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金庸正式得到浙大的导师资格认证，受聘为浙大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参加过主要由历史系老师组成的基层评议，“别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沓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他们拒绝进行这样的评议，表示“由上级领导决定”。何坦率地指出，“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说：“浙大没有遵守学术规范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规定，评金庸为博导，或许他们只考虑了有利的一面，但实际上却损害了浙大的学术声誉，对金庸也不利。”南京大学董健教授称这是“一场错位”。

1　田家明《剑桥观礼记》，《明报月刊》2005年10月号。

2　2005年5月21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

对于这样的批评，金庸内心并不服气。2003年7月，他在央视《新闻夜话》不无伤感地说：“我现在的想法是觉得自己学问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的大学教授学问差不多了。”2005年他对记者说，自己正在写《中国通史》，“南京大学有个院长批评我，金庸不是科班出身，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北大有教授就认为，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是不同的。历史学家要目光很远，需要一个大的历史观，而不是考证哪一点”。问及他是否希望自己的研究得到内地史学界的认可，他回答：“能承认当然好。但有时候一旦妨碍到个人的利益，他觉得你想得太聪明了，他想不到，不肯承认，就情愿打倒你，来贬低你。”金庸对在浙大的身份特别看重，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记得他们在南大见面时，他一再“淡化”武侠家的身份，强调自己是“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他递上名片说：“请不要叫我金庸，我是查良镛，我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教授。”

余英时“对金庸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金克木说金庸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在武侠中讲‘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2001年，金庸到南京大学演讲，学生想要听他讲武侠，他讲的却是“南京的历史与政治”。结果，演讲不到一半，听众就起哄、鼓倒掌了。一名历史系学生对董健说：“这报告的学术水平连我们系的副教授也达不到。”台下一片叫声：“我们请你讲！”他急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在场陪同的董健担心出乱子，叫主持人请同学改用提问的方式来稳定秩序。所有提问或是关于武侠的，或是关于他爱情生活的，没有一个人问及“南京的历史与政治”。1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29页。

此前1994年10月25日，在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头衔的仪式上，大家也希望听他讲武侠，他却要讲历史，讲中华民族长期不断发展壮大的规律，内容与他三年前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讲的差不多，结论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他多次提及，“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2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可在北大演讲时，则未见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关注种族冲突与文化融合，乃史学家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其入门及私淑弟子周一良、唐长孺以及众多再传弟子对此均有很好的发挥”。

金庸的民族融合论观点在《天龙八部》《鹿鼎记》等作品中都有体现。韦小宝生于妓院，他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等任何一族的人。他到扬州问母亲：“我的老子到底是谁？”他母亲也不知道，可能是汉人、满人、蒙古人、回族人，甚至是西藏喇嘛。对中国各民族一视同仁是金庸武侠的基调，在他笔下，出身世代书香门第的陈家洛不仅爱上两个回族女子，最后还皈依伊斯兰教；大英雄乔峰是契丹人；《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爱上了哈萨克青年。然而，当他将武侠中的历史观形成“学术性文字”，在北大讲坛上却“未能博得满堂掌声”。陈平原认为，“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成功的一大关键”，但是，“对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太高”。3

金庸在成都给一些作家讲羌族历史时说，“羌族在历史上曾经是最大的民族”，“羌族与西南的汉人联盟，建立了西周”，还说“正在研究羌族的灭亡”。消息见报，精通文史的诗人流沙河就公开撰文批评，所谓“西南的汉人”又是大笑话，武王伐纣是姓姬的周民族领导羌族和其他七族，哪来什么“羌汉联盟”？那时哪有什么“汉人”？此外，羌族还在，还有羌族自治县，并无灭亡预兆。4

1　董健《善作秀者必虚伪——说金庸“华山论剑”》，《现代快报》2003年11月10日。

2　《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3　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227页。

4　流沙河《又挑金庸》，《流沙河近作》，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144—145页。

四、“人在江湖”

2000年9月，金庸在长沙岳麓书院讲中国历史的大趋势，由湖南卫视直播，与在北大讲的大同小异。一位现场听众说：

老先生从春秋战国开始讲起，历两汉而至隋唐，结结巴巴地论述他的民族融合论，这个话题恐怕很难引起台下以青年居多的听众共鸣，老先生看来也不是很擅长长篇大论的表达和渲染，再加上口音的缘故，看来听众是听起来不算轻松，但还是保持着礼貌的安静。……再看到台上吃力的老先生……2003年7月25日，他在杭州为《金庸茶馆》创刊而举办的演讲会，讲的也是类似的话题。门票标价188元，但是杭州剧院门外有人在卖票，开价20元，还价10元即可。剧院内许多座位都空着，并没有出现爆满的场面。大部分门票都是“红石梁啤酒”送的，那几天红石梁啤酒的销量以每天150%的速度递增，许多饭店只要喝啤酒就可以抽奖，二等奖的奖品正是门票。

那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0c，是杭州多年未遇的高温。下午三点将至，金庸出现在台上，摄影、摄像记者忙乎了一阵之后，主持人宣布演讲开始。他慢吞吞地拿出一沓打印好的讲稿，开始讲中国历史。好像提到了《资治通鉴》，也提到了罗素的《自由和组织》，他耐心地循着讲稿讲，偶尔抬头离开讲稿。他的语速很慢，语调也低，有点含混，北方来的记者就不大听得明白。现场听众虽没有喧哗，但对他讲的内容，明显没有多少兴趣，场内的气氛有点沉闷。演讲持续大约半小时，参与直播的新浪网工作人员转达网友意见：“演讲太学术了，没有兴趣，希望可以自由提问。”

金庸慢吞吞地收回讲稿时，有点不大情愿地撇嘴。提问开始，气氛才开始活跃起来，但没有一个问题针对他刚才讲演的内容。大多数问题都算不得问题，或是捧场，或是邀请。

1　网文《梦底老梅树，花开慷慨红——我在岳麓书院看到的金庸》，2000年9月。

主持人刚刚讲过他是“金庸茶馆”的股东之一。他在“金庸书友会有限公司”挂牌仪式上也说：“以前有不少香港人称我为‘查博士’，我在杭州开了金庸茶馆以后，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茶博士’了。”然而，当有人问及他对“金庸产业”有什么设想，他在当中起什么作用，或者说白一点，最终他能从中分得多少钱对，他回答：

我不太了解“金庸产业”的问题，我知道目前为止他们准备拍摄动画片，动画片除了他们公司之外，还有其他地方买断我的动画片版权。文新集团我希望他们能够成功，我的投资也很好，我也没有希望能在这里赚钱，我希望《金庸茶馆》能够办得成功。如果动画片能够赚到钱，如果《金庸茶馆》可以赚钱的话，可以把这个对话的平台长期维持下去就满意了。

那年春天“非典”过后，杭州要做一个“抗非”纪念雕塑，他以“半个杭州人”身份捐了一套港版《书剑恩仇录》拍卖。一个杭高学生患白血病需骨髓移植，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全班同学给这位校友写信，他捐了一套签名的武侠作品集。那天，有人问他对钱怎么看，感觉他在捐款时经常是捐书，是不是觉得捐书比捐钱好？他笑着说：“我怎么看钱？我买股票、投资老是赚钱。在杭州我曾经捐了‘云松书舍’，价值1400万。”主持人马上补充说，金庸担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不拿工资，这次演讲会不要出场费。

在西湖造屋是金庸的一个愿望，1993年3月31日他对《明报》记者说：“以前我讲过，退休之后希望在杭州有一间房子。……杭州市政府又旧事重提，愿意在西湖边上给我一块土地起房子。这是特别照顾，因为西湖边是不许建私人住宅的。我欣然接受，以满足对故乡的依恋思念之情。”别墅还没建成，媒体上就传出批评的声音。1996年11月4日，占地45亩的“云松书舍’竣工不久，他决定捐给政府。他说：“当时我盖这个别墅的用意就是我退休之后到这里定居，做学问，会朋友。等到全部造好后我来看，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大了，房舍的结构太精美了，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来住这样好的地方不大适合，我就捐给了浙江省杭州市政府。”

有记者问：“您都80岁了，还这么飞来飞去，是觉得自己不够有名，还是觉得钱不够多？”他的回答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外面是酷暑高温，他穿着白衬衫，系着领带，在舞台的灯光下，满头大汗，时不时接过毛巾，用力地擦汗。时间到了，人们还不想放过他。

金庸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各种热闹的场合，各地的“论剑”不断，他的动静成为媒体娱乐版津津乐道的热点。2003年10月8日的金庸“华山论剑”可以看作是高峰，《南方周末》的报道即以“金庸的节日”为题。

金庸“华山论剑”在海拔1614米的华山北峰举行，陕西电视台全程直播三个多小时，他先是乘索道上去，再坐上扎着红绸的滑竿，抵达北高峰那个小广场，被选为对话对象的包括司马南、孔庆东、张纪中、魏明伦等人。当天华山风景区封山八小时，为保证电视直播的顺利，出动了500名警察和150名武警。（第二天，他去法门寺，当地也出动了上百警力。）对此他也不大满意，当众嘟着嘴巴说了一句：“我本来没让他们封山，他们怕游客看到我会找我签名，一定要封。”

一位读者坐了十来个小时火车赶到西安，却听说华山封山，十分失望，通过旅游局的朋友关系，一大早赶在封山前登上华山，却只能在北峰旁一个小亭子里看电视直播。“真正看到这次所谓的华山论剑时，还是大失所望，领衔主演的金庸的表演颇让人失望，毕竟80岁了，颤颤巍巍，连咳嗽带喘，吐字不清，甚至有点语无伦次，还时不时老泪纵横，真难为他老人家了，与一群文化人在那里为一些典故扯东到西……”华山封山八小时，据说直接的门票损失400余万元。陕西电视台对外公布，这次活动投入的400万元已顺利回收，整个活动只赢利40万元。事先金庸希望，“这次活动不要把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东西引进来”。“‘华山论剑’不是武功上的比试，更不是一次商业炒作，它是一次文化人之间的谈论，是纯粹的文化对话，希望它能够在文化氛围中开始和结束，千万不要搞太多的商业广告。”陕西电视台副台长王渭林证实，“金庸先生在踏上陕西这块土地后，吃饭、坐车、住宿等都是自己掏钱，坚持不收我们任何的费用”。因为他的坚持，主办方陕西电视台取消了此次“华山论剑”的冠名权。

1　成岗《与金庸华山论剑》，《华西都市报》2003年10月30日。

金庸“华山论剑”之前举办了一场“碑林谈艺”，司马南说，“没有听到真正的交流，而是听到了一片阿谀之声。会上充满客套话和颂歌，没有人提出真正的问题和批评，也没有真正的碰撞、交流”。他本人也说：“还有研讨会，我希望听到贾平凹他们批评我的话，结果满场都是好话，听着是很开心，但意义就失去了。”其实，对他的武侠持尖锐批评意见的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受邀到了西安，却又被拒之门外，当然也分到了一笔不须出场的“出场费”。为什么临时改变主意？据说是有人打招呼，“不希望有不同意见出现”。王彬彬是主办方主动请来的，到底是谁“不希望有不同意见”？10月26日，金庸回母校嘉兴中学，向张印通的塑像献花，题词：“江南人文荟萃地，千秋英才从此来。”当晚，嘉兴市长在南湖渡口的醉仙楼为他祝寿，专门给他做了一件紫红色的中装，一进门就脱下西装换上。然后有男孩女孩唱越剧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请他为醉仙楼和还没有造的铁枪庙题写匾额，还请他吃菱，当地人说南湖已不种菱，不知是从哪里来的。11月23日，嘉兴学院金庸研究所请金庸写一副门联，他不用他们拟好的内容，另外写了一副：

嘉德育英九十载，兴学培才二万人。2

诗人流沙河说，七字联内竟有五字平仄对不齐，词义方面，“培才”就是“育英”，意思雷同，类似总结报告：九十年内毕业学生二万，“太浅白，太枯燥，一副拙联”。3

2005年1月，有记者在杭州问他：“以你已有的成就，可以做完全的隐士。为什么现在还是愿意频繁出席各种活动？”他回答：“一个人退隐的话，很寂寞的。我就只是在家里，一个人看看书。”“我不是隐士，也没有忘记外面的世界。”4

1　董健《善作秀者必虚伪——说金庸“华山论剑”》，《现代快报》2003年11月10日。

2　范笑我《笑我贩书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286、288页。

3　流沙河《小挑金庸》，《流沙河近作》，142页。

4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29页。

五、剑桥读博

从2000年秋季起，金庸在浙大招收中外交通史和唐史专业的博士生，并向媒体亮出了独特的收徒标准：要对历史有一定的研究，要掌握两种以上的外语，最好还会一点拉丁文或希腊文。2003年后，他招收过四名博士生。自那时以来，他的博导资格、博士生培养一直是媒体的话题，对他晚年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虽然也有严家炎、孔庆东、徐岱等人为他辩解——他们大多数是金庸的研究者，他本人也表示不为外界所动，但这毕竟刺痛了他内心最脆弱的那个地方。他多次讲到在东吴大学念书，恰逢内战，学校提早放假，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这是他一生的缺憾，当他攀到人生的顶峰，越是没有得到过的，他就越想满足，寻求圆满。

金庸对外界的批评特别在意，“我姓查，笔名金庸，要自己把握这个‘查’字，多用功读书，化去这个‘庸’字”。“王朔先生说我是‘四大俗’之一，我写通俗，‘俗’是免不了的，对他的说话我并不在乎——有人公开批评我学问不好，我就相当重视了。不是说不开心，学问不好是事实，人家说的是事实。”2004年金庸就给浙大校长写信要求辞职，被挽留。2005年1月，他当面向浙大提出辞职，再受挽留，说要到换届时再考虑。记者问：“不换届的话，这一届你还是院长吗？”他不无懊恼地说：“是的，我没死掉，他们就当我是院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