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查良镛向《大公报》辞职，满怀着做外交官的希望，只身北上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这个历朝故都，也是第一次来到北方。梅汝璈见到他也很高兴，但他能否顺利进入外交部工作不是梅先生这个顾问能决定的。梅建议他先去找周恩来的助手、外交部的实际负责人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他对乔冠华并不陌生，早年就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读过乔的国际评论。1946年至1949年，乔是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常以“乔木”的笔名在《华商报》上发表国际问题评论。《大公报》左转后，乔有时到《大公报》与他们座谈，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们算得上“熟识”。南京解放前夕，查良镛在会上问乔：“乔木先生，将来全国解放后，香港和澳门问题怎样处理？”乔用手指轻弹茶杯，想了一想说：“反对中国人民的，主要是美国政府。我们以后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据我个人看，香港的现状是否保持，要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不是有利而定。各国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将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打倒了。”乔冠华对香港前途的这番分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在查良镛眼里，乔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对自己印象也很好。他以为外交官之路已铺在脚下，抱着满心的期待。

想不到等待他的完全是另外的结局，乔冠华直言相告，北京确实需要他这样的人，但外交部是一个特殊机构，政治要求很高，工作人员必须根正苗红，能经受各种严峻的政治考验。他的家庭出身按当时的阶级划分属于地主，他本人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上过学，这种背景使他不能进入外交部。乔主张他先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一段时期，将来再转入外交部。

1　金庸《谈<彷徨与抉择>》，《明报》1963年4月26日。

当外交官是他多年的梦想，他年轻时企盼周游全世界，所以产生了这个念头，高中毕业后他到重庆考取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战后到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读国际法，都与这个志愿有关。乔冠华的一席话无疑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这是他第一次与红色政权打交道，他清楚以他的出身背景已不可能圆外交官之梦。“乔先生是一番好意，但我觉得人民外交学会只做些国际宣传、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不感兴趣。”查良镛还找到了长期在《大公报》工作、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的杨刚，杨刚也建议他先去革命大学或人民外交学会工作。2

他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乐观。他的思想行为都已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未必能入党。而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作出贡献。乔冠华跟他说，如果他真心“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入党。当时他是很拥护共产党的，可是又怕党的“铁的纪律”，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决定放弃。

外交官之梦断了，他感到留在北京已无意义，于是辞别梅汝墩和乔冠华，返回香港。但他对乔冠华的尊敬依然，并无一丝怨言。二十多年后，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以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登上联大讲坛，查良镛在《明报》发表过《乔冠华演辞有才气》等社评：

乔冠华演辞的主要内容不脱中共一般文告声明的范围，但有一些说法却具有个人风格，表现了独特的才华。他是文人出身，以写国际问题分析文章知名，这篇演辞中偶尔也显露了若干他昔年文字中的光芒。

1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95页。

2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谭文瑞（池北偶）给严晓星的信，见严晓星《<文坛侠圣：金庸传>指谬》，《人物》1999年第1期，144页。

晚年回首，想起外交官之梦的破灭，他不仅不感到遗憾，反而觉得未尝不是好事。他说这一生过得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必受上司指挥和官职的羁绊，行动自由、言论随便，生活自由舒服得多，对做外交官不再羡慕。

四、父亲的噩耗

查良镛重回香港，回到《大公报》做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大公报》内有地下党员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报告，请示如何对待他的去留问题。主持香港“爱国报刊”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说，大陆、香港来去自由，这样的人才在香港别的报刊机构求之不得，我们当然要留为己用，由《大公报》领导决定就是。

1951年4月26日，查良镛父亲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在故乡海宁被处决。噩耗传到香港，他哭了三天三夜。他少年丧母，此时又痛失父亲，伤心了大半年。当时，千千万万的人因“地主”这个阶级定性丧失了生命。山东南下的解放军进入海宁，查家是当地有数的名门望族，虽然历经日本入侵之后已没有多少产业，但要评为地主还是绰绰有余的。查枢卿被定为“反动地主”，遭枪决，家产全部没收。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有相同的命运，在广西蒙山县被处决。2

几年后，查良镛想起父亲送他的一本书，在《圣诞节杂感》一文中说：

我不是基督教徒，但对这个节日从小就有好感……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一本狄更斯的《圣诞述异》（achrismascarol）给我。这是一本极平常的小书，任何西书店中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去翻来读几段。

1　金庸《月云》，《收获》2000年第1期。关于他父亲被处决的时间，他弟弟查良钰回忆，“1950年我父亲查枢卿被作为‘反动地主’在家乡受到镇压”。《人物》2000年第7期，117页。

2　1986年《团结报》简讯：“最近，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人民政府在复查1951年的一件老案时发现，蒙山县文圩乡屯治村的陈信玉（他是香港《大公报》撰述员、香港新派武侠家梁羽生即陈文统先生的父亲）被错误‘镇压’。梁父之死实属冤枉。为了挽回影响，蒙山县人民政府在查证确凿的基础上为此事发出专门文件，给陈信玉平反，恢复名誉。”转引[澳]刘维群《梁羽生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363页。

……

狄更斯每一段短短的描写，都强烈地令人激动，使你不自禁地会眼眶中充满了眼泪。……这本薄薄的中充满了多少矛盾和戏剧、多少欢笑和泪水呀！兄妹之爱、男女之爱、父子之爱、朋友之爱，在这个佳节中特别深厚地表现出来。丧父之痛、父子之爱，一直埋藏在他心底，尽管他表示，“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大动荡中极难避免的普遍悲剧”。

1985年7月22日（此前一个月，6月18日金庸被正式提名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三十多年前的查枢卿案进行复查，发现是错案、冤案，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予以正式平反。1988年，他亲笔给浙江地方领导写了一封“感激异常”的信：

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2

查枢卿被枪决后，顾秀英独自抚养子女，备历坎坷。1958年，无柴无粮，她卖了所住的两间老屋，被诬为“地主婆要反攻倒算”，遭到三天三夜毒打。回到家，她对卧怀痛哭的儿女说：“什么苦我都能忍受，只盼着养大你们，有书念，对得起你们早死的父亲。”3

1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148、149页。

2　1996年5月5日出的《秀州书局简讯》第40期说，《嘉兴日报》曾就金庸的父亲作过报道：“金庸的父亲查枢卿1951年4月26日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罪被处决。1985年7月22日，海宁法院发文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查枢卿‘罪行’均失实，属错杀。1988年，金庸从香港致信浙江省副省长徐起超致谢。金庸将落实祖传私房政策的16000余元捐给母校龙山小学（今袁花镇小学）。”范笑我《笑我贩书》，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61页。

3　顾秀英活到1989年去世，享年77岁。蒋连根《金庸与他的两位母亲》，《名人传记》2002年第3期，41页。

从此，查良镛再也没有踏进故乡袁花的旧居一步，即使到了袁花镇上，他也没有回村里看过一眼，他熟悉的那个家早就不在了，那些书画都失去了。他家的老屋本来是康熙年间建的，日本人毁了一部分，剩下的土改时被平掉了，再也不可能恢复了。现在的“旧居”是当地政府重建的，他说小时候住的老家不是那样的。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留在海宁，一提起此事就满眼泪水：“母亲临走前有遗言，希望我能见二哥一面，感谢他对母亲的照顾。”多年来，良楠一直守着查家“旧居”，守着母亲沉甸甸的嘱托，守着一份兄弟重逢的期待。2

弟弟妹妹推测，“父亲的死仍是他心中不愿触碰的痛”。虽然查良镛和他人提到此事都只是淡然地说，他的父亲凋零于当时的运动风潮，他得悉后自然感到十分悲伤，但身为政论家，当以理智为先。当年陨灭的不只他父亲，还有两百多万大小地主。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父亲的死亡本质上与惨酷的国共战争中阵亡的一员普通将士并无二致。那实在是一场时代的悲剧。他在述说这段不幸往事时的冷静令人惊讶。3

五、“下午茶座”

查良镛在《大公报》国际新闻版的同事对文学有兴趣的，有萧乾、袁水拍两位前辈，有喜欢俄国文学、后来做过《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谭文瑞，他跟他们常谈的是希腊悲剧等话题。4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展现普罗米修斯伟大反抗精神的三部曲，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戏剧《鸟》都是他熟悉的。他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歌颂人对压迫者的反叛精神的，而不是对压迫者歌功颂德。在谈电影《天仙配》时，他列举许多希腊神话中神与凡人恋爱的故事。奥菲尤斯对妻子优里狄加爱情的伟大，有着令人感动的深度。妻子死了，他伤心异常，决心到黑暗的冥府找她回来。这个高明异常的音乐家，他的竖琴能感动万物，把冥王也感动了，许他妻子回到人间。然而他在冥府门口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他的妻子从此永远消失了。神话中爱情的恳挚和音乐的魔力都很感人，主题却是“人类不免一死”这个无可逃避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