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日语的沈西城看过一套日本片集，是讲丰臣秀吉的，里面有一个小朋友，跟韦小宝一样靠拍马屁加小聪明起家，却令丰臣秀吉宠爱得不得了。这是根据日本作家矢田插云的改编的，内地、港台都没有中译本，金庸不懂日语，断无理由看过这本，“那么情节相同，是纯属巧合了吧”！5

1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40页。

2　《韦小宝这小家伙》，《明报月刊》1981年10月号。

3　《文汇报》2007年1月22日。

4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61页。

5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43页。

《鹿鼎记》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康熙皇帝。在此之前，金庸的武侠始终贯穿着否定权力的线索，“侠以武犯禁”，侠与官、江湖与江山从来是对立的。《鹿鼎记》则完成了对权力的肯定，他心目中，这位开明君主“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外国的学问”。五、四分之一世纪

1972年9月23日，《鹿鼎记》在《明报》连载了1019天，结束时还有个小启：“金庸新作在构思中。明日起刊载古龙新作《陆小凤》。”但从此他的新作再无下文。

《鹿鼎记》成为金庸的封笔之作不是偶然的。1969年8月22日，《笑傲江湖》快要收尾时，他说：“只是为了写武侠可以帮忙增加销路，所以每日在自己的报纸上面写一段，这是有这个必要，非写不可，所以酬劳和一般情形就有点不同，报馆给我的稿费也很少，假定报纸与我没有关系，我就一定不写了。我现在写是为了娱乐。但是十部写下来，娱乐性也很差了。也许要停写几年，才再继续写下去也说不定。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我觉得继续写下去，很困难。虽然为了报纸，有这个必要。有些读者看惯了，很想每天一段看下去。但是我每多写一部书，就越觉困难，很难再想出一些与以前不重复的人物，情节，等等。我想试试看是否可以再走一些新的路线。”2

《鹿鼎记》可以看作是他新的尝试，属于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走向了韦小宝。一部《鹿鼎记》，不再是英雄的慷慨悲歌，说是武侠，已没有“侠”。“‘大侠’走至穷途末路，那么金庸又有什么出路可以提供呢？他提供了三条路线：令狐冲的出世、韦小宝的玩世及康熙的以天下为己任。”3从1955年起，十七年间，他一共写了十一部长篇武侠，四部中短篇，他用书名首字作了一副对联：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金庸散文集》，238页。

2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28—29、30页。

3　吴霭仪《金庸的男子》楔子。

只有作于1970年的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他的十五部武侠，“始于书剑飘零、指点江山，终于逐鹿问鼎、一争天下；始于乾隆的少不更事，终于康熙的老谋深算；始于红花会，终于天地会……始于天山，终于鹿鼎山；始于残缺的英雄，终于完美的流氓；始于查良镛自撰联语为回目，终于取查慎行的诗联为回目；始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忧郁，终于‘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强自宽解；始于‘齐人有一妻一妾’的茫然，终于唐伯虎坐拥七美的坦然；始于万隆会议开幕的序曲，终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尾声；始于书、剑，终于鹿、鼎；始以江山，终以天下……”从商业利益来说，《明报》此时成了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有国际性的影响，不再依赖武侠吸引读者，明报集团也已粗具雏形，金庸的武侠创作生涯终于走到了尽头。“目前情况下，如果我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变，可能就不再写了，一来我不希望自己写过的风格、人物再重复，过去我写了相当多，要突破比较困难；再者武侠出自浪漫想象，年纪大了，心境自然也不同。”2

这些几乎都是每天写一段，大约构思一个钟头，写一个钟头，每段千字左右，当夜排版，次日见报，有些一写就是两三年，有时写到后面忘了前面是否交代过，有时没有伏笔，前后有些不连贯，情感、故事有漏洞，在报上连载总是比较啰嗦。“很多时候拖拖拉拉的，拖得太长了，不必要的东西太多了，从来没有修饰过。本来，即使最粗糙的艺术品，完成之后，也要修饰的，我这样每天写一段，从不修饰，这其实很不应该。就是一个工匠，造成一件工艺品，出卖的时候，也要好好修改一番。”从1970年3月起，他就开始修订前面的作品，当时《鹿鼎记》每天还在报纸上连载。直到1980年修订完成，足足花了十年时间。

其实，每次出单行本前，他都修订过一次，这次更是仔细，“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曾改过。甚至第三次校样还是给改得一塌糊涂。对负责校对的蔡炎培兄、明报出版部排字房领班陈栋兄及各位工友，常有既感且愧之念”。3他个性坚毅好胜，对老朋友梁羽生1966年的批评很在意，努力学诗填词，研究格律，在回目上都重新下了工夫，其他方面也多有改动。

1　刘国重新浪博客《读金时代》。

2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52页。

3　1975年5月，《书剑恩仇录》后记。

当然，即使经过十年修订，“在报纸上连载的痕迹”依然明显，情节安排中还有不少缺陷和不足，主要是巧合太多，偶然性太多，不合情理。他说：“武侠虽然也有一些文学的意味，（但）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比较好些。”1他说的是实话，不只是谦虚。

从1955年到1980年，正是金庸人生的黄金岁月，从《新晚报》《大公报》到长城电影公司，再到自办《明报》，写武侠始终只是他的“副业”，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名声。数十年后，《大公报》老同事黄永玉还很不理解：“这个人是很聪明、很有魄力的人，怎么最后弄得成一个武侠的著名作家？在我来讲是可惜了。”

“金庸”常常淹没了“查良镛”，多数海内外华人心目中往往只有金庸，倪匡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算不上夸张。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时光，有多少少年读他的武侠长大，不知不觉中受了他的影响，已不可能统计。岭南大学教授刘绍铭回忆，当年追读金庸武侠，到书店租阅，晨昏颠倒，一直到看完市上能供应的“现货”为止，看“书剑”时舍不得一目十行，而像嚼橄榄一样细心品味起来。

1948年生于香港、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吴霭仪说，“金庸是陪伴着我长大的读物，骗去了我不少的眼泪和梦想”。从8岁看《碧血剑》起，金庸的每部她都读了许多遍，对书中人物与情节的熟悉不在倪匡之下。“看金庸是十分危险的，有时工作太紧张，临睡前顺手拿来看几页调剂调剂、松弛神经，不料就追下去看到天亮。次日一边工作一边打呵欠，还要暗自埋怨自己不知约制。”2

经济学家张五常1958年在多伦多追读《射雕英雄传》时，就对文学专家王子春说：“如果《水浒》是好文学，那么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学了。”

陈省身、华罗庚、黄昆、王选、周光召、许倬云、金克木、陈世骧、夏济安、李欧梵、冯其庸……这些海内外学者都被金庸的武侠作品吸引。余英时60年代在美国就看他的武侠，1971年回香港，就请人介绍自己与金庸认识。

1　江堤、杨晖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112页。

2　吴霭仪《金庸的女子》，明窗出版社2000年版，9页。

1954年生于马来西亚，1973年就读于台湾大学中文系的温瑞安，在马来西亚念小学时，开始接触到金庸的武侠，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千方百计或租或购，直到上大学还在狂读，最后也走上了写武侠的道路。

“海外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很少没有看过金庸的。一来外国生活枯燥寂寞，十分需要娱乐，二来长久与家乡分隔，很渴望多接触一些中国人的东西，比如看中文书、吃中国菜，等等。金庸娱乐性高，而且充满中国文化味道，于是便成了留学生的热门消遣，许多金庸的忠实读者，都是在留学时代开始迷上金庸的。”1刘绍铭说，在华侨小孩中，这是“最不用父母鼓催，孩子也会看得津津有味的中文读物”。

当《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时，越南西贡有二十一家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也在同时连载。越南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当时南越政局动荡，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兴趣。金庸笔下的人物更是香港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香港人论政，常会举出他笔下的韦小宝、令狐冲等人，“这当然反映出这一类读者的水平，无法用较高层次的人物和事件来说明问题，思想中熟悉的就只能是这种虚构的武侠人和事”。2

自1959年以来，十几年间，正是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成就了他的事业，使《明报》从一张微不足道的娱乐小报，成长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从三个人发展为一个广有影响的明报企业集团。

1　吴霭仪《金庸看人生》，1页。

2　罗孚《文苑缤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