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晚”副总编辑林山木（笔名林行止）1940年生在广东潮州，中学毕业就踏入社会，60年代初进《明报》做资料员，勤奋好学，深得金庸赏识，1965年金庸资助他到英国剑桥工业学院攻读经济学。1966年初，他在英国收到《明报月刊》创刊号，里面还夹着金庸夫妇署名的大红致意卡片。从此，他经常为“明月”写“英伦通讯”。1968年，他替“明月”采访傅雷之子、钢琴家傅聪，这是他第一次以记者身份所做的采访，也是傅聪“投奔西方”后首次接受中文媒体的采访，在“明月”3月号刊出，受到广泛关注。他学成回港，正逢“明晚”创刊，从副总编辑做到总编辑，恰巧香港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股市狂潮，一般报纸还没有财经版，“明晚”却以报道财经新闻为主。林行止的股评大受股民欢迎，成了股民心中的“财经权威”。“明晚”一般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许多股民要等到读了他的文章才做下午的交易，一时间“明晚”几乎成了股民每天必读的参考资料。

1973年7月3日，林行止离开《明报》，创办以报道财经新闻为主的《信报》，带走了许多“明晚”的专栏作家。他在发刊社评中向金庸和《明报》的旧同事致谢，感谢他们在《信报》筹备期间的指导和鼓励。1他的出走在《明报》系统造成一次不小的地震，《信报》成为“明晚”最大的对手，它一面世，“明晚”发行量就直线下滑，以后一直徘徊在一万多份。林行止自办《信报》之后，在许多场合都会与金庸碰面。金庸一见他，会走过去握手，客气地称他“林先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叫“山木，山木”。

负责“明晚”财经版的黄杨烈发现办财经类报纸有利可图，也脱离“明晚”，于1980年与人合资创办《财经日报》，内容、风格甚至版面编排都模仿《信报》，销量一直不足万份，广告客户不多，股东纷纷退股，难以支撑。无奈之下黄只好向金庸求救，借了二十万元，但报纸一直没有起色，再次向金庸借贷，金庸便提出收购报纸，也就是将以前的借款一笔勾销，同时由金庸付清工人工资和积欠的稿费。1982年，《财经日报》归入《明报》系统，到1985年仍连年亏损，金庸决定于1985年6月将《财经日报》与《明报晚报》合并，另办《企业报》，没办成。拖到1986年3月只好停刊。2

1986年10月8日创刊的《明报电视周刊》昙花一现，不到一年就停刊了。

“明晚”拖到1988年才停刊，金庸遣散79名员工，补偿金发了两百多万元。当他决定停办“明晚”时，几乎全报馆的人都反对，认为这张报纸办了很久，曾经很成功。他说，“作为报人，我希望她能办下去，但作为企业家，看到她亏损，且没有好起来的可能，我只能把她结束。有人说结束会对我的声誉有损坏，我说如果不结束对我的声誉也是损坏，但过后人们会认为我的决定是对的”。1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66页。

2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209页。

四、《鹿鼎记》：“韦小宝作风”

《笑傲江湖》连载结束，他只歇了十一天。1969年10月24日，他的最后一部武侠《鹿鼎记》开始在《明报》连载，到1972年9月23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十一个月。

《鹿鼎记》从一场文字狱开始，金庸在注解中说，这段故事是为痛惜“文革”文字狱而写。当时，“文革”的文字狱高潮虽已过去，但惨伤愤懑之情，兀自萦绕心头，他不由自主地写进了中。《鹿鼎记》中的江湖也笼罩在争权夺利的阴云之中，韦小宝在神龙岛上见到了宗教迷狂般的“政治集训”，让人想起内地当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语录歌”。

《鹿鼎记》在报上连载了一段时间，红学家林以亮偶遇金庸，谈起他的新作，向他深表欣赏，认为是开辟蹊径的尝试，隐然与西方新潮遥相呼应，男主角韦小宝是个“反英雄”，本身也是“反传统武侠”。的写法有些地方引用正史，表面上一本正经，骨子里却冷嘲暗讽，令人想起18世纪大诗人蒲柏“仿史诗”的讽刺作品。他听了这番话，兴致勃勃地嘱林以亮整理一下这个想法，日后《鹿鼎记》出单行本时写篇介绍文章。

韦小宝生于妓院，长于妓院，连名字也写不了，签名时只写一个“小”字，“拿起笔来，左边一个圆团，右边一个圆团，然后中间一条杠子笔直地竖将下来”。他不是英雄，而是“反英雄”，在他身上差不多能找到国民性中所有的弱点，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厚颜无耻、营私舞弊……但正是这样的人成为了生活中的强者，在朝廷他得到皇帝的宠信，身居高位；在江湖他得到天地会等帮会的信任。甚至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等一代大儒都要推举他做皇帝，吓得他手里的茶碗掉在了地上。他最后带着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飘然而去。韦小宝的成功，“使顾炎武的满腹经纶、陈近南的盖世武功变得一钱不值”。1　1994年11月25日“谈话记录”，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404—405页。

韦小宝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之类的典籍，但他从小就看戏、听说书，对历史上为争夺权力不惜血流成河、尸骨如出的故事并不陌生，他教罗刹国的索非亚公主先挑起天下大乱，然后乱中夺权，立竿见影。索非亚问他：“你怎知道叫兵士杀人、抢钱、抢女人，就可以杀沙里扎，杀彼得？”韦小宝微笑道：“中国人，向来这样。”金庸解释：“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

从妓院到宫廷，从江山到江湖，韦小宝无往不胜的法宝到底是什么？有人总结，一是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拍马常常拍得恰到好处，二是吹牛撒谎，随时随地可以漫天撒谎，糊弄人。

韦小宝总是脚踏两条船，两面讨好，处处为自己留后路。他善于搞人际关系，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总是让人对他有好感。他善变，善于保护自己，什么时候都不吃亏，在不损害自身利益时，他慷慨大方，能与别人共享利益，还能大把花钱收买人心。他说：“我凭什么本事拥官晋爵？最大本事便是拍马屁，拍得小皇帝舒舒服服，除此之外，老子的本事实在也平常得很。”

“韦小宝自小在妓院中长大，妓院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后来他进了皇宫，皇宫又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他的性格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

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亲谊故乡、走后门、不讲公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合理的人情义气固然要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韦小宝作风”笼罩了整个社会。

他性格中还有一点是适应环境，讲义气。这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中国人一向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异常的生存竞争，为了活命和繁衍，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1　徐扬尚《金庸解读》，13页。

《鹿鼎记》把“韦小宝作风”写得活灵活现，甚至不无赞许，因此淡化了批判的功能。“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2有记者问他：“韦小宝这个人物有没有您查先生的些许影子？”他毫不责怪，坦率地说：“在构思一些故事情节时，曾设想自己如果遇到韦小宝当时当地的境遇，自己也会做相同的选择。”3

香港左派批评家在攻击、谩骂金庸时，就说他是“韦小宝主义”。4

在现实生活中，乔峰这样的英雄只能选择自杀，韦小宝们却总是活得好好的。金庸以他对人性的理解和他对国民性的观察写出了另一个阿q形象。在几千年的中国史中一直有两类阿q，一类是鲁迅的阿q，卑微地活着，卑微地死去，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韦小宝是另一种阿q，是生活中的成功者，在他身上同样可以看见古往今来多少名流绅士、达官贵人的影子。

金庸的目光穿过人性的栅栏看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心中的英雄已经死去，我们只能和他一起面对韦小宝。他写出了一个典型，表现了人性中的普遍性，从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武侠。韦小宝无疑比乔峰、令狐冲、胡斐、郭靖更接近生活的真实，也更加生动。重要的不是他在清廷与汉人江湖之间站在哪一面，而是他的身上照见了多少中国人的影子。他是一面镜子，一面哈哈镜，照出了国民性中许多的丑陋，照出了中国人性格中不怎么光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