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报月刊》

1965年下半年，金庸决意创办《明报月刊》时，《明报》已出版六年，发行和广告都有了基础，脚跟站稳了。办一份独立、自由的综合性中文刊物，一直是他的梦想，早在《新晚报》《大公报》当副刊编辑时，他就和刘梵如、周榆瑞等同事有过筹划，只是那时没有条件。随着《明报》业务蒸蒸日上，初具经济实力，他的心思更为迫切了。

在与《大公报》的笔战中，金庸得到许多海外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支持，促使他下决心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办一本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中文刊物。他与分处亚、欧、美洲的数十位文化界朋友通信商讨了三四年，他们中有大学教授、留学生、作家、新闻工作者，包括姜敬宽、陈完如等人，从定位、内容到栏目、刊名等都有讨论。

1965年8月2日，他写信给大家，计划取名为《明报月刊》，主要是由《明报》拿钱出来补亏，由《明报》来做编辑、发行工作。他认为，这样一本比较理想的大型杂志，每月的亏累数字恐怕相当不小，不能靠朋友们捐助来长期维持，他想以《明报》的人力、物力、组织力来支持，《明报》有排字房、印刷所和发行系统，而且有出杂志的经验。除了名称与《明报》有联系外，杂志的内容完全独立，不受《明报》编辑部的干预，言论和立场都是独立的，作者有充分的自由，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明报》提供的只是物质上的支持，杂志的成败久暂，完全取决于能否得到海外学人的热心参加，他只是代表《明报》出钱出力来参与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大家所共有的。

金庸想把《明报月刊》办成“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的杂志，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能有积极的贡献，同时有“温和可亲，富于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一面”。在经济上，他希望每月的亏累能逐步减少，以至于能自我平衡。他深知不能以“中国士大夫”的方式来办这个杂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事业要长期持续下去，需要有企业化的经营和管理。但也不是纯粹的生意经，因为它是“不营利”的，即使贴钱也要办下去。

经过四个月的筹备，到了11月、12月，金庸积极发稿、选画、编排、校对、修改，1966年1月初，《明报月刊》创刊号在香港悄然问世，他在“兴奋中带着惶惑不安”，写下《发刊词》：

这是一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刊物，编辑方针严格遵守“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我们都乐于刊登。对于任何学派、任何信仰的意见，我们都决不偏袒或歧视。本刊可以探讨政治理论、研究政治制度、评论各种政策，但我们决不作任何国家、政党、团体或个人的传声筒。我们坚信一个原则：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人如对本刊所发表的文字感到不同意，我们都乐于刊载他的反对意见。他想起《明报》副刊“自由谈”的编辑信条：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在他看来，有容就是门户开放，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无欲就是决不企图由此追求私利，除了读者的支持之外，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明报月刊》以后大致上就是按这个办刊思路做的，除刊载学术和思想性的文章、有关内地政坛内幕的文章，也登一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文字。

1　《明报月刊》1966年创刊号，2页。

因对销路没有把握，创刊号只印了两千份，没想到销路出乎意料地好，各处报摊五天内就销售一空，读者纷纷到报社求购，香港和外埠的代理商函电交驰，要求添补，因为加印彩色图版费时，需要一周，1月8日《明报》刊出“《明报月刊》道歉及再版启事”。读者谢时亭说，连跑了六个报摊才买到一本，而且正好是最后一本，立刻在街上读了起来。“在此时此地，能出版一本严正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明报月刊》，真是难能可贵了。”这大概是它一出刊就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创刊号一再加印，一直印到第五版，约有上万册。

“明月”从创刊号起连载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从第三期开始独家连载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张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当时住在香港，回忆录一经刊出，就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明月”一炮走红。

“明月”创刊正是“文革”席卷古老中国的前夜，金庸自称跟“文革”对着干，彭德怀受迫害，“明月”发表文章称誉彭大将军，出版《彭德怀集》，记录他的功绩，披露对他攻击的不公道。北京揪斗吴晗、周信芳，“明月”附赠《海瑞罢官》《谢瑶环》剧本的小册子。邓拓、廖沫沙挨整，“明月”发表“三家村”的文章，出邓拓的集子，封面刊登漓江风景画时还附上邓拓的诗。更多的时候，“明月”并没有声明反对“文革”，但凡是“文革”批判、破坏的中国文化，“明月”都针锋相对地给予赞扬、肯定，黄胄、黄永玉挨批判，“明月”以他们的绘画为插图。沈从文、夏衍、秦牧的文章也都有刊登。“明月”上的文章与金庸在《明报》为红线女、周信芳等人执言的社评如《周信芳开始受清算》《为红线女抱不平》等相呼应，对文化的遭殃表达了无比的悲愤和惋惜。

金庸说，出版“明月”，“不但会累得《明报》垮台，而且会送了自己的性命。……而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办一本‘明月’那样的杂志，等于把胸口放在枪口之前。我不是不知道危险，当时年少气盛，干了就干了”。多年后回想，他觉得很对不起合作伙伴沈宝新，当时没有向他详细分析中间的危险与困难，没有说明这是“性命交关”的事。虽然大家都知道是金庸干的事，不会去找沈算账，但不免拖累《明报》。他一再说的“拼了命出版‘明月’”，“我决定把性命送在这刊物上的”，或许不无夸张，他当然知道，在人身安全有基本保障的香港，决心为中国文化拼命只是一种姿态，但有风险是确实的。

《明报月刊》创刊号

“明月”初创，金庸自任总编辑，助手一开始只有许冠三和王世瑜（助理编辑兼校对、秘书），后来增加黄俊东、丁望、司马长风、孙淡宁，王司马负责版头画和标题的美术字，有时封面也是他的画，印刷、发行和经理工作由沈宝新、戴茂生、陈华生、王陵等人操办。金庸决心将这份许多人认为绝不可能生存的刊物办成，当时他家在九龙，特意在港岛跑马地租了一层楼作为编辑部。他把间隔的墙壁都拆掉，连厨房也取消，成为空空荡荡的一间大书房，里面放满了他喜爱的图书、画册，他整天在这里查资料、翻图片、编稿件，“许多欧美出版的，相当精好的图片历史书、美术画册等，原是适应自己兴趣而购下的，没想到现在办月刊时派上了用场”。虽然“明月”一问世即受到部分读者欢迎，但离金庸的理想还很远，他说，最初“过的是寂寥的岁月，作者不多，读者也不算多，在学人之间没能引起多大的注意”。他到各地旧书店着意搜求有关书刊，那段时间他常去日本，独自在东京神田町的旧书店中翻找旧书，寻找可以用作插图的旧图片，那时的心情也是寂寥的。2

“明月”第一年，他废寝忘食，忙得不亦乐乎，很少回家吃饭，连《明报》的事也很少顾及。妻子朱玫每天在家里做好饭菜，坐船过海，给他送来，经常没法照料孩子，那时他们最小的女儿阿讷只有两岁多。有一天，这个向来文静的小女孩忽然爬到钢琴上，摔了下来，跌断了左臂。他接到大孩子的电话，连忙赶回家去，抱了阿讷上医院，阿讷没有哭，只是睁着圆圆的大眼睛望着他，他心中却在想着那一期的“明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插图，而发稿的期限已到了。

这一年金庸负责编辑，规划了“明月”的方针、内容和编排形式，“明月”已初步上了轨道。他每天还要写《明报》社评和武侠，工作量实在太大，他要物色一个总编辑接替自己。胡菊人3就在此时进入他的视线，菊人在“明月”11月号头条位置发过《诗僧寒山的复活》。当时胡菊人在美国政府在港宣扬美国文化的刊物《今日世界》编辑部任职，月薪1200元港币，被视为优差，薪水高，而且假期多，职业稳定，人事简单，做满十年可以移民美国，还有退休金。金庸开出月薪2000港元、总编辑、全权负责编务不受过问等优厚条件，诚恳地邀菊人加入“明月”，菊人却犹豫再三，不是舍不得放弃稳定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也不是不明白主编这样一本大型综合性杂志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而是当时想利用《今日世界》的优厚条件攒点钱，两三年后去外国读个硕士或博士，走教书、学者的道路。菊人把这个心思都对他说了。

1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26页。

2　《金庸散文集》，1页。

3　原名胡秉文，生于1933年，原籍广东顺德，在珠海书院英语系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曾任《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社长等职，有着丰富的杂志编辑经验。

金庸听完，停停当当、清清楚楚地说：“菊人兄，你到外国读书，准备将来做教授，这种想法当然没有错，但你想想，说到尽文化工作者的责任，说到在文化上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就算你在大学里当一个学院的院长，也未必及得上一个像《明报月刊》这样的杂志呀！”这几句话打动了菊人，比什么月薪、全权负责都更来得有力，因为说到菊人的心窝里去了。1966年12月，胡菊人还未离开《今日世界》，就开始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编“明月”第13期，1967年春天正式到“明月”工作，编辑部这时已从跑马地搬到北角的南康大厦，和《明报》一起。

“文革”是“明月”早期的重要主题，“明月”不仅及时报道、评论“文革”动态，而且明确表达了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对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反对破坏中国文物，反对压制学术和文化人的坚定立场。“明月”回应“文革”的方式带有更多文化的色彩。1967年9月号的“北平的回顾”特辑，有沈从文、郁达夫、周作人等作家的美文，还印了精致的地图（以后常有内地各城市的彩印交通图）。那时，北京成了“文革”风暴的中心，菊人在《编者的话》中说，“但我们相信，它不会因斗争、夺权、革命等狂热的口号，而从此丧失了它一贯的风格和气质”。菊人将《明报月刊》办成了一份高水平的综合性知识分子读物，殷海光、徐复观、牟宗三、周策纵、余英时、夏志清、李欧梵、聂华苓、陈若曦、刘述先、汪荣祖、林毓生、夏济安、金耀基、余光中、陈子藩、唐德刚……港台及海外许多有影响的学者、作家经常为“明月”撰稿，余英时说：“我一生投过稿的报刊不计其数，但我始终觉得‘明月’最令我有亲切之感。自由、独立、中国情味大概是我对‘明月’最欣赏的几点特色。”殷海光听说《明报月刊》“背景亦最清楚”，愿意为它写稿。唐德刚整理的《李宗仁回忆录》、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汤因比的《人类文明的反省与展望》（司马长风译）等都在这里连载。“明月”在香港乃至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经常写信给胡菊人，索取中国内地政坛的资料。“明月”成为《明报》系统的金字招牌，在知识分子当中备受尊崇。每期一出，编辑部同人都很兴奋：“又生下一个仔。”

1971年钓鱼岛主权起争端，保钓运动风起云涌，“明月”不惜版面，连续发表报道、评论和考证文章，还有详图、参考资料，从历史、地质归属等方面详细论证这是中国的领土，黄养志等八人的《钓鱼台千万丢不得》（当时香港人称钓鱼岛为钓鱼台）长文，就从石油形成、油层地质，说到大陆礁层海底石油的发现。这些内容与《明报》社评相呼应，使“明月”成为这一运动的先锋刊物之一，因此销路大涨，短短几个月，就增销上万份。菊人回首当年：

我确是有在战场上打仗那样的心情，因为那时候中国局势天翻地覆，恶浪滔天，《明报月刊》成为批判“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最劲厉的杂志。与此同时，钓鱼台运动风起云涌，美日出卖中国权益，《明报月刊》也及时而有力地作出了强烈的回应。

如果说到尽文化人责任的话，查先生对我说的话果然实现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为这两件国家大事，可以像在《明报月刊》那样，尽到这样彻底的文化人责任。

这得感谢查先生。而查先生那句话，也确是使我在以后一直当编辑，至今未已，学者之梦当不成，但是文化人的职分倒是尽成了。金庸说，他俩志趣相同，他对菊人极为放心，菊人接手后，十三年来自己完全不必为月刊的编辑工作费心，得到这样严谨负责的人来合作，是一生最大的好运之一。菊人也说，金庸给了自己最大的自由，他们合作无间。他们偶尔还会一起出马，1978年10月19日下午曾一同访问钱穆夫妇。

林行止回忆，在英国留学五年，主要的中文“精神粮食”就是“明月”，甚至说，这是他们那个时候追求知识、理想和文学欣赏的莘莘学子唯一的“精神粮食”。

1　胡菊人《明月去来——记查先生的几句话》，《明报月刊》1986年1月号，16—17页。

1952年出生的作家陈冠中在香港长大，70年代从大学预科开始看《明报月刊》，上大学后更一期不缺。虽然没有碰到过其他同学跟他谈起“明月”，但他坚信大学象牙塔外，在香港和海外，“有个广阔的天地，里面都是知识分子，而他们个个看《明报月刊》”。他看过的《明报月刊》都是胡菊人主编的，在他心目中胡菊人就是《明报月刊》，代表着知识分子。陈冠中在大学时代即认定，写中文文章要登上《明报月刊》，才算是最高荣誉。1977年，他大学毕业两年，已自办《号外》杂志，他的第一篇万字长文《华人移民美国血泪简史》却投给了心仪已久的《明报月刊》，结果大大超出他的预期，不仅分两期在10月、11月刊载，上篇还被放在首篇位置，并以“编者的话”作了推介，令他受宠若惊。龙应台回忆，70年代台湾的大学生，正是吸收“明月”的文化养分，在这养分中成长起来的，“香港对于我们那个时候的台湾，简直就是一扇自由的窗口，唯一有自由空气的地方”。2从1967年到1969年，殷海光在跟学生卢鸿才、张伟祥等人的通信中不断提及《明报月刊》，叫他们寄刊物来，并说“在此间是珍品”，得知胡菊人要寄赠全套，他高兴极了。

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上海学者陈子善，直到1978年秋天，在门禁森严的新华社资料室初见“明月”合订本，“又惊又喜”，眼前展现的不啻一个崭新的世界，“政经学术，汇于一刊”。3

“明月”的成长正好伴随着“文革”的进程，“破四旧”、焚书籍、“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革文化命，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生灵涂炭，文物为灰，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令悠久的传统文化受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侥幸逃过反右的知识分子也难逃“文革”一劫。胡菊人说，当时海内外中国人有一种中国文化将要灭绝的危机感，他们觉得“明月”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回了珍宝，一图一文都特别珍贵，似乎“明月”在做一种文化艺术救亡的工作。4

1　陈冠中《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32—33页。

2　《明报月刊》2006年4月号，40页。

3　陈子善《<明报月刊>三百期有感》，《明报月刊》1990年12月号，128页。

4　胡菊人《中华文化救亡的实践者》，《明报月刊》1996年1月号，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