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学沈宝新

自1946年进入杭州《东南日报》，金庸已在报界摸爬滚打过十多年，几乎熟悉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1955年以来，他的武侠在《新晚报》《香港商报》连载，受到读者欢迎。据《香港商报》调查，他的有三万读者。当时香港盗版成风，他的武侠连载每天刊出千字，七天就有人盗印单行本，速度之快让原定结集出版的三育图书公司措手不及。就在这时，他和分别多年、正在经营印刷业务的老同学沈宝新在香港意外重逢，沈建议，与其给别人盗印小册子发行，不如自己来印，自己发行、赚钱。说干就干，他们决定合办一家刊载武侠的十日刊《野马》。1938年，他们在丽水碧湖，初中三年级起就是同班同学，金庸是级长，沈宝新喜欢打篮球，是级队的选手，比他大好几岁。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的档案中，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的军训名单记录：

1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40—41页。

沈宝新　秋一年级　十八岁　吴兴人金庸回忆：“我们两人是初中、高中同班同学，沈宝新先生比我大几岁，所以当时并不是很熟悉，他是大朋友，我是小朋友。后来在香港碰上了，老同学相见，自然很亲热，以后大家就常来往。”2

吴兴即浙江湖州，沈在浙江大学读的是农业专业，抗战胜利后，在中国邮政、储汇局银行工作，积累了银行、财务工作的经验。1946年到香港，在印刷厂任职九年。3他说一口江浙口音的广东话，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随和、够义气的人”，人际关系好，对朋友重情义，又懂经营管理。1959年初，他们注册了野马出版社，准备办一份十日刊，以刊登武侠为主，从《庄子·逍遥游》中取“野马”为刊名。

当年3月，《野马》筹备期间，他们在九龙尖沙嘴弥敦道的文逊大厦租了一个写字间，只放得下四张书桌。他们请了《长城画报》编辑潘粤生担任编辑。4就在这时，报贩建议，与其办十日刊或半月刊，不如干脆办一份日报，天天出版，更容易赚钱。金庸犹豫了一番，决定办日报，《野马》不太像报纸的名称，仿效《成报》取单字很成功5，他也想起一个单字的报名，潘粤生提出“明”字，取“明辨是非”之意，他说也有聪明之意，经过一番推敲，决定取名《明报》，以“野马”为副刊（名为“野马”）。关于报名，他后来说：“《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1他们请书法家、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制片主任王植波题写的报名，一直沿用至今。金庸并不知道中国报业史上至少有过六个《明报》，1911年、1922年、1931年的上海，1925年、1945年的北京及1932年的苏州先后出版过以《明报》为名的报纸。2

1　杭州市档案馆藏，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档案。

2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401页。

3　《明报》1989年5月20日，张圭阳《金庸与报业》，50页。

4　潘粤生，广东惠阳人，1935年生，中学时给金庸主编的《新晚报》副刊和《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投稿，其影评得到金庸赏识。中学毕业后，金庸推荐他到《长城画报》当助理编辑。先后出任《新明日报》《明报周刊》《明报晚报》《明报》总编辑。

5　《成报》为何文法1939年5月1日创办，最初每天出一大张，以画刊取胜，仅半年销量就跃居首位。太平洋战争后停刊，1945年10月复刊，至1959年成为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查传诗（查良镛长女）与沈宝新夫妇

《明报》最初由金庸出资三万港币，沈宝新出资两万港币。这五万元三四个月就花光了，金庸又投入五万元，共出资八万。《大公报》老同事、广告部主任郭炜文曾出资一千五百元，占的股份很少，1961年《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要郭退股，金庸连本带利都还给了郭。《明报》从此只有两个股东，金庸占八成，沈占两成。

1959年5月20日是金庸终生难忘的一天，这天《明报》正式创刊。创刊号标明：本港零售港币一毫，督印人沈宝新。他执笔的发刊词标榜“公正、善良、活泼、美丽”：

《明报》是一张同人的报纸，也是一张读者的报纸。

……它是读者的报纸，因为我们办报的目的不是要宣传什么，也不是为什么商品做广告，我们只是希望能办成一张精致的、生动的、健康的小小报纸，为那些喜爱精致、生动、健康事物的人所喜爱。

我们的信条是“公正、善良、活泼、美丽”。我们决心要成为你一个甜蜜的知心的朋友，跟你说说故事、讲讲笑话，讨论一下问题，但有时候，也向你作一些温文的劝告。3

这一年他36岁，南下香港第十一年，他踏上了前途莫测的创业之路。

《明报》第一天印了8000份，没有卖完，最低时跌到了6100份，发行了四个月才开始回升。金庸说，出《明报》主要是一种生意上的考虑，当时谁都觉得是一件冒险的事业，旧同事、老朋友在背后人人都说：“小查这次非倾家荡产不可！”他却想，反正没有多少家产，就是“倾家荡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1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5—116页。

2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699页；张圭阳《金庸与报业》，40—47页。

3　转引自张圭阳《金庸与报业》，53页。

《明报》创刊号

《明报》初时只是一份四开一小张的报纸，属于名副其实的“小报”，头版刊登社会性特稿，二版是副刊，也会登，三版是重头戏，连载金庸和其他人的武侠，四版是杂文，小品、漫画等，没有新闻。他选择办这样一份小报，或许与他初到香港时，发现港人的读报口味令人“又好笑又好气”有关。《大公报》同事马廷栋有一天吃饭时说起，有个香港友人说：“贵报虽然有些地方不及人家，但有一次登了一条别报没有的新闻。”马受宠若惊，忙问什么新闻，对方说：“那次九龙发现一条一尺多长的蜈蚣，只有贵报上有。”2相隔十一年，也许金庸已淡忘此事，但港人的读报口味他是熟悉的，他有意无意地迎合他们。

不久，《明报》迁到中环娱乐行五楼二室，白天是商人的写字楼，晚上做他们编辑部，每天凌晨离开时，都得收拾干净。两个月后，又搬到中环德辅道中239号四楼。3最早的员工只有三个人，金庸是社长兼总编辑，还是主笔，负责编辑部的工作，沈宝新是经理，负责报纸经营，是营业部唯一的员工，谦称在报馆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有如整部机器中的螺丝钉，编辑只有潘粤生。后来请了校对戴茂生和办公室助理叶云（原名叶汉辉），诗人何达做过短期的第四版编辑。由于人手不够，金庸的妻子朱玫在《明报》跑过香港新闻，成为《明报》最早的女记者。

二、《明报》定位

办报毕竟不像写武侠，一份新报纸一无背景，二无雄厚资金，要在报刊林立的香港站稳脚跟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人说，“办不了多久吧”；有人断言，“一两年内一定倒闭啦”！

1959年的香港尽管经济还算不上繁荣，但报业竞争已够激烈。单就日报来说，左派除了《大公报》，还有1948年9月创刊的《文汇报》、1952年10月创刊的《香港商报》、1955年创办的《晶报》（原名《明星日报》，1957年改名）。亲国民党的有1949年创刊的《香港时报》以及老牌的《工商日报》。此外大多数报纸处于中间立场，如1925年6月创刊的《华侨日报》，1938年8月创刊的《星岛日报》，1939年5月创刊的《成报》，等等。还有《南华早报》等英文日报，其中也有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之分。背景各异，左、中、右分明。光是50年代新办的报纸就有85家，平均一年新办85家，大部分为中文报纸，但能坚持十年以上的凤毛麟角，至今仍在出版的仅《明报》《新报》《晶报》等寥寥数家。1　金庸《拼了命出版<明月>》，《明报月刊》2006年1月号，50页。

2　查良镛《来港前后》，《大公园地》复刊第19期，1948年5月5日。

3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48页。

在报界默默耕耘了十多年的金庸有自己的考虑，他离开《大公报》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左派色彩过浓，他不会走这条路；他对国民党也没什么好感，保持中立是必然的选择。“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2

6月6日，《明报》出至第十八期，改为出对开大张，头版改为国际新闻和社评，二版为“银百合”副刊，三版还是“野马”副刊，四版为香港新闻（从第二十九期起，国际新闻改到第四版，港闻放到头版，社评有时也刊登在四版）。当天，他在《我们的立场》社评中提出“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不再提“美丽”“活泼”：

我们曾在“发刊词”中说明，我们拥护“公正与善良”。这五个字，就可以说是我们的立场。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展，就业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不断地改善。

这是《明报》资料室现存的最早一期《明报》。据说金庸愿出资二十万元高价收购《明报》创刊号，但没有结果。1倒是电影界有人收藏了最初的《明报》。

1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30页。

2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6页。

为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明报》出版四十多天后，7月1日，在第二版开辟“明报之友”专页，刊登读者来信和他们的答复，并邀请医生和法律、心理、社会问题方面的专家解答读者的问题。当天刊出的《致读者》说，要成为读者与编者、读者与读者之间互相沟通意见、交流情感的园地。

金庸多次表示对左转后的香港《大公报》的不满，力图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香港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自由的空间，从地理上说，这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却是一个典型的世界自由港，左、中、右各派力量都有发言的机会。

香港是一个政治斗争很尖锐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都有。就《明报》而言，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任何力量想影响我们的话，我们是绝对抗拒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可能读者在短期内注意不到，但长期下来，读者就会了解，我们是真正客观、独立和公正的……2

他不断重申《明报》“不左不右，绝对中立”的立场，“以前的《大公报》反映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的确是《明报》的楷模，但《明报》是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1947年，他迈进上海《大公报》的大门，老《大公报》“不党、不盲”等可贵原则深刻地影响了他。“很多技术问题都是我从《大公报》学来的。《大公报》本身有个传统，什么文字可以用，什么文字不可以用……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卖，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报纸不应该歪曲事实，应该讲真话，不好讲的可以不讲。”他自称，“心向往之，时作东施之效，只恨才识难追前贤，时有画虎不成之憾，但所作的努力，总朝着这个方向”。正是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金庸传承了老《大公报》未竟的理想，《明报》的成功隐约可以看到某些老《大公报》的影子，比如坚持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支援，他说，“在这情形下，我们就能毫无顾忌地公正不偏，就会得到最广大读者的支援”。

1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109—110页。

2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204页。

1959年10月16日，标榜中立的《循环日报》复刊，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说，“全港报纸非左即右，真正中立者唯《明报》一家，本来势孤力弱，发言无人响应，大有孤芳自赏之感”。1960年2月17日，他在社评中说，“本报向来主张和气生财，不反对国民党，也不反对共产党，不骂美国，不骂苏联”。5月20日，他又在《本报创刊周年感言》社评中说，“在政治上我们力求中立，决不对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他以后津津乐道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其实要等到1962年6月“自由谈”副刊诞生时才提出，1966年1月，《明报月刊》发刊词也以此为编辑方针，以后作为《明报》的报训。1980年，他在聘请董桥为《明报月刊》总编辑时，聘书上就提醒说，必须“遵照《明报》一贯中立、客观、尊重事实、公正评论之方针执行编辑工作”，“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爱护中华民族之传统，在学术上维持容纳各家学说之宽容精神。”做了七年《明报月刊》总编辑、八年《明报》总编辑的董桥说：“我虽然无权判断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查先生给我的提示，却一直没有轻心淡忘那几句话的重量和真谛。”三、筚路蓝缕

《明报》初创之时定位还不很清晰，压倒一切的是生存。当时，持中间立场的大报如《华侨日报》《星岛日报》等层次偏高，远离普通读者的要求和趣味，没有大资本撑腰的《明报》不可能冒险走这样的路子。金庸也不愿接受《超然报》《响尾蛇》《响尾龙》这些小报的低俗、色情路线，试图在大报和小报之间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介于严肃和轻松之间，既发表武侠、香艳，又有严肃的社评、香港社会新闻和国际新闻，最早的读者以普通市民为主。

不少人批评《明报》的报格摇摆不定，两面不讨好，这样下去迟早会关门。为了《明报》的生存，金庸和沈宝新绞尽了脑汁。金庸除了不断地写武侠、写社评，还要负责报纸的编辑工作，多方挖掘、罗致人才，提高报纸的吸引力。沈则从提早出报以及发行、广告上下工夫，常常半夜三更起来去印刷车间给工人递烟。

1　陈子善编《董桥文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655、656页。

从1959年到1962年，这三年是《明报》最艰辛的草创时期，金庸一次次想起香港流行的说法：“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劝你拍电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劝你办报纸。”1他为报纸的前途苦恼不已。《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朱玫）两个人喝。”

当时《明报》在中环，金庸家在尖沙嘴，回家必须过海，渡船有两种，一种是天星小轮，一种是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当深夜或凌晨下班，天星小轮早已停航，只好乘电船仔渡海，每次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船费比较便宜。如果即到即开，包租费要三元。他们夫妇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

当年的艰苦可想而知。咖啡、渡船不过是其中两个平常的故事。那时，金庸对老同学沈宝新有所倚仗，虽然金庸是大股东，但在老员工看来，他们两个股东的权力却是均等的，甚至有金庸怕沈的说法。金庸在家中请客，如果沈还没到，他也不敢开席。2潘粤生记得：“在德辅道中时，《明报》前景还很不明朗。有一天黄昏五六点的时候，大家工作得很累，查良镛说去‘游电车河’吧，于是我们由上环坐到铜锣湾总站，再坐回来。当时查良镛说办报纸很辛苦，希望大家办好《明报》，把《明报》作为自己的事业，永不分手。”

四、《神雕侠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