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房

万事不如书在手，一生常见月当头。

——金庸读书之对于我，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只次于呼吸空气、饮水、吃饭、睡觉。我曾经想：坐牢十年而可以在狱中天下书籍，或者十年中充分自由，但不得任何书刊——两者由我选择，我一定选择“坐牢读书”。

——金庸

“五月风暴”之后，香港房地产处于低潮，金庸以40万港币的低价，按揭买下港岛渣甸山一幢三层高的洋楼，在这里住了将近十年。洋楼环境清幽，门前有个大花园，外墙都是浅色，与左邻右舍的豪华别墅相比，外表显得十分朴实，在富贵气味袭人的渣甸山上显得尤为特别。

1　《明报月刊》三十三周年贺词。

金庸喜欢看书。初三和他同学的沈宝新说：“他从小到大就喜欢看书，跟他做同学时，每天都见他看书，一看就好几小时，而且看得很专心、很认真。”他到香港后，尤其60年代初深感自己英文程度不够，下决心把英文学好。他家有一个一人高的铁柜，拉开抽屉，里面全是一张一张的小卡片，上面写满英文的单词、短句，每天限定自己记忆多少。1倪匡后来说，金庸的英文虽然有些口音，但是英文程度很深。

金庸每天看书的时间大约四个小时，当然也不是天天如此，有应酬就不能了。他读书很杂，如果遇到一些问题，他会足不出户，从早到晚在书房里翻书，直到自己明白、满意了为止。在朋友、同事和下属中，他被视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倪匡说，只有一次问他“英国女王姓什么”，他不能立即回答。有时特意考考他一些较冷僻的问题，也被他顺利过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问他：“蟑螂有一个古称是什么？”他回答：“蜚蠊。”2

他可以成天关在家里看书，经常与他一块儿出差的潘耀明说，“在机场候机时，他从来不会干等，总是到处找书店去看书”。

从渣甸山到太平山，书房在他家里都是最重要的。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走进他渣甸山的书房，发现——

整个书房犹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蓝色的地毯铺满了千多英尺的空间，四壁到顶书架，装着各式各样的书籍，角落一张大书桌，坐在上面，不是古人所谓坐拥书城是什么？

我看过不少书房，很少有大得过金庸这间书房。一千多英尺面积，好比普通人家一层楼了。3

1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2页。

2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1页。

3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4页。

楼下还有个书库。最保守的估计，金庸的藏书有几万册。他自称，没有什么善本书籍，有的是为了某个时期兴趣而买，像音乐、舞蹈、电影、研究围棋的书，一些关于佛学的书；有的是为了写作必需参考的书，如政治经济的书、史地的书和一些武术的书。在林行止的记忆里，“唯最有气派的书架，在查良镛先生渣甸山巨宅书房，其时此书房有‘最昂贵书房’之称，书房面积千方英尺以上，‘楼价不菲’，记忆中查宅花园中还有一储书室，只是笔者没参观过。”2

书房角落的那张大桌子，是金庸白天写武侠、看书的地方，晚上他去《明报》上班，写社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生活按部就班，极有规律，白天在大书房写武侠，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娱乐性的武侠与严肃的社评互不干扰，两张桌子各写各的。

与朱玫离婚后，金庸将渣甸山的别墅给了她，先搬到北角半山，再搬到太平山。

从渣甸出到太平山，都是香港最好的居住区。太平山俗称扯旗山，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日落后能欣赏“东方之珠”的夜景，山顶一带都是官绅名流的豪宅。他家在山顶道一号，那是一座大洋房，面积有好几万平方英尺，花园也大得惊人，据说单是装修费就用了百万元。“别墅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主体结构是一幢二层楼的楼房，整个设计可谓中西结合。亭台水榭、花园曲径当然颇为民族化，但游泳池却是绝对的洋派。”（1996年他将山顶道一号拍卖，成交价19亿港元。）3新居搬定，倪匡去参观，第一个印象是“必须装室内电话”，否则同居一楼照应不易。

罗孚说，回想50年代，金庸租人家的房子，住在太平山脚下，如今住在太平山顶而处于巅峰，花园式的华屋，一山的上下，一个世代的升腾！4温瑞安第一次踏进金庸的家，有三个特别的印象：

一、他的大厅甚阔，但最令我这种“书虫”触目的是，四周的壁柜，尽是书，全是书，精装的、平装的、线装的、套装的，全是厚厚薄薄、大大小小令我心弦震动的书。

1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26—127页。

2　林行止《书痴》，《万象》2004年6月号。

3　葛继宏《山顶道一号访金庸》，《叩访名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39—40、43页。

4　《读书》1988年2月，140—141页。

二、他的办公桌是在中厅，有落地的长窗，可以望到整个维多利亚海港的夜景，香港的夜景世界闻名，到了晚上万家灯火热闹而无声地闪烁，那感觉真令人屏息。

三、他的洗手间大得像座会议厅，浴具高雅，名贵地毯，兼有运动器材。倪匡在日后曾开玩笑说，从他那儿（赛西湖大厦）用望远镜望过去，可以看见金庸在做什么，有次他打电话告诉金庸在做什么举动，把金庸着实吓了一大跳。且不论倪匡此说是否当真，金庸的房子的确有面大窗，的确很有书卷气，而且很舒适，一坐下来就舍不得走。那时金庸对《明报》的具体编务管得少了，大部分时间躲在家中看书、下围棋。内地记者葛继宏造访山顶道一号，“在他的书房，我们看到的几乎全是精装本的外文书籍”。其实也有《古今图书集成》《点校本二十四史》《涵芬楼丛书》《资治通鉴》等大部头古籍，以及大量文史、艺术、围棋等方面的书籍。细心的人发现，他的藏书大多外皮残旧，“显见是时有翻阅”。许多到过他书房的人都提到了一百巨册的《大藏经》，占了整整两排书架。1981年4月12日下午，在倪匡陪同下走进他那间书房兼客厅的《南洋商报》记者杜南发，只看见四壁皆书，走近一瞧，大部分赫然是有关佛学的书籍，各种文字的都有，还有一整套已被他大部分读完的《大藏经》。2

二、佛经

与温瑞安一同见到金庸的廖雁平天真地问：“查先生，您有没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他笑说：“有啊。”再问：“那您不开心的时候怎么过呢？”他说：“睡个觉不就过去了？”3

1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43—144页。

2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27页；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33、181页。

3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42页。

其实，也有睡个觉过不去的时候。“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1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万贯家财、一切身外的虚名浮利都变得空空洞洞。这也许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打击，他自称：“在香港几十年都很开心，除了大儿子死亡，与前妻离婚，以及许多好朋友去世之外，其他都没有大的不开心。在小学、中学、大学读书时本来也挺开心，只是抗战期间，物质生活艰苦些，但精神生活也很愉快。”儿子的死使他伤心欲绝，他拼命用《格林童话》里的一个故事安慰自己：

有一个妈妈死了儿子，她非常伤心，从早哭到晚。她去问神父，为什么她的儿子会死，他能否让儿子复活？神父说：“可以，你拿一只碗，一家一家去乞。如果有一家没死过人，就让他们给你一粒米，你乞够十粒米，你的儿子就会复活。”那个女人很开心，就去乞。但一路乞，竟发觉没有一家没死过人，到最后，一粒米都没乞到。她就觉悟：亲人过世原来是任何一家都避免不了的啊。于是，她开始感到安慰。2

此后一年，金庸读了无数书，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细研究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情》，汤因比博士讨论死亡的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却解答不了他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这个疑问，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他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圣经》，回忆书中的要义，反复思考，他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他的想法，后来他忽然领悟到（或者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到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3

在极度痛苦中，金庸开始研读佛经，试图从中找到生与死的答案。

金庸的武侠中充满了佛、道的元素，经常出现少林、武当，对佛教他并不陌生。有人以为《九阴真经》就是《楞严经》，以为他读过《楞严经》才写《射雕英雄传》。2003年10月9日，他在陕西法门寺说：“其实我是先写，然后才开始真正研究这些禅经的。”

1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54页。

2　《名人传记》2000年第7期，28页。

3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55页。

“佛经的境界与武侠相当冲突，要求人把欲望减到最低限度，要求人情感要淡泊，这对艺术创造有妨害，总是要情感愈强烈愈好，内心冲突愈鲜明愈好。”1佛教的要求不仅与武侠冲突，也与他的现实人生冲突。

1980年的一天，金庸在台湾从容地点燃一根烟，也不忙着吸，看着长长的一截烟灰滚落，然后对高信疆夫妇和张大春他们说，佛家经常讲“变”，透过了“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脱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他还说起希腊古典悲剧强调的“命运”，说起佛家的“因缘”，他说自己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教。……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所得”。2

1981年，金庸访问内地回港，对《明报月刊》记者说：“近年来我信仰佛教，对一生所犯的各种错误内心惭愧，更加盼望努力对别人好些。只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好事做出来。”3佛教令他有了一些自省，他一生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没有说。

译成中文的佛经已卷帙浩繁，金庸只读过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他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但他还是勉强读下去。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间他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

中文的佛经太过艰深了，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就很难明白。“有些佛经的注释很难懂，愈看愈糊涂，我就只看英国人直接从印度翻译过来的，比较容易懂。”金庸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英文译本，英文佛经容易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他相信佛陀的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并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传给世人。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他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佛法解决了他心中的大疑问，他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经过了一年半时光。

1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72页。

2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42、146页。

3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14页。

随后金庸研读大乘佛经中的《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若经》等，又产生了疑问。直至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他终于悟到——原来大乘经典主要是“妙法”，用七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使得智力较低、悟性较差的人能了解与接受。他了解“妙法”两字之旨，才对大乘佛经中充满幻想的夸张不起反感。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是两年。

“人生于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须满足，人要求传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我曾有过努力赚钱的阶段，然而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八万、十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金庸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整整六十年之后，他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佛法的境界。他说，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在心灵上与他最接近的是“般若宗”。1981年，杜南发问他为什么对佛学发生兴趣，他回答：“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这不是一种理性的，而是宗教性的。我信佛教，因为我相信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信了。……写是追求美。我写社评，则是在力求弄清真和假、理由充足不充足和判断对与错。至于佛学，则属于宗教性的范畴，是你信仰不信仰的问题，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为了能直接读佛经，金庸甚至学习梵文，不过他说所学的只是皮毛中的皮毛，几乎等于不懂。2

金庸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将钻研佛经的心得以及佛经中的故事、经义，编写成数百篇朗朗上口的诗歌，那几年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这事上面。倪匡见到他小心书写、校对过的一沓厚厚的原稿，却一直未见公开出版，不知是什么原因。1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56—158，165页。

2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81、205页。

三、气功和烟酒

80年代，《明报》副刊为气功、特异功能发生过争论，同一版面上不同作者的意见截然相反，有说毋庸置疑的，也有斥之为“国之妖孽”的。金庸对这些是相信的，偶然在一次饭局中谈起气功，编辑欧阳碧表示不信，他很认真地说：“你不信啊，这可能是存在的。”还从裤袋里拿出一个黑色的钱包说，“你看，我这个钱包本来是好好的，结果给一个气功大师用手指在上面发功，竟烧出一个洞来。”她凑近看，那还算新的黑色钱包上有一个泛白的破损处，约有一指甲盖那样大。欧阳碧还是不大信，金庸却深信不疑。不过转念一想，她似乎明白了，气功大师的表演不是间接证明他武侠中那些情节、各种武功的合情合理吗？2

有“报坛鬼才”之称的王世瑜，闲时喜欢研究医、卜、星、相之术，爱与奇人异士论交，曾以“阿乐”的笔名写有关气功、特异功能的专栏，金庸也会将有特异功能的人介绍给王世瑜。

倪匡说，下属都以为金庸严肃，不苟言笑，其实他本性极活泼，“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有一次几个朋友到他办公室的书房，他要伏案写社评，客人有男有女，喧哗吵闹不已，还经常要到他桌上去打电话，但他不加干涉，频说不要紧，脾气好得让客人们都不好意思吵他了。相交多年，倪匡只见他发过两次半脾气。3

倪匡喜欢开放一点的人，他和金庸很熟，都已经算谈得好了，但还是有些东西要顾忌一下。4

1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2页。

2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76页。

3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3、98—99页。

4　《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李怀宇《访问历史》，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