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香港，查良镛没有想到以后的人生将在这里展开，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结婚、生儿育女、写、办报纸，建立家庭和事业。当时他最明显的感觉是天气炎热，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广东话。他说话带着浓厚的江浙口音，“你跟他们讲不一样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你不一样。这欺生的现象在动物界里都存在，不要紧的，以后就好了”。他与倪匡、王世瑜、董千里等之间都用江浙口音的上海话交谈。虽然他学会了广东话，还是有口音，有人说他说广东话像说外文。1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在座谈会上见到他，“那是我听过的广东话中，最最蹩脚的一种”，“金庸的广东话，一定要仔细听，才能听得懂，否则还以为他在讲英文呢”！2

一次金庸接受电视访问，用广东话回答主持人的问题，电视台播出时同时打出中文字幕，他看了很奇怪，问员工：“我讲的广东话，你们听不懂吗？”，大家都嘻嘻哈哈笑起来。欧阳碧问他，广东话、上海话和普通话，除了上海话，更喜欢说哪一种？他爽快地回答：“当然是普通话了。”他的两任妻子都是说广东话的，所以他的“家庭语言”是广东话。1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15页。

2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9页。

一、“住下来了，不想走了”

数十年来，金庸已融入香港社会，他的事业也与香港血肉相关。1959年《明报》初创，他就有意办成一份“粤港报纸”，他的早期社评或新闻标题常会夹杂广东话，宣传广告语也常用一些广东话。他很重视香港新闻，读者信箱、生活栏目及马经版也是为港人而设。他有意学《成报》的定位，希望以香港为家，为港人服务，没有“客居”香港的心态，与沈宝新始终将香港看作客居地的心态不大一样。21959年12月16日，他在《至要生意兴隆通四海》社评中说，“本报是在香港办的报纸，是给香港的中国人看的报纸，因此社评的论点，自始至终帮助香港人说话”。《明报》坚持以香港为本位，直到80年代，90%以上的读者是香港人，美洲版读者大多数也是香港移民。

1963年，有人向联合国请愿，认为香港人没有公民权，要求香港自治。3月6日金庸在社评《香港自治，无益有害》中指出：“在现在的情况下，香港人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人权得到充分的保障，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政府的行政效率很高。我们以为这一切已经足够。香港如果目前实行自治，益处极少而害处甚多。”几天后（3月10日），他在社评《香港人的精神和品质》中说：“在香港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唉声叹气，总是希望住在这个小岛上的人民经常乐观，经常勤奋。像古希腊时代的雅典，中世纪的威尼斯，香港虽小，也尽可成为举世闻名的工商业都市，以至成为一个文化艺术的都市。”

1966年9月18日，金庸发表社评《香港人的平均收入》，国际调查协会年初对东京、马尼拉、香港、台北、曼谷、新加坡、首尔居民的经济生活调查研究报告显示，香港平均每年每人收入395美金，居亚洲第三，远东第二。香港蕞尔小岛，绝无自然资源，能有此成绩，亦足自豪（1971年12月30日，他又发过一篇社评《本港工资亚洲第二》）。

1967年3月9日，金庸在社评《中共和香港现状》中说，虽无法统计，但相信目前住在香港的人，绝大部分希望本港目前的局面不变。内地1965年在香港通过贸易赚到的外汇达三亿四千九百万美元，而全部外贸盈余只有四亿美元，香港保持现状对内地有利。

1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63—164页。

2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89页。

此时金庸已在香港生活了近二十年，早已以香港为安身立命之地。“五月风暴”前夕，他在4月9日的社评《香港人要求安定》似乎呼吸到了不安的空气：

香港是中国人的社会，中国人在这里居住，说中国话，吃中国饭，没有身在异乡之苦……极大多数香港居民还是选择留在这小小四百方里的土地之上。

对于我们香港人，最最迫切需要的，无过于一个安定的环境，任何动荡都对香港不利。

5月10日，风暴初起，金庸发表社评《住下来了，不想走了！》：“就绝大多数香港人来说，除了一部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外，所以到这里来，决不是为了什么革命目标。……但我们终于还是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住了下来，不愿走了。香港尽管有它一千种不好，一万种不是，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大多数居民总是希望像现在这样住下去，居未必很安，业也未必很乐，但比较起来，还是喜欢这样。”

“住下来了，不想走了！”正是他的想法。

从5月18日起，金庸发表《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等一系列社评，判断中共在目前并不想收回香港，“在目前的情况下，香港对中共有许多利用价值”，从外汇、科技资料、统战工作等多方面来看，不收回香港的好处大得多。在5月19日的社评《英国的香港政策》中，他分析英国对香港的态度：“你来，我走，你不来，我在这里。打仗，不打！叩头，不叩！……中共并不坚持即要收回，英国也不会坚持死守。”金庸深知，对中、英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相比，香港问题实在不重要，“然而对于我们住在香港，别无其他地方可去的香港人，这却是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他在20日发表的《每个香港人的责任》中指出，香港必须保持经济上的繁荣，必须保持安定，维持法律和秩序，即使有任何意见冲突，也要尽量避免使用暴力。5月22日，金庸在《命运相同，同舟共济》中说，香港的命运面临二十二年来最大的难关，这是住在香港的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他相信左派人士也是需要和平安定的，与香港大多数人一样，大家都不希望这条船沉了。5月23日，他在社评《香港居民在恳求》中说：“全世界的眼光在注视我们，看我们香港这四百万人是以自己的愚蠢来毁灭了自己，还是以政治家的手腕和风度来安渡难关。”

5月25日，金庸发表社评《十二天来的噩梦》。5月22日宣布宵禁，千千万万人脸上没有半点笑容，一片大难将至的光景。到了晚上，长街上无车无人，一片死寂，如同经过原子弹轰炸。5月26日他的《岂有他哉？避水火也！》说得更明白，人们到香港来，“岂有他哉？避水火也”！

新年伊始，金庸在社评《1968年元旦展望》中说：“逃到了世界各地的有钱人，其中至少有半数要回来，大叹：‘走遍全世界，还是香港好。’”他们到底喜欢香港什么？

1971年5月4日的社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或许作出了回答：“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主要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而是在生活方式上。”在不同制度下生活，不论在家庭、求学、选择职业、交友、恋爱、婚姻、居住、行动、言论哪一方面，都有重大不同。“香港是殖民地，没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决不能说这里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但整个说来，我们在个人生活上所过的，是一种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充分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基本上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之中。”

香港最宝贵的就是自由。无论评论还是新闻报道、副刊，《明报》完全站在香港普通人的立场。金庸爱香港这个自由港，1963年10月16日即在社评《自由乃民主之母》中指出，香港没有民选的议会，完全谈不上民主，“但一般人民享有充分自由，于是整个社会繁荣而安定”。

1964年10月5日，金庸在社评《我们歌颂“民主”与“自由”》中说：

“民主”和“自由”这个字眼很是空洞，但实在是包含着极宝贵、极可爱的意义。如果这世界上真有什么值得为之牺牲一切，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的东西，那便是“自由”。“不自由，毋宁死”，那是一句老话，但你越想会越加体会到这六个字所代表的种种宝贵事物。

1967年6月9日“五月风暴”期间，金庸在社评中说，他毫不否认香港政府的缺点，公务人员、警察工作上的缺点，“然而在香港，我们有自由”。1969年7月29日，他的《香港无宝，自由即宝》社评说得很清楚：

我们大家之所以喜欢住在香港，相信主要的理由，便是由于这里的的确确是个自由之地。因为自由是如此宝贵，所以任何使自由受到限制的决定或措施，都应极为郑重地加以考虑。

本港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工业，不是美丽的风景，不是繁盛的商业，而是充分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制度。

1971年4月17日，他在《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评中说，“‘二战’结束以来，我们享受到令人十分满意的安定和自由。中间虽然也遭遇过危机，有过动荡的岁月，但我们的安定和自由并没有受到基本上的重大损害”。11月27日，“香港节”开始了，他在《是鲜花，是爱，是温情！》社评中说，香港人在东南亚各地代表着“现代化”“有办法”“企业精神”“勤奋富裕”，他关心的是这城市目前的面貌是不是能长期地保持下去，事实上是谁也不知道。“但我们热诚地爱这个城市，希望它一天比一天繁荣。或许因为它的前途不稳定，我们为它担心，那只有更加爱它。”

二、《香港的前途》

1971年10月29日，金庸在《静以观变，不必忧虑》社评中表示，台北失去联合国席位后，香港股市大幅度下跌，显示人心动荡，他对这个政局的演变不表示乐观。但他预测，“五年内不会有任何变动，十年之内即使有变，也是逐渐地缓缓变化，不至于发生令人措手不及、无法适应的情况。长期来说，谁都无法预料，也不必预料”。11月22日，他在《北京无意改变香港现状》社评中说，“中共对香港的态度，主要取决于香港对于中共的利用价值，而绝非决定于中英关系的好恶”。他在12月11日的社评《香港的战略地位》中分析，北京要取台湾，目前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至于取香港，则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取香港不仅是经济上的巨大损失，香港当时还是北京的一个安全通道，使它永远不会遭受封锁。一取香港，不过多了一个上海、天津，原来特殊的战略意义便立刻消失了。

新界的租借到1997年6月底期满，届时中国政府依约收回还是另有安排，对香港的前途有决定性的影响。香港人对这个重要问题越来越关心。金庸主编的《明报月刊》1980年2月号访问了香港最主要的五个工商界团体负责人，以及长期研究香港问题的夏斯理教授，这些访问虽不能提供明确答案，但大致有一个结论：越早有明确答案，对香港及中国的经济展望越有利，悬而不决地拖延下去，会产生不良影响。有人指出，最迟应该在1982年解决，以后中、英的会谈果然是在1982年9月开始。

1980年2月2日，他在社评《一九九七？一九八二？》中说：

香港是永远会存在的，就算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变，这里大多数居民当然也会生活下去，而且也不一定生活得不好，所谓香港的前途，只是指香港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前途。香港永远会有前途，目前的制度却不一定。

1981年2月19日，中、英就香港回归进行试探性接触，金庸发表社评《必须使三方面都充分满意》，一切安排不能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体面，不能稍有损害中国的荣誉和民族尊严；不能违反英国重视法治、自由、人权的原则，不至成为英国的负担；不改变香港政治、社会与经济现状，香港各界人民的生活有长期性的健康发展。

次日，他发表社评《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建议中英两国经磋商研究，订立一个有关香港的条约或协议，或由两国外长发表联合公报。内容主要为三点：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二、香港现状不变；三、中国如决定收回香港，应在十五年之前通知英国。

这可以看作是他对香港前途的一个重要预测，他的看法与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时阐述的观点极其接近。北京正式通知英国，决定收回香港主权和治权，距离1997年7月1日恰好提前了十五年。金庸说：

预测香港的前途并不太难，因为主要的根据是中国领导当局的决策，而决策的内容与各种因素并无机密，基本上是可以了解的。

中国对于香港的政策，可以说是“现状不变，长期利用”八个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义，利于国家。”香港现状的维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撒切尔夫人赴京前经过香港，由港督麦理浩安排，单独会见金庸四十五分钟，就香港谈判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不久前，6月9日他刚获得英国女王授予的英帝国军官勋章，即obe勋章。

金庸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场影响香港未来的讨论，几乎隔几天就会发一篇有关社评。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与他见面时即说：“我们要收回香港，我知道你是很赞成的。”金庸回答：“当然，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一心一意想中国收回香港。”他在故乡读小学，历史老师讲到鸦片战争时“突然掩面痛哭”，全班小同学跟着放声大哭。收回香港，他认为天经地义，“就算牺牲性命，也不要紧”。邓连连点头：“很好！在我们四川，也是这样讲的。”2

1982年8月31日，金庸在社评中列举了香港人目前享受到的一系列自由，包括迁居的自由、批评政府或任何公务员工作的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持有不同政治见解的自由、出版任何书报刊物的自由、信仰任何宗教而公开参加宗教仪式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罢工怠工的自由等。11月1日，他发表社评《至少十五年，香港无大变》，当时香港企业界和许多市民担心三四年内就会有重大改变，以至人心惶惶。11月25日，他在社评《三个照旧，两个自由出入》中提议，收回香港主权三十年内，维持香港的自由和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居民可以自由出入，不必经过申请和批准，一切货币、黄金、有价证券、货物等可以自由出入，不必经过申请和批准。其后，中国政府的承诺是“五十年不变”。

1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3页。

2　《明报月刊》2004年9月号，35页。

在香港，“人人呼吸着‘怕老婆也不怕政府’的自由空气”。这是立法局议员苏国荣的一句话，1984年3月24日，金庸的社评《就算怕老婆，也不怕政府》以此为题，“香港人怕变，决不是对英国的殖民政府有什么特殊喜爱，而是对‘不必怕政府’的制度有特殊喜爱”。“‘三个不变’是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三者不变。‘不必怕政府’是这三者的骨干。”

当年4月，金庸从1980年以来发表的250多篇有关社评中选取128篇，结集出版《香港的前途——<明报>社评选之一》一书。这是他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唯一一本社评集，黄色的封面上，他手书的“香港的前途”书名是红色的，“<明报>社评选之一”是金色的，上下各有他喜欢的金、红色线条装饰，很扎眼，封面上特别印了两行小字：自由＋法治＝稳定＋繁荣：－（自由＋法治）＝－（稳定＋繁荣）。当年5月20日，正值《明报》创刊二十五周年，他大摆筵席，请各界朋友一起欢庆，当晚席散之时，每人都得到这本新书，很多人围住他要签名，一下子签几百个名字，签得他都手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