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金庸逐步将自己在“明智”的股份减至两成多，收回17亿元。3月31日，他和沈宝新分别辞去董事局主席、副主席之职，从4月1日起他只担任名誉主席、非执行董事，于品海接任董事局主席。3

第二天，金庸在《明报》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说：

这样安排之后，我当然不再“拥有”《明报》了。但什么叫作“拥有”？你能永远拥有你的一切么？二三十年之后，我人都不在了，还能拥有什么？……再过三四十年，于品海先生也要将《明报》交托给别人了。他比我小三十几岁，总可以再主持三十几年吧？

金庸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范蠡，《射雕英雄传》中就借黄蓉之口有过很高的评价，范蠡还成为他短篇《越女剑》的主角。他笔下的范蠡为人倜傥，不拘小节，所作所为往往出人意料，其一生临大事、决大疑，不知经历过多少风险，最后携西施泛舟太湖。他的朋友沈君山1998年在台湾“金庸国际研讨会”开幕式致辞说，范蠡曾为“帝王师”，辅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完成吞吴复越的大业，然后拥绝代佳人西施归隐江湖，还聚财无算。可惜金庸只实现了范蠡的后两个理想，却没有机会像范蠡那样为“帝王师”。他一生没有功业，想做个外交官都铩羽而归。写武侠、办报是他不经意撞上的，甚至带有一点无奈。《大公报》的同事、画家黄永玉也觉得，“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来了呢”？“以他的才能和智慧，怎么去写武侠呢？他应该做比这个重要得多的事情。……他是很可爱的人，很温和的人，而且那种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难想象。”他完全是无心插柳，既然没有机会做“帝王师”，他便将满腔的抱负寄托在报纸和中。1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401页。

2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95、323页。

3　《明报主席查良镛昨退休，改任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明报》1993年4月1日。

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的那些岁月，他没有成为激进青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他从来无意做革命家。1972年1月29日，他在《作读者的耳目和喉舌》社评中自白：

我们在香港办报，只是经营一家企业，并无做革命家的大志，自知无此本事，也没有雄心或野心去反对任何中国政府。但因为我们的读者都是中国人，人人关心中国的事务，而《明报》的读者又是比较关心政治的，因此我们有义务作为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一方面将中国的消息向读者报道，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各种情形表示意见。

当他有机会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他也视为牛刀小试，聊胜于无。他说：“我一直存了这个‘报恩思想’来做这件事。香港人待我极好，我除了写几部、办一张报纸和几份杂志之外，报答远远不够，在我晚年退休之前，尽力协助起草一部好好的基本法，虽仍不足以报答，总之是多出了一分力。”

金庸家里挂着一副从浙江海宁老家带出来的对联，出自他先祖查昇的手笔：

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

1　陈朝华主编《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116页。参见刘国重新浪博客《金庸的德行？》。

金庸自称一直向往这样的境界，但因办报日夜辛劳，即使休息日也不免事事关心。从1946年起，他做了四十六年的新闻工作，总盼望能卸下重担。至此才得闲居，他大感愉悦。

金庸忘不了《明报》初创的艰难，三十多年来，他们以10万元的资本起家，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明报集团。1948年他离开内地时，尚有《大公报》《新民报》《世界日报》这些民间报纸，等他在香港办报，内地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和《明报》都是香港的产物，是香港造就了他。他多次说，《大公报》原来是派另一个同事来的，如果当初他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以他的出身和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就算逃得过反右，也很难逃过“文革”。即使都安然无恙，也没有机会写武侠，更不可能办报。

1993年12月，金庸再将一成多股份售给于品海的“智才”，套现约26亿元。剩下的《明报》股份，他决定分五期全部出手，与《明报》完全脱离关系。12月31日，他辞去名誉主席职位。当天《明报》刊登董事局启事：

……今年12月初，查先生致函董事局，希望自1994年1月1日辞去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之职衔，静心欢度退休后旅游、颐养、讲学及著述之生活。董事局再三诚意挽留，查先生恳切表示年近七十，志在“放下、自在”。董事局虽极感遗憾，然必须尊重查先生之心愿。

……同人等曾长期追随查先生者，情兼师友，受其身教言教之惠；新参加明报集团者，亦对查先生素所敬慕。兹值查先生七旬荣休，敬祝查先生健康长寿，逍遥自在。

从1959年起，《明报》将近三十五年的“查良镛时代”彻底结束。他心里不无难过，当天他对记者说：“我刚翻看一些《明报》的旧照片，眼泪都流出来了，有些旧同事已经去世了，真是舍不得。对于《明报》的旧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一位明报人回忆：“我至今难以忘掉那一天的情景，偌大的办公室，查先生将自己的日用品装进纸盒。《明报》不再是查良镛的《明报》了……”

自信佛以来，金庸自认看透世界事物都有始有终，人的生命也是一样，每个阶段都有终结，在适当的时候完成自己的任务，便是最满意的。办了几十年《明报》，他相信他和《明报》的关系到最后仍要分开。在精力还好时离开，对自己、对报馆都比较有益。他假设自己突然死了，报馆没有人领导的话，同事都会很彷徨。

在我这个年纪，《明报》是一个负担。从佛教的讲法，有负担总是不好的。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尽量减低，最高境界是什么也抛弃掉，连生命也觉得没什么所谓。我离开这境界实在太远了。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那我只有减少自己的负担。尽管有那么多的“做不到”，金庸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明报》。

此时离“九七”越来越近，他对外解释：“这样的安排和政治绝对无关。我的住宅正在翻新重建，花费不少，如果我对‘九七’不乐观的话，就肯定不会重建我的旧房子了，花一大笔重建费用就很蠢了。”他告别一生事业所系的《明报》还有一些不能忽略的因素，“1991年《明报》上市后，股价长期在每股29元的价格静止不动，且成交甚少”。这次出售股份他实际上赚了钱，而且甩掉了80年代以来在香港未来政制安排等问题上造成的巨大心理、政治负担，虽然负面的影响未必甩得掉。《明报》出售以后，除了明河社出版公司，他还拥有股票、债券、办公大楼等财产。

六、《明报》再度易主

在金庸全面引退前，《明报》的“于品海时代”实际上已开始，雷伟坡及一些重要骨干相继离开。1993年11月8日，于品海以明报集团名义创办《现代日报》，因亏损太多，他以3000万元价格独资购回，撑到第二年11月26日停刊，共亏损了1亿。他又投入巨资创办第一个全球24小时的中文新闻电视网，也以失败告终。为此，于品海将明报企业18%的股权卖给中策集团的黄鸿年和马来西亚富商张晓卿。

1994年5月20日，《明报》三十五周年报庆，于品海发表《勇敢顺应大环境，积极面对不明朗》时，踌躇满志地说：“《明报》的成就有目共睹，查良镛先生的贡献最大。有人因而说我的负担很大，历史包袱重，试想又有什么人能与查先生比较？但我并不觉得这是负担，反之，我感到鼓舞，因为查先生帮助我提高了自己的要求。”

1　转引白杨莉歌《金庸传说》，307—308页。

当年10月10日，香港《经济日报》披露于品海曾在加拿大有过犯罪记录，与他上市公司主席的身份有抵触，一时间香港舆论沸沸扬扬，对《明报》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于品海只得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及香港报业公会主席的职务。1995年10月，他将明报企业359%的股权售予张晓卿。加上年初购进的101%的股份，张晓卿持有明报集团46%的控股权，于10月20日出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明报转入“张晓卿时代”，这一天离于品海接手《明报》仅两年多。

当年59岁的张晓卿祖籍福建，出身贫寒，早年以伐木业起家，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伐木商及夹板出口商，1988年将伐木生意扩至巴布亚新几内亚、新西兰等国。他在澳大利亚拥有大型养牛场，在上海有锯木厂，而且经营新闻出版业务，业务包括马来西亚最畅销的华文报《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英文报henaional，以及大连的一家合资出版社。金庸千挑万选才选定于品海，他做梦也想不到，《明报》这么快就会被转手卖掉。

《明报》再度易主后，他又对张晓卿寄予很大期望：“他（张晓卿）来管理《明报》，我很感激他。《明报》是我的孩子，就好比我的儿女离开家庭后，处境不佳，在外头流浪，没有人收留他，前途茫茫的时候，有个好心人肯收留他、培养他，拿钱出来给他念书，受好的教育，变作一个很有用、很好的人。”“希望张先生来了之后，能够重振《明报》的声威，恢复稳固、健全的财政状态。”

金庸虽退出了《明报》，但《明报》为他一手创立，毕生心血所系，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岂能轻易割舍。“生命中充满着意料不到的事情。”这一年，他心脏病发作，做了大手术，经过八九个小时，心脏拿出来修修补补，又放回去。香港新闻界都在传说，一辈子精明的金庸是不是被气出病来了。2

1　陈昌风《香港报业纵横》，222页。

2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200—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