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他在《明报》上发表的社论，成为了知识分子争相的文章，而且备受赞扬。查良镛对中国历史典故异常熟悉，在社论中不时引经据典，对知识分子读者充满了吸引力。而他的用意，显然亦为了争取这类读者。《明报》在六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被视为知识分子报纸，查氏的社论占了很大功劳。1　张彻《个人感受》，《明报》1989年5月20日。

2　《形势甚好，心情轻松》，《明报》1972年6月16日。

3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108页。

读者沈亮华多年剪存金庸的社评，一读再读，“是因为它有先机的触觉，鞭挞倒行逆施，敢言人所不敢言，令人耳目一新，有针砭时弊的功能，令人在混沌中清醒”。有些人买《明报》就是为了读他的社评。读者喜爱的背后，自然对他的社评寄予的期望也升高了，他就更不能松懈，要将每天的社评尽力写好。报人曾敏之评论，他的社评经过60年代到80年代的风云变幻，“虽然难免有一点权术因素，但还是瑕不掩瑜的”。2他的社评成为《明报》乃至香港报界一块金不换的“牌子”。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创文人办报的先河，其评论启迪了一个时代，不但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而且影响了孙中山，对中国报业乃至整个近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庸没有赶上这样的时代，因环境的限制，他在《明报》的社评影响主要在香港一隅，对内地的历史进程并未产生多少影响。

“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他很欣赏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主笔司各特的这句话。80年代以后，他动笔比较少了，但事关重大问题或遇重要新闻发生，他还是要亲自执笔，比如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论战等。《明报》社评向来不署名，先后参与过社评写作的有潘粤生、梁小中、董千里、丁望、徐东滨、吴霭仪等十三人，只有他认为特别重要的社评，为表示个人负责，才会署名“查良镛”。3排字房为了便于区分，别人执笔的社评，一般标题都用二号楷体，如果是他执笔的，则用大号宋体加黑，很好辨认，所以有“查记出品，宋体为号”（或“查记出品，黑体为号”）的说法。其他人执笔的社评，如果金庸觉得好，偶尔也会特意交代排字房，标题用大号宋体加黑，这对作者而言是一种难得的荣誉。1　叶积奇《谁是香港第一健笔》，《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2年8月8日。

2　《从<明报>看金庸》，《明报月刊》2000年8月号，84页。

3　如1988年11月30日的《政制设计的目标和原则——力求积小变而成大变》和12月2日《香港多数人的基本愿望》。

金庸的武侠和社评之所以受到读者喜欢，也离不开汉语的魅力。他多次说自己喜欢《资治通鉴》，古文简洁高雅，文字之美，一直是他希望学到的。2他的社评文字浅显明白，深入浅出，不仅见解独到，判断准确，而且语言富有个性。1979年2月28日中越之战时，他在《“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社评中说：

唐代传奇《聂隐娘》中的妙手空空儿，出手只是一招，一击不中，便即飘然远引，决不出第二招。

谅山大战如果打不成，我们以为中国军队也可以班师了，这是空空儿这等高手的作风。

1983年12月15日，他在当日的社评中说：

香港人一向以态度现实著称，但“九七问题”关涉到每个人的身家性命，在念及和论及时显得颇为情绪化，由于前途茫茫，不免怨天尤人，对北京当局、伦敦当局、香港政府、香港的知名人士等谩骂者有之，讥嘲者有之，又或是自伤自怜，不知所措，有些像杨过失落小龙女后自创一十七招黯然销魂掌，“心惊肉跳”“呆若木鸡”“拖泥带水”“无中生有”……那本是人情之常，以杨过之贤，尚且难免，何况吾辈？

这样的文字是其他人写不出来的。在董桥看来，“他当年写的社评不闷，主要正是因为文中穿插不少‘笔者’个人的经历和随意的己见”。3“跟随查先生十几年，我从他的原稿中注意到字斟句酌而不露斧痕的功力。”4

1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343页说是黑体，罗孚说是宋体，见《读书》1988年2月，第139页。其实是宋体加黑，20世纪80年代之前，社评基本由他执笔，标题字体多数用楷体。

2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65、104页。

3　董桥《文字是肉做的》，257页。

4　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153页。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金庸的文章与史识都属上乘，以史论政，独步文林，“再往深里看，查先生是家，写政论往往穿插一些说部的笔触：添一些对白，描几幅景象，说两句自己，行文里顿时多了三分情趣”。1他的一些不是就某个事件所作的评论，没有时间的局限性，任何时候重读都不失其意义，一些就生活上的小事借题发挥的文章，令人印象深刻。

他用一种“娓娓而谈”的方式写社评，“一方面，读者起来全无压力，觉得在听一位老友跟他们闲话家常；另一方面，在不经意之间吸纳了作者的讯息，自己再进行深入的思考”。2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对世事的预测分析常常准确，从1959年开始在《明报》写社评，他就喜欢作预测，并以此自豪。1959年9月23日他在社评中大胆预测，中国决不会在10月1日发射人造卫星。10月7日社评《本报预测已获证实》。10月8日英国大选揭晓前夕，他发表社评《保守党将获胜》说，“本报社评有点‘预测瘾’，喜欢对世界大局写点贴士，此次英国大选，本报贴土：保守党”。10日发表《本报预测又获证实》。

1960年2月10日社评《本报又一大胆预言》，说美、苏、英达成停试核武器的协议后，会将此协议送各大国认可签字。他说“本报预言向来准确，此次推测，亦决不致撞板”。

5月20日，《明报》一周年，金庸在《本报创刊周年感言》中说：“在社评所有的预测中，从来没有一次不准确。当然，预测得不准确，将来总是在所不免，但读者诸君可以绝对信赖我们的公平与诚实。”1962年初，他预言香港的繁荣，当时，工商业界人心惶惶，以为当年将有重大萧条出现。结果当年输入、输出的贸易额全部打破纪录，全港生意空前兴旺。1963年元旦他发表社评《今年香港，继续繁荣》。到了1964年元旦，他将此文重登一遍，说明预言七条有六条没有说错，最精彩的预言是：“本港股票会挽回去年下半年的颓势，置地公司股票会涨到75元以上。”作此预言时股票58元，结果到重登此文前一天是765元。所以1964年元旦他在《1964年的预言》又预言了七点。

1　《香江第一笔》，转引自董桥《香港的两枝健笔》，《没有童谣的年代》，153页。

2　叶积奇《谁是香港第一健笔》，《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2年8月8日。

他说：“未来情况是很难预测的，无论如何应以大量的事实作为根据。任何预测总不免是假设与推想，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地准确。我在报刊上撰写政论，历时三十余年，最大的特色是‘喜作预测’，常常公开对未来事情的发展提出明确而肯定的判断”，“我作的许多大胆推断，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运气不错。……这些我决不敢自负，只是运气好，恰好碰中了而已。”1他在社评中无数的预测都这样“神”，让人不可思议。他解释：“我写社评时，我说林彪一定垮台，那时他是最威风的时候，我的观点，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接班人基本上都没有好结果，汉武帝手刃自己的太子，康熙皇帝这样厉害，太子的收场也不过如此，当直接威胁到权力时，接班人都没有好下场。”

金庸熟读历史，尤其受《资治通鉴》影响，1944年暑假在重庆通读一遍，后来这成为他一生爱读的书，“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2他写社评，判断政治人物的心理，得益于此。

多年在《明报》系统工作的董桥说：

利己之心的确是人类禀赋之自然也。查先生当年在《明报》天天写社评议论世局国事，有口皆碑，不少人想知道他判断政情为什么都那么准。查先生私底下总爱说，人是自私的，推测个人或政府的用心和行动，必须推己及人，先从其自私的角度衡量其得失，然后判断其下一步之举措，一定不会离题太远。3

对政治局势和政治人物的命运作出大胆预测，不过是金庸社评的一部分，更多的社评是对每天发生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迅速作出评论。他对香港前途的预测经常被证实。早在1959年12月25日，他即在《恭喜发财！》社评中说，“展望明年香港市场情况，我们仍旧表示乐观。……本报社评之预言向来准确第一，各位尽可充满信心”。1963年元旦他的社评《今年香港，继续繁荣》，一年后重登一次，表示预测准确。1969年12月17日的社评《和平安定的七十年代》，他预言战争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十年为少。“香港的前途百分之九十依赖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我们既有一个和平而安定的七十年代，那么今后的十年，香港也将是和平而安定的，繁荣和兴旺的高潮，将一个接着一个地到来。唯一可虑者，毛泽东逝世后内地有一段大混乱，而这种大混乱，当然也会影响到香港，但我们相信那也将是短期性的。”

1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0、11页。

2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156页。

3　董桥《文字是肉做的》，126页。

这篇社评引起读者很大的注意，当天就有十几个电话打进来，询问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深深关切到底是随口说说，还是有相当根据。次日，他又发表《大势所趋是和平安定》的社评：

一个比较长期的预测，不论是对市场还是对国际局势，当然所根据的是基本局势，而不是一时的变动。世界大局面的基本局势，是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正在迅速地改善……这种局势在今后十年之内是决不会改变的。

我们说香港将有十年的和平安定，那是保守的说法，如说有二十年的和平安定，也不能说是过分大胆的预言。

1971年8月22日，他直接在《廿年稳定大可期》社评中预言：“长期的远景虽难以逆料，但今后至少十五年的稳定繁荣，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再乐观些可以看二十年。”

1981年2月20日，他在《明报》社评预言香港的未来，中英谈判的协议将包括香港现状不变，中国在决定收回之前十五年通知英国。1982年达成的协议决定中国于1997年收回香港，恰好提前十五年。倪匡跟他开玩笑，说他的社评如果仿效马经贴士贴中了之后制版刊出，则不知道有多少次制版的机会了。金庸对国际时事的分析预测也常常准确。1967年12月22日，他发表社评《明年二月，越南大打》。到了1968年2月1日，美、越果然大打出手，结局也和他所料相差无几。2月3日，他发表社评《甫交二月，果然大打》，“可说是不幸而言中了”。3月17日，他在《越战是否用核弹？》社评中说：“美国决计不会为了防卫溪山而使用战术性核弹，但始终不愿清楚明了地说这句话。……要知道美国出兵越南，以保卫越南人民的民主自由为口号，如果以核弹炸死了大批无辜的越南人，那是全世界极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美国人）所不能原谅的。”

1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8页。

1982年10月27日，中英关于香港的谈判还在进行，香港前途未卜，港元汇价不断下跌，金庸在《局面困难，我们乐观》社评中却表示“十分乐观”，并说“我们对世局的观察，过去二十多年来，基本上并没有使读者失望。这一次事关重大，又涉及自身，没有理由会看错了的”。当然他也有预测错了的，只是对的被人记住了。他说，写社论最重要的是有极为正确的意见。可能的话，要向读者解释一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并且有一些预见性。“我常常大胆地假定一件事可能会如何发生，即使说错了，顶多读者写信骂骂我。香港读者很忙碌，他们总希望看到一些比较肯定的意见，如果意见错了，再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错。譬如我说苏联派飞弹部队到古巴一定会撤退的，我提出了一些理由，结果苏联不撤退。我后来当然要向读者解释什么理由不撤退，我说：‘美国政府没有用。’”社会学家、香港中文大学老校长金耀基推崇他的社评：

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文学材料运用这样自如者，说句广东话，查先生是“有得弹”（没人比得上的意思）。2

这些独特之处，是其他论政者往往不具备的，《明报》社评因此成为“影响一代思潮、一代文风的优质产品”。3

1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80页。

2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94页。

3　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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