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王朝，太子被称为“国本”，每一位皇帝对立太子的问题总是非常小心，可谓慎之又慎。因为一旦出现失误，将会造成难以预测的祸患，甚至有导致亡国的可能。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能使大唐江山延续下去，对以后的接班人在选择上是慎之又慎，确实费了不少心血。

唐太宗即位之初，就立8岁的承乾为太子。李承乾是唐太宗的嫡长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生于承乾殿而得名。幼年的承乾聪明敏惠，很得唐太宗的喜爱。太宗对他充满了期望，选派德高望重的李纲为太子少师，教之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承乾也是虚心接受师教，每次听讲时都能恭谨守礼，唐太宗也很是满意。

为了进一步培养承乾的办事能力，唐太宗在承乾年长一些后，又下诏令他听断庶政。承乾果然不负所望，处断国家大事时也“颇识大体”。因此，唐太宗每次行幸离京时，都会让承乾居守监国，处理日常政务。

可是，世事难料。太子承乾年龄稍长之后，渐渐地染上了诸多恶习，常常在外面拈花惹草，漫游无度。不仅如此，他还学会了欺骗唐太宗。在太宗面前他总是张口闭口什么忠孝之道，仁义爱民，太宗也一时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住了，难以察觉承乾的真相。承乾对朝廷的贤臣也是百般嘲弄，视其为玩偶。

后来，唐太宗对承乾的种种劣迹有所了警觉，可是仍没有放弃对他的期望，仍是继续对他进行培养教育。在太子少师李纲去世后，太宗又选用于志宁、李百药等人共同辅导太子承乾。唐太宗还特别嘱咐这些人说：“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不骄逸乎？卿等不可不及谏！”

尽管如此，唐太宗的这番苦心还是白费了，太子承乾仍是不思悔改，把老师的教诲当做耳边风，我行我素，不思进取，最终使得各位受命辅导的大臣皆拂袖而去。后来，承乾患上了足病，一时不能朝谒，一些屑小之徒便乘机接近承乾，引诱其进一步误入歧途。当太宗知道这件事后，渐渐地对承乾失去了信心，父子之间的关系也由此疏远开来。

正在承乾在政治上失宠的时候，其同母弟、魏王李泰却得到了太宗的异常宠爱。李泰年少时就以才学盛名，为人聪明绝伦，且相貌俊美，一直深受太宗的偏爱，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太宗又受封其为魏王。现在太子承乾辜负了太宗的一片厚望，太宗渐渐地生了废立之心，准备以李泰将太子承乾取而代之，太宗为此还专门给李泰制造了一些有利条件。

比如：唐太宗先是以李泰喜好文学，又能礼贤下士，特命其于魏王府别置文学馆，让其可以自行召引学士。虽然此举跟当年唐高祖武德年间秦王府设文学馆的故事很相像，但太宗的一片良苦用心，意义却是极为深远，这无疑为魏王李泰成功地替代承乾加上了一颗有利砝码。难怪后代学者评论此事时称“为（李）泰立东宫张本”，真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李泰自从有了文学馆后，他延请了许多文人学士，其中有一名叫司马苏勖的人出面劝李泰仿效古代贤王，请宾客著书。于是李泰奏请父皇之后，便派肖德言、顾胤、蒋亚卿、谢偃等人撰著《括地志》。该书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完成，太宗诏令付秘阁，赞赏魏王及肖德言等人有功，赏赐千两黄金，然后每月又赏魏王府“料物”，其所得要比太子府的还多，这足以显示出太宗对魏王李泰的一片关爱。

李泰腰腹肥大、行动不便，太宗为了方便和李泰见面，就把李泰移居皇宫中的武德殿，甚至特许他乘小舆至朝所。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唐太宗更换太子的决心，看来魏王李泰登上太子宝座的日子简直是指日可待了。

可是，太宗更换太子的主意遭到了朝廷重臣的强烈反对。由于李泰恃宠骄纵，常常不把朝中大臣放在眼里，对于太宗过于诌媚，朝中大臣早有反感。魏征向太宗进谏道：“自周朝以来，皆子孙相继，不立兄弟，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此为国者所深戒也。”

朝中大臣褚遂良也劝道：“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惑至乱国。”

一次唐太宗问侍臣：“当今国家何事最急？”褚遂良立刻站起身来，回答说：“即日四方仰德，不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

在重臣们的坚决反对之下，唐太宗表面上接受他们的进谏，但还是请名臣魏征任太子太师，并一再向群臣表示：“方今群臣，忠直无逾魏征，我遣傅太子，用绝天下疑。”可见太宗选用强烈反对废嗣态度的魏征为太师，其用意明显是想打消大臣们在废立太子问题上的疑虑。

面对父皇唐太宗态度的转变，魏王李泰及其党羽们也感到了空前的紧张。他们一方面散布流言，称太子承乾有足疾，魏王李泰将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又大力培植私党，发展自己的势力，准备伺机夺权。

太子承乾在听到唐太宗明确立嫡长的消息后，与其党羽乘机发动了攻势。为了铲除魏王势力，承乾集团制订了一整套暗杀计划，派刺客纥干承基谋杀李泰，但是未遂人愿，阴谋没有得逞。承乾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准备发动宫廷政变，迫使唐太宗放弃废立太子，并逼其退位。

为了发动政变，承乾广结私党，培植自己的势力。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开化公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纷纷投到他的麾下，成为其心腹亲信。此时，太宗的弟弟汉王元昌也很快与承乾结为友好。原来李元昌因多有不法行为，常常受到太宗斥责，怀恨在心的他，便想助承乾一臂之力，对太宗进行报复。朝中的大臣们虽然反对废立太子，但是对太子承乾的所作所为也很是失望。当然也有例外的，吏部尚书侯君集，因征伐高昌私取战利品，被人告发下狱而对太宗深感不满。出狱后，侯君集侍命女婿、宫廷宿卫贺兰与承乾暗中往来，并亲自与太子承乾密谈，表示愿意为他谋反效犬马之劳。

在党羽的唆使之下，承乾加速了谋反的步伐。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三月，承乾集团策划出了一套颇为具体的谋反方案。当天晚上，凡是同谋者全都以刃割臂，以帛拭血，烧灰和酒饮下，发誓同生共死，准备引兵攻打唐太宗居住的西宫。为了坚定承乾的信心，驸马都尉杜荷还说道：“天文有变，当速发以应之。殿下但称暴疾危笃，主上必定会亲临探望，可以乘此机会得志！”

就在承乾集团准备发动政变的时候，齐王李祐（太宗第五子）在齐明反叛。承乾大喜，对纥干承基说：“我宫西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与卿为大事，岂比齐王乎？”然而，齐王之乱很快地被平定了下来。朝廷在审理此案时，株连纥干承基。承基在受审时，一同供出了承乾谋反的事情。颇为震惊的太宗立即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组成专门机构审查，查得的结果是“反形已具”。面对承乾的逆行，太宗伤心以至愤怒之极，本想处死承乾，后听从通事舍人来济之言，将其废为庶人，徒放黔州。其他参与谋反人员也均没落得好处。汉王元昌赐死，侯君集以下皆斩首，承乾之乱最终以失败告终。

太子承乾被废，魏王李泰以为太子之位非他莫属，便天天入宫侍奉太宗，同时暗中派大臣在太宗面前为自己美言。可是，朝中的两位最有权势的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仍是坚决反对立李泰为太子，他们支持立晋王李治为太子，认为李治比起李泰来要“仁孝”许多。俗话讲：“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尽管唐太宗并不太喜爱李治，可是他不能不考虑到君臣共治天下的重要性，唐太宗再次陷入矛盾之中。他内心倾向于立魏王李泰，但又不得不认真考虑长孙无忌等重臣的意见。李泰虽有才学，但得不到朝廷元老大臣的支持，“贞观之治”的政策显然难以继续推行。要想把“贞观之治”发扬光大，新一朝的君主就必须有长孙无忌等人的支持。有鉴于此，唐太宗终于下定决心，于贞观十七年四月，下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同时，大赦天下。

贞观二十三年，当唐太宗病死时，遗诏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辅政大臣，帮助李治共同治理国家，继续推行贞观政策。最后，他也果真如愿以偿，李治在这些大臣的辅佐下，使得国家稳步发展，最终形成了永徽初年的继续繁荣，史称“永徽之治”，与“贞观之治”可以相提并论。

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提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源，可谓能远谋矣！”从历史发展的客观情况来看，司马光这一评价无疑是正确的，正是由于唐太宗正确的选择继承人，才最终保证了“贞观之治”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