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报》工作多年的吴霭仪评说金庸武侠中的人物视钱财如粪土时，这样说：“现代的现实生活不容许我们一掷千金，办报的金庸恐怕不会赞成手下当报社资产的钱财如粪土。经营一家成功的报社，金庸自然很知道钱银的用途。”1金庸也说过，“办报纸，不能过分浪漫”。这句话背后包含了对每一分钱的在乎，《明报》曾经历早期极为艰苦的岁月，即使后来财源广进，他也厉行节约，甚至到了“抠门”的程度。“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平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2林燕妮说，“很多人认为文人办企业，易流于情绪化，不会精打细算。查良镛却不，说了不能加薪便不加薪”。他的精明不仅表现在办报上，1982年1月14日，沈西城有意把《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译成日文，他表示很是欢迎，寄上样书，并写了一封信：

惟须声明者，此项授权，以《雪山飞狐》译文发表于日本杂志者为限，将来如出版单行本条件另议，因弟另有出版全套日译本之计划，将来再行商议。吾兄译文如为日本读者接受，可进行出单行本。3

1　吴霭仪《金庸看人生》，84页。

2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65页。

3　信件影印，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06页。

小时候，父亲的“没用”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阴影，覆盖了他的一生。“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十三四岁就觉得父亲没用。”他的精明正是对父亲“没用”的反拨。《明报》员工批评金庸，可以高薪聘请新员工，但老员工的工资偏低，从来没有大幅加薪，以至新老员工的工资差距很大。有些老员工因生活负担重等原因，不得不离开《明报》，另找工作。所以有人说，金庸一直强调的《明报》从不“炒人”是事实，但员工忍受不了低工资会自动离职，不需要他主动“炒人”。他的解释是，《明报》是一家有地位、工作环境稳定的大机构，员工工资虽较低，总比在一家工资较高，但工作环境不稳定的机构工作，随时可能面临倒闭要好。他有一次公开说：“明报有四百员工，每人加一百，一年就是几十万。”在他看来办报纸完全不同于写武侠，而是一项十分实际的事业。他对《明报》员工一直实行“微薪制”。他对人说，“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不用给他们高人工，他们也会排队来《明报》工作”。2

自60年代中期《明报》在报界崛起，有过《明报》工作经历的人的确会身价大增。许多在《明报》工作过的职员离开之后，开创事业多能独当一面，香港报界今天一些头面人物如董桥、《信报》社长林行止、《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在《明报》担任过重要职务。

雷伟坡受命主编《明报周刊》之前说，“罗素说人生两大欲求不外乎名与利，我说名可以不在乎，利我可是需要的”。金庸说：“好，那你就多拿一份薪水，给我编《明报周刊》吧！”亦舒听说雷年薪五百万，潘粤生也对雷说，听说“明周”出一本你拿多少多少。雷说，这都是误会。但优待他倒是事实。由于长期操劳过度，他不幸积劳成疾，患了b骨（肺痨菌入骨），不得不到台湾治病，在荣民医院养病一年多，每月的工资照发。他回到香港，金庸请他继续主持“明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准许他一星期只上一两天班，平时可以在家通过电话遥控编务，另外还给他大幅度加工资，他被称为“遥控总编辑”。有人间金庸为什么如此厚待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1　《“帮主”的心事谁人知》，《杨澜访谈录》20072。参考刘国重新浪博客《读金时代》。

2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84页。

1979年12月，在主编了156期“明月”之后，胡菊人提交了辞职信。那年，《台湾日报》老板傅朝枢因与台湾当局意见不一，报纸被当局买下，傅于是抽调资金，到香港和美国另谋发展，要在香港新办一份《中报》，看中了胡菊人，以月薪万元力邀他出任社长兼总编辑，当时他在“明月”的月薪是4700元。1更吸引他的是对方称还要办晚报、周刊、月刊，整个“非常庞大”的新事业都由他全权负责。最打动他的并不是这些。《明报》虽好，却不是他理想中的报纸，他有鲁迅情结，想拯救一代青年，认为报纸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傅朝枢听了他的理想，立即答应了：“胡菊人，我就是想办这种报纸。”

金庸再三挽留，但胡菊人去意已决，怕自己过了50岁没有勇气接受任何新挑战，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金庸举行相当隆重的欢送会，送胡菊人黄金劳力士手表。最令胡感动的是临别赠言，他们在马会餐厅，金庸难得地也喝了酒，用非常诚恳的态度和言辞来挽留他。当知道他必然离去的时候，金庸给了他三个忠告：

第一点，菊人兄，你要知道，人的性格是个个不同的，你将来到那边工作，他们家庭成员当然要来管事，同时，在你下面还有很多人要管，人的个性既然人人不同，那么就算有人当面对你发脾气，拍桌子，你也要忍耐，不要动怒。

第二点，报纸杂志的销路，是有起有伏的，如果销路下跌，你也不要忧心，只要冷静去做就是了。

第三点，你要知道，办报难免时时接到律师信，就算打官司，你也不必惊慌。

那一天是星期天，金庸的司机放假，他们叫了一辆计程车，菊人送金庸回家。在路过天后庙道的半途上，他们并排在后座上坐着，一时竟缄默了，好像从那一刻起，各走各路，心中颇为黯然。金庸忽然打破沉默，说：“菊人兄，我们共事这么久，就算是此刻死了，也是值得的。”菊人答：“是呀，十多年来，查兄你不用与我说一句话，而我也不必向查兄征问一句话，就把《明报月刊》编得相当出色，这是非常难得的！”1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03页。

菊人辞职，金庸立即宣布所有员工都获得加薪，并设宴慰劳。大家见他如此诚意，都不忍在这时离开，所以没有人跟菊人走。2

菊人的离开确实令金庸心痛，事起仓促，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他重新出马，亲自主编了两期。“胡菊人兄和我们是在十分友好的情况下分手的。……这十三年中，他辛勤的努力，使得《明报月刊》成为海外华人社会中一本极有影响力的刊物，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政治领袖与学人，也有不少人是本刊的读者。”3

金庸请了董桥，从1980年第3期开始接手，在“明月”工作近三十年的黄俊东说，“明月”换一个主编，便会出现另一种风格，“查先生除了总是给予一个月刊立场原则的锦囊之外，便任由主编发挥”。4

1980年2月27日，傅朝枢出资的《中报》创刊，胡菊人任总编辑，陆铿任总主笔，接着又创办了《中报月刊》，但仅一年，他们即双双离开。那三点忠告，胡菊人都未能遵守，所说之事一一都应验了。1981年6月1日，胡菊人和陆铿以补偿费共同创办了《百姓》半月刊。金庸对胡始终念念不忘，有一年圣诞节前，他在尖东一家酒楼宴请台湾女作家三毛，得知胡菊人就在附近一个酒会，连忙通过李文庸（慕容公子）邀来挚谈，诚意拳拳。5

有“香江第一才女”之称的吴霭仪，每周在《南华早报》写英文政论，引起金庸的注意。他们同是廉政公署一个咨询委员会的委员，金庸是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觉得她的发言言简意赅，三言两语就说到问题中心。吴霭仪1984年被他请到《明报》工作，1985年要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1986年7月又应他力邀重回《明报》任副总编辑，1987年9月，她又离开三个月，继续剑桥的学业，《明报》不仅为她保留职位，还一直给她发工资。

1　《明报月刊》1986年1月号，17页。

2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64页。

3　《编者的话》，《明报月刊>1980年1月号，108页。

4　黄俊东《远路不须愁日暮》，《明报月刊》1996年1月号，43页。

5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19页。

在为《明报》工作过六年的欧阳碧眼中，金庸是个“富有人情味的老板”。1990年夏天她要辞职前往美国读书，辞职信交给了总编辑董桥，金庸请她到七楼办公室，挽留她，知她去意已定，也就不留了，只是说：“这样吧，你在副刊上的专栏，我为你保留下来，一直到你回来，每个月的稿费还可以帮补你在那边的生活。”最后还说了一句令她感动的话：“你到了美国之后，在那里实在生活不下去，我们还是欢迎你回来，你随时回来，《明报》随时欢迎你。”想不到他一年后就要卖掉《明报》。1金庸说：

我薪水也出得不比别人高。可能是因为和我一起工作比较愉快，我对人家客客气气，没有老板架子，不会骂人家，当别人好朋友，所以工作环境比较好。

与其他大报相比，《明报》工资低，福利薄，这是《明报》员工从编辑、记者、校对到排字房、机房工人的同感。他们对《明报》最不满的地方，就是工资加得少，连退休金都“缩水”。金庸在1979年表示，十分赞成报酬高的明星制度，不过他认为记者太出风头也不好，一旦成了名记者，就容易给别人挖走了。2

《明报》港闻版编辑黄陵是个老员工，做了十几年，因年龄关系到1980年提出退休，希望能安享晚年。金庸发了一笔数万元的退休金，黄陵表示不满，一气之下，找他交涉：“我的退休金应该不止这个数目。这笔钱我就不打算要，我会全部用来登报纸，在全港报纸登启事，声明黄陵在《明报》打工，现在退休了，只得数万元退休金，由于感激你，所以特别登报纸表扬！”3

这事最后以金庸给黄陵补钱而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