手。武牢战役中，隋炀帝的骢马被窦建德的部将王琬骑着，李世民一眼就看上了这匹马，赞叹说：“彼之所乘，真良马也。”尉迟敬德听到后，立即冲入敌阵，把王琬连同骢马都擒获归来，成为唐太宗的坐骑之一，太宗给他取名叫黄骢骠，贞观晚年在随他出征的途中死亡，他“颇哀惜之，命乐工制《黄骢叠曲》”。

太宗骑过很多战马，但是最著名的，就是建唐过程中所骑的6匹，那6匹马跟他出生入死，多次救了他的命。太宗把这6匹马合起来称为“六骏”。这6匹马据研究都是来自西北的胡马。从“特勒膘”的命名，可知它是来自突厥的良马。唐太宗晚年对六骏非常爱惜，经常去看六骏的情况。

爱好弓马的唐太宗特别喜欢围猎。虽说不能像成吉思汗那样弯弓射大雕，但是在他的宫苑或猎场内也有很多珍奇动物，追逐野兽，搭弓拈箭，似乎还能找到以前那种豪气冲天的感觉。在天下太平之时，太宗进行围猎，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喜好，他还有战备的意思，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日里如果不进行操练，到了有战事的时候也是派不上用场的。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只很能跑的兔子，有一天被人抓去了，说是为了让兔子参加百米赛跑。然后他把兔子放在笼子里养了起来。等到比赛的那天，他把兔子放出来，让他参加比赛。可是没跑几步，兔子就因为运动过于激烈而死了。所以说唐太宗在狩猎的同时也是在训练。从他跟大臣的言谈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围猎的同时，也透露出他的某些治国的思想。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十月，太宗在洛阳苑围猎，这次要围猎的是一群野猪，太宗一马当先追了上去，拉圆了弓，一连发了四箭，射死四头。有一头野猪情急之下，竟然回头向世民的马前奔了过来，眼看将要咬到马蹬；民部尚书唐俭怕太宗有危险，催马上前与野猪相搏斗，一时僵持不下。太宗赶到近前，拔出宝剑砍死野猪。有不少人都反对唐太宗围猎，说围猎会有危险。但是，太宗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他对侍臣们说：“上书奏事的大臣们都说朕游猎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备的事不能忘，朕时常与身边的人到后苑射猎，没有一件事烦扰了百姓，这有什么害处呢？”围猎不忘武备，唐太宗有这样的战略眼光的确是很高明的。因为当时很多朝臣认为，既然天下太平，就不需要再重视军队。这种战略眼光和李世民的眼光相差甚远。军队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机器。如果军队瘫痪了，那么，统治阶级的地位也就摇摇欲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