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禄只比徐志摩大一岁，却是徐志摩的堂姑妈。查家和徐家早就结成了姻亲。徐志摩日记和家书中多次提到的“蒋姑母”，即是查良镛同宗的远房姑姑查品珍，她嫁给了海宁硖石的蒋百里。1900年，徐志摩在家启蒙读书，第二个塾师即是查家“澹远堂”的查桐轸，其子查猛济后来也当过徐志摩独子徐积锴的塾师。徐禄嫁入赫山房查家，与“敬业堂”的查枢卿结婚，查、徐两家再度结亲。

1925年，徐志摩接手主编著名的《晨报副镌》，出版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在新诗坛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可惜天不假年，“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一诗成谶。1931年11月19日，一场空难夺去了诗人年轻的生命。1932年春天，一代诗人的灵柩在故乡海宁硖石安葬时，少年查良镛代表全家前往吊唁。他回忆：

1　林欢（金庸）《中国民间艺术漫谈》，长城画报社1956年版，118页。

2　《金庸散文集》，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97页。

3　金庸《关于“金庸茶馆”》，《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7月18日。

4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312—313页；《明报月刊》2004年3月号，51页。

我妈妈是他的姑母，他父亲比我妈妈年纪大得多，是我的老舅舅。徐志摩在山东坠机之后，在家里开丧。我爸爸辈分比他大，但他家里有钱有势，如果去吊丧，不免有谄谀之嫌，于是派我去。那时我只是个十岁左右的小孩，但他家里当我贵客那样隆重接待，我在灵位前跪拜后，舅舅徐申如（徐志摩父亲）向我一揖答谢。舅舅的孙儿（徐志摩的儿子）则磕头答谢。然后开了一桌酒席宴请。我一生之中，只有这一次经验，是一个人独自坐一张大桌子吃酒席。桌上放满了热腾腾的菜肴，我当时想，大概皇帝吃饭就是这样子吧！两个穿白袍的男仆在旁斟酒盛饭。那时我自然不会喝酒，只做样子假装喝半口酒，男仆马上把酒杯斟满。我不好意思多吃菜肴，只做过样子就告辞。舅舅送出大门，吩咐用自己家里的大船（在我们江南，就像这里各人家里有自用汽车般，各有自家的船）连同船夫、男仆送我回家（我家离他家二十七里路，叫作“三九”），再向我爸爸、妈妈呈上礼物道谢。

……我和徐志摩的干系，到此为止。平时因年纪相差太远，我只和他的儿子做朋友。

徐志摩的儿子积锴1918年出生，是张幼仪所生。张幼仪是张公权、张君劢的妹妹，既能干又有学识，徐志摩与她离婚，徐申如就很不赞成，“因此在亲戚之间，徐志摩不得人心，不获好评，大家也不与他后来的夫人陆小曼来往”1。查家送去的挽联“司勋绮语焚难尽，仆射余情忏较多”，用唐代诗人杜牧（司勋员外郎）、徐州守将（检校右仆射）张建封与歌伎关盼盼的典故，明显对徐志摩的婚变不满。

1937年日寇入侵，良镛的母亲徐禄在逃难途中撒手人寰。等到抗战胜利，他返回家乡时，舅父徐申如也已在1944年3月去世。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期间，他读了徐志摩的《西湖记》和一些新诗，深为表兄的才华所倾倒。“我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姑妈，他是我的表兄。他死得很早，我和他接触不多，但印象深刻。我读过他的新诗，看过他的散文，都是很优美的，对我教益很深。”在《书剑恩仇录》中儒雅的陈家洛身上，隐约可以找到徐志摩的影子。

1　田家明《剑桥观礼记》，《明报月刊》2005年9月号，19页。

金庸对记者说，“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

1898年生在海宁硖石的蒋复璁是查良镛的表叔、军事学家蒋百里的亲侄儿，算起来也是他的表哥，蒋复璁与查良镛的二伯父查钊忠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后留学德国，专攻图书馆学，曾担任“中央图书馆”首任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后来蒋跟查良镛说过一些他祖父的事，言下很是赞扬，都是他本来不知道的。五、龙山小学堂

查良镛没有上过私塾，一开始上的就是现代小学，7岁就读于村口巷里十七学堂，高小转入袁花镇上的龙山小学堂。2龙山小学堂始建于1902年，是海宁最早的四所高等小学堂之一，又名海宁第三高等小学堂。3

从家出发，有一段泥路，路边有池塘柳树，经过一座石桥，再有一段石板路，就到了天仙河畔的龙山小学堂。在查良镛的记忆里，学堂生活带着温情——

江南的小镇，天色灰沉沉的，似乎要下雪，北风吹着轻轻的哨子。突然间，小学里响起了当啷当啷的铃声，一个穿着蓝布棉袍的校工高高举起手里的铜铃，用力摇动。课室里二三十个男女孩子嘻嘻哈哈地收拾了书包，奔跑到大堂上去排队。四位男老师、一位女老师走上讲台，也排成了一列。女老师20来岁年纪，微笑着伸手拢了拢头发，坐到讲台右边一架风琴前面的凳上，揭开了琴盖，嘴角边还带着微笑。琴声响起，小学生们放开喉咙，唱了起来：“一天容易，夕阳又西下铃声报放学，欢天喜地各回家先生们，再会吧……”

1　《金庸作品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402—404页。

2　金灿《金庸与“云松书舍”》，金庸学术研究会编《金庸世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301页。《海宁人物资料》也说他“在本村附近一所学堂读完初小，在袁花龙山小学堂读完了高小”。见钟文《查良镛》，《海宁人物资料》（二），13页。

3　詹秉文《关于海宁县的一些文教资料》，《海宁文史资料》第13辑。

唱到这里，学生们一齐向台上鞠躬，台上的五位老师也都笑眯眯地鞠躬还礼。

“小朋友，再会吧……”

前面四排的学生转过身来，和后排的同学们同时鞠躬行礼，有的孩子还扮个滑稽的鬼脸，小男孩宜官伸了伸舌头。在一堂历史课上，历史老师讲到鸦片战争，朝廷如何糊涂无能，无数兵将英勇抗敌，但终因枪炮、军舰不及英国而惨遭杀害，突然情绪激动，掩面痛哭。查良镛和同学们也都跟着哭泣。2

这一堂泪水横流的历史课永远留在了他记忆的深处。

小学五年级时，查良镛遇到了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他的作文中，总是将“大都”写成“大多”，陈未冬老师翻出《辞海》，予以指正。当时他年少顽皮，自封为“独裁者”，老师也颇加优容。

陈未冬是浙江诸暨人，20世纪30年代初到龙山小学堂执教，教书之余，笔耕不辍，在一黑色硬面蓝条簿上写杂感，常拿给查良镛看，其中一篇记叙校长张志鸿赴海宁县教育局追讨教师工资不得之情，老师自称“可怜虫”。这些文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未冬很喜欢这个学生，对他的每一篇作文都细加圈点、认真批改，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析，还让他一起编五年级的级刊《喔喔啼》，把小小的级刊办得生动活泼。他后来说：“数十年来编报，老师之指点，固无时或敢忘也。”虽然等他小学毕业，袁花一别，师生从此失去联系，但陈未冬老师一直记得“查良镛”这个名字，甚至把他的一本作文本保存在诸暨老家，直到“文革”期间，造反派多次抄家，这本作文本在劫难逃，化为灰烬。

1　金庸《月云》，《收获》2000年第1期，131页。

2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3—14页。

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陈未冬老师当年为他改正的作文错字，六十年后师生在杭州重逢，提到这些错字时，老师不禁大笑，赞他记性好，并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他爱读课外书。龙山小学堂的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他在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似懂非懂地各种各样的章回。到五六年级时，他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不过他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新文学，他自认为是个性使然。

六、读的少年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及《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是他父亲和哥哥购买的，这些成人书刊却成了他小学时代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读物。他的童年时代深受邹韬奋和生活书店之惠。课外大大拓展了一个少年的视野，天仙河畔，赫山房里，他终日与书为伴，主要是读。

查良镛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他的曾祖父有两个儿子，他祖父是大儿子，住在大宅的东半部，叔祖父住在大宅的西半部。即使经历了那场悲惨的文字狱，御笔亲书的牌匾依然威严地挂在查家大堂的中央，直到毁于日寇入侵的战火。这座大宅子共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他先祖查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代表了一个书香门第的荣耀和曾经的显赫。

祖父有三个儿子，父亲排行第三，上头还有两个哥哥。叔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四个孙儿。堂兄、堂姐都比查良镛年纪大很多，他们都喜欢读。父亲也是一位热心的读者，家中藏书相当多。父亲常在“敬业堂”书房里款待文人雅士，与他们品茗畅谈。因为地主的身份，平时没有什么工作，空闲很多，可使用的钱也多，大家都买了各种各样的。有传统的明清，也有比较新的上海出版的，如张恨水的，各种武侠等，还有新派的《月报》、鸳鸯蝴蝶派的《红杂志》《红玫瑰》等杂志。哥哥良铿在上海上大学，学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带回了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因花费不少钱买书，良铿常常弄得饭钱也不够，受过父亲的严厉责备。他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拥有的书互相流通，大家借来借去。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查良镛从小耳濡目染，喜欢读。在小学期间，他读过的就已不少。

1　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13—15页；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29页。

父母亲见查良镛一天到晚地看书，不喜欢游玩、运动，身体衰弱，很是担忧，常带他到野外去放风筝、骑自行车，但他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读了。8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查良镛读到顾明道的《荒江女侠》。2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武侠，他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好看的书，此后对武侠日渐入迷。3

《红杂志》是严独鹤、施济群主编的一个消闲性周刊，从1922年8月出到1924年7月。查良镛出生不久，该杂志改名为《红玫瑰》，出到1932年停刊，查良镛读的是父兄们读过的旧刊。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并没吸引他，武侠却影响了他的少年时代。他先在《红杂志》《红玫瑰》上读到《江湖奇侠传》，又在严独鹤等编的旧杂志《侦探世界》半月刊上读到另一部《近代侠义英雄传》，都是平江不肖生的作品。

从儿童时代起，查良镛大部分零用钱都花在购买武侠上，每次从袁花到硖石（那是海宁最繁盛的市镇）外婆家，或杭州、上海这些大地方，他必定请人带他去书店买武侠。同好者之一是比他年纪稍大的侄女查懿德，因为对旧有同好，他从她那里借了很多，中的人物也是他们常谈的话题。另一位同好是他姑丈的四姨太，他叫四阿姨。他八九岁，她四十多岁，他们可以一起谈这些。他还可以得到额外的收获：很多糖果、糯饼、冰激凌。1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85—86页。

2　顾明道（1897—1944），名景程，1929年应严独鹤邀请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连载《荒江女侠》，以后出单行本，共120万字。

3　1969年8月，金庸对林以亮说：“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八九岁就在看了，第一部是《荒江女侠》。”《金庸访问记》，江堤、杨晖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05页。他弟弟说：“听小阿哥讲，他8岁时开始读第一本武侠《荒江女侠》。”见《人物》2000年第7期，114页。

小时候查良镛还到书摊租书看。2《七侠五义》《小五义》以及还珠楼主、白羽等的武侠，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新奇世界。

《三国演义》文言成分较多，查良镛在小学时代就津津有味地读了，虽然有许多文句不懂，但故事和人物的吸引力太大，终于使他跳过不懂的部分，一路读完。但看到诸葛亮五丈原归天，以后的故事他就没有心思看下去了。他完全站在刘备的蜀汉一方，决不承认蜀汉居然会比东吴、魏国先亡，为此和他大哥激烈辩论了几个小时。大哥没有办法，只好搬出中学历史教科书来，指着书上清清楚楚的几行字，证明蜀汉为邓艾、钟会所灭，他才悻悻然服输，为此生气了大半天，流了不少眼泪。

龙山小学堂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将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借给查良镛，译者郑晓沧是海宁出名的文人，美国留学生，故乡人引以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当地相当流行。他十二三岁开始接触大仲马的作品《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伍光建译成中文时，译名为《侠隐记》《续侠隐记》），就喜欢上了这位法国作家。法国《十五小豪杰》讲述十五个法国少年航海和荒岛历险的故事，包天笑用文言翻译，但查良镛那时的国文程度已读得懂。另有一部科学幻想《陆沉》则将少年时代的他带入了一个浪漫的幻想天地。3

六年级时，查良镛读到巴金的《家》，在家中的沙发上享受读书之乐，哥哥看见了，就说：“巴金是我们浙江嘉兴人，他文章写得真好！”他说：“不是吧？他写的是四川成都的事，写得那么真实，我相信他是四川人！”哥哥说：“他祖上是嘉兴人，不知是曾祖还是祖父到四川成都去做官，就此住了下来。”那时他哥哥在大学念中文系，他就信了哥哥说的。同时又觉得，《家》中所写的高家，生活情调很像江南，只是自家的伯父、堂兄们在家里常与人下围棋、唱昆曲、写大字、讲，高家的人却不大做这些。当时他最有印象的人物是觉慧和鸣凤。

1　金庸《关于“金庸茶馆”》，《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7月18日。

2　卢玉莹《访问金庸》，江堤、杨晖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100页。

3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87—88页。

家里也有不少丫头，好像个个相貌平平，不及学校里的女同学美丽，似乎没有鸣凤那样美丽而伶俐的，但她们性格温善，都待他很好。“读常常引入自己的经验，这是天下读者常有的习惯。我当时最爱读的是武侠，因此觉得《家》《春》《秋》《春天里的秋天》这一类的读来不够过瘾。”1　金庸《正直醇雅，永为激励——悼巴金先生》，《明报月刊》2005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