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这是人们早已熟悉了的道理！

每一个时代的开始，都要来一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演习，唐太宗能够创造贞观之治的奇迹，主要是“偃武修文”、注重文治的结果。

封建统治者为了能更好地统治人民，就必须找一种礼仪来约束人民，唐朝之前，不论是六朝还是隋朝都很注重礼学。例如隋文帝就让牛弘收集南北朝的仪注修订成《五礼》，《五礼》内容丰富，礼仪繁多，长达130篇，可以称得上长篇巨著。隋炀帝即位后，为了使《五礼》更加完整，他聚集大量的礼仪官员到广陵，共同修订《五礼》，他们收集了南北所有的礼学，编成了《江都集礼》。

礼包括忠、孝、信、义、礼、廉、耻，说法不一样，本质是一个：培养和造就成千上万的顺民。

道德着眼长治久安，道德就是精神文明。儒学不可争胜，但是可以久安，儒学讲究道德。所以孔夫子的子子孙孙，至今享受祖宗荫蔽。

战争破坏了一切，也破坏了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使天下变得乱七八糟。春秋时期，人们为了利益，不惜弑父弑君，把整个西周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踩在脚下。

孔子惊呼礼崩乐坏，但却也无可奈何。他曾游说诸侯，推行仁政，复兴和制定日常行为规范。但各国君主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不把孔子的话放在心上，孔子也只好退而办学，使自己成为一个老教书先生，以期靠自己的学生完成自己的未竟伟业。当然孔子没有想到的是，几百年后，汉武帝把他的学问和思想定为至尊，更没有想到，历代帝王会不断追封他。

当李世民即位之后，在贞观初年的君臣共议治国方针时，许多追随唐太宗在外征战的将领（包括一部分文臣）纷纷主张“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也就是继续以武力对外进行征服，以炫耀大唐帝国的军威和士气。

这些人之所以提出这一主张，固然有上述“震耀威武”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他们对于行军打仗更为在行，而且边境地区仍然面临着一些少数民族的侵扰，所以他们认为借助初唐时期连战连胜的势头，就可以使“四夷”臣服，大唐帝国的境内就会消弭骚乱。然而，这个主张却遭到名臣魏征的强烈反对。唐太宗问魏征是何缘故，魏征指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随后魏征又列举了历史上“偃武修文”趋于繁盛的大量实例，使唐太宗欣然接受了“偃武修文”的建议。

唐太宗这一治国方针政策的转变，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隋末天下动荡，社会经济凋敝，百姓生活非常贫困，人们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但是唐朝初年仍处于统一战争时期，百姓所盼望的安定局面并没有到来，直到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才基本平定各路豪强，从而为与民休养生息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人心思定的情况下，以文治国比使用武力征伐更能取得明显成效，也更有利于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显然，唐太宗李世民对上述情况深有了解，因此当魏征提出“偃武修文”的文治方针时，他不顾其他大臣的反对，而是积极制定政策，努力推行，终于取得显著成效，奠定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为了推行以文治国的方针，唐太宗首先推出了“尊儒崇经”的政策。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学说一直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历代帝王无不尽力倡导，唐太宗当然也不例外。

唐高祖、唐太宗出身于关陇集团，对于儒学原来并不很熟悉，但为了统治的需要，他们在建立唐朝之后，也逐渐提倡儒学之道。如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并博求其后；武德七年，高祖亲至国子学，释奠于先圣、老师；武德九年，封孔子的后代为褒圣侯。

唐太宗即位后，又就如何评价与发挥周公、孔子之道的统治作用进行了讨论。唐太宗有一次对大臣说：“周、孔儒教非乱代之所行，商（鞅）、韩（非）刑法实清平之秕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概论之。”大臣魏征立即回答说：“陛下言之有理。商鞅、韩非之道只能权救于当时，固非致化之通轨。治理天下臻于盛世，所重者莫过于儒家王者之道！”

对于儒学创始人孔子，唐太宗尤其尊崇。有一次他说：“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他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犹如鸟之翼、鱼之水，不可缺失，这足以说明他是将儒家学说奉为治国指导思想的。

唐太宗之所以如此重视儒学，是因为儒学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有着妙不可言的功用。在《旧唐书·儒学传》中，历史学家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古称儒学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显然，儒学具有维护封建等级、助益风俗教化的作用，因此当然受到唐太宗及其臣僚的青睐。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贞观君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尊儒崇经。《贞观政要·崇儒学》中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可见不仅对孔子尊崇备至，连一般儒生也得到优遇。之后，唐太宗又诏令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特设庙殿，拨20户民家供役。

此外，唐太宗又大力褒扬前代著名的儒学大师，给予他们的子孙以荫官待遇；对于经学大师，则不分南派、北派，“用其书，行其道”，只要对治理国家有所帮助，都兼收并蓄，各取所长。这样就极大地鼓舞了各地学子争相学习，在社会上形成了尊儒崇经的文化风气。

唐太宗尊儒崇经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设置弘文馆。早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时，就在秦王府创设了文学馆，以此收聘人才贤士，成为李世民重要的政治顾问决策机构，并在玄武门之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朝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政治上的统一必然要求所有的东西都趋于统一，礼仪也不例外。但是南北礼学的差距甚大，隋朝曾经下了很大的工夫用于修订礼仪。唐初李渊刚进入长安之时，“天下方乱，礼典湮没”。于是李渊大至都是沿用了隋礼。唐太宗即位后，就在隋礼的基础上加以损益革新。贞观二年是礼仪制定的重要时期，房玄龄召集了许多礼仪官员，以隋朝的礼仪为依据，通过对社会的考察，制定了适用于唐朝的礼仪制度。这次制定的礼仪被命名为《贞观新礼》，历时五年，但是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也就是《贞观新礼》制定还没有多久，就发现礼仪制定有很多不足之处，唐太宗也不太满意，于是下令重修《贞观新礼》。为了能修订得更完善一些，他同时任命房玄龄、魏征等人一起参与修订，另外还命人找来当时著名的学者孔颖达、颜师古、李百药、令狐德棻等。到贞观十一年，礼仪再次修订完成，命名《贞观礼》，共有138篇。唐太宗下诏颁布天下，说：“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曲之废于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于雅者，并随违而矫正。”

唐太宗也对礼法很重视，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尽量让自己符合礼法的规范。例如，他根据周礼对国君死了才避讳作了规定，他认为周文王在世时并没有避讳，春秋时的鲁庄公也没有避讳，所以规定“世”“民”两字不连读的都不必避讳，以免引起用字的混乱。贞观中书舍人高季辅上表说，看到密王李元晓等人对皇帝的儿子互相下拜（回拜），认为这不符合“礼”的要求，因为他们都是王爵，就要以叔侄相待，不能违背常规。太宗下诏李元晓等人，对吴王李恪、魏王李泰致礼下拜，不能答拜。

礼仪制度是每个社会都需要的，而封建社会更重视礼仪，封建社会用礼仪制度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用礼仪来教人们臣服于他们的统治，不要反抗。其中有很多不合理的礼仪制度，对人民毒害甚深，例如什么一女不侍二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也有很多好的礼仪，一直流传至今。封建的礼仪制度是为上层阶级服务的，是维护森严的尊卑的封建等级关系。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对大臣们说：“近来听说京城的官员和百姓，在父母丧期中，有人竟然相信巫书，在辰日那天不哭，以此谢绝吊问，这是败坏风俗的行为，违背了人伦礼法，命令州县官员予以教育，一定要按丧礼的规定居丧。”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太宗对大臣说：“佛道施教化，本是行善的事，怎么能使和尚、尼姑、道士妄自尊大，坐着接受父母下拜呢？这是伤风败俗，违背礼法的行为，应马上禁止，仍要他们向父母下拜。”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太宗对房玄龄说：“近来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然家世已衰落了，可是还依仗旧时的名望，自称士大夫，每当嫁女给别的家族，都索取大量财礼，败坏风俗，扰乱礼法，和他们的地位很不相称，应实行改革。”

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人修订氏族志，高士廉等人仍把崔民干列为第一等。太宗说：“有的人才能低下，还以为门第高贵而悠然自得，贩卖祖宗的名望。我不理解社会上为什么看重地位，士大夫应该立德立功，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者道义素高，学艺宏博，才能成为高尚门第，才可称为大丈夫。现在崔、卢这些家族，只是夸耀先辈，怎么能和本朝的大臣们相比呢？你们仍把崔氏作为第一等，是轻视我给你们的官爵？”

于是崔氏列为第三等。按当时的官，崔民干只是个侍郎，不应列到第三等，但已把皇族立在第一等，外族列第二等，太宗不再坚持。

太宗下诏：“不准因自称高尚门第而索取钱财，纠正因自称门第高而不孝敬公婆，从今以后，明白告示，使大家懂得嫁娶的仪式一定要符合礼法。”

同年，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太宗女南平公主。

王珪说：“《仪礼》规定了媳妇有拜见公婆的礼节，近代风俗败坏，公主出嫁，拜见公婆的礼节都废了，现在皇上英明，一切都按照礼的原则办事。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是要全国树立崇尚美德的社会风气。”

王珪和妻子坐在公婆的位置上，命公主拿着帕子，行洗手进食的礼节。太宗听到后非常赞成。从此以后，公主下嫁，如父母健在的，都要完成这一礼节。

太宗说：“昔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数年之间，成此二乐五礼，又复刊定，未知堪为后世法否？”

魏征称赞说：“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

除了官修《五礼》外，还盛行私人的礼学研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三礼”专家。

于是，“礼”制约着各种社会关系。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十一月，太宗在洛阳宫积翠池宴请群臣，赋诗一首：

日昃玩百篇，

临灯披“五典”，

夏康既逸豫，

商辛亦流湎，

姿情昏主多，

克己明君鲜，

灭身资累恶，

成名由积善。

魏征也作诗道：

终藉叔孙礼，

方知皇帝尊。

太宗很高兴，说：“魏征一开口，就要我以礼作为行动的准则。”魏征的诗中引用了刘邦的典故，刘邦当上皇帝后，叔孙通为他制定朝礼，刘邦高兴地说：“到了今天，我才感到皇帝的尊贵。”魏征所说的“叔孙礼”即指此。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太宗下诏：“常服未有等第，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服青，妇人从其夫色。”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太宗因诸侯来京朝拜的人都租房子住，与商人杂居，仅能安身，接待之礼不充分，命令用京城的空地，为各州来京的朝集使造府第，完工后太宗还亲自去视察。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按照礼法，三品以上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不应该下马，现在都下马，违背了礼法。

太宗说：“你们想抬高自己而贬低我儿子吗？”

魏征说：“魏晋以来，亲王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和六部九卿给亲王下马，这是不适当的，旧时的礼法没有这样的先例，现在的礼法也无规定。”

太宗说：“太子是准备继承皇位的，假若没有太子，就要按同母弟依次立为太子。按这种推断，你们不能轻视我的儿子。”

魏征说：“商朝有兄死传弟的事，自周朝以来，太子必立长子，以断绝庶子非分之想，堵塞祸乱根源。治理国家的人对此要十分谨慎。”

太宗准奏，三品以上官员见亲王不再下马。

贞观十四年，太宗对礼官说：“同住在一起的人死了，还要为他穿缌麻，而叔嫂间却没有丧服，舅父和姨妈，亲疏差不多，丧服却不同，都不合礼法，其余有亲情而丧服轻的，也要上报。”

就在这个月内，尚书八座和礼官研究后上奏：“礼是用来判疑惑、定迟疑、辨异同、明是非的，不是从天上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的，是人的感情决定的。人们的关系首先在于九族和睦，九族和睦要从最亲的人开始，由近及远，亲属因有亲疏而有差别，丧事的礼数就要依次减少。舅舅和姨妈，虽然是同辈，但是从母亲份上看，舅是母本家，姨妈是外姓亲戚，姨妈不在母族之中。现舅丧服三月，姨五月，失掉了根本，应调整。曾祖父母，旧服丧三月增为五月，嫡子妇、旧丧服九个月，增加为一年，其他子妇，旧服五个月，请增为九个月，嫂和小叔，过去无丧服，现服五个月，给弟弟的妻子和丈夫的哥哥服五个月，舅舅增加和姨妈一样，服五个月。”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十二月癸丑，太宗对侍臣说：“今天是朕的生日，民间以生日为喜庆之日，在朕看来，大为不当。”他说子路对父母非常孝顺，自己吃粗糙的饭食，而把米留下来侍养父母。当他父母去世后，子路就说再也不能背米侍养双亲了。“况且《诗经》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为什么为自己的生日而劳累父母呢？这种做法不符合礼法。”太宗的这种观点与传统的习俗不太一样。但他的这种提法确实新颖别致。

唐太宗即位之后，及时调整了统治方向，由武德年间的重武轻文改变为偃武修文，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因而使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繁荣盛世景象——观贞之治，这显然应归功于唐太宗以武拨乱、以文治国的政治策略。这对当今社会其实也是一种有益的历史经验借鉴。

太宗用礼仪来影响人们的行为活动，协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使人民在自然而然中接受一种有利于上层阶级的思想，接受被统治的现状，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