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平时不大喜欢说话，在《明报》常常以字条发号施令，以笔代口是他的拿手戏。从11月28日起，一连十二天，他以《平心静气谈政制》为题，以连载问答的形式发表系列评论，回应有些指责他的文章“颇有意气”“情绪激动”。有人质疑他身为基本法政制小组召集人，对于基本法政制问题，当然应该避嫌，否则《明报》岂不成了基本法政制小组的“传声筒”？111月30日，金庸发表极为少见的署名社评《政制设计的目标和原则——力求积小变而成大变》，解释他之所以亲写社评，主要是一些报章很不公平地攻击他个人，他必须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我决不反对逐步发展民主政制，但坚决主张以保持稳定繁荣为必要前提，以不引进中共的干预或全面参与为主要前提。”1997年之后十五年的稳定，变得少，十五年后是下一代的事。“这篇社评是笔者的署名文章，以表示个人负责。”第二天，《明报》还刊登“本报专讯”《查良镛撰文有因》解释：

1　《香港多数人的愿望》，《明报》1988年12月2日。

2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63—64页。

3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347页。

自八五年出任基本法政制小组港方召集人后，已不在自己报章上撰写关于基本法的社评，并一直遵守着这诺言。但现在基本法差不多要提出来通过，却有很多对我不公平的言论，所以我要将事实说清楚。……要为自己解释辩护，是最没趣的事，如是私人事务，你相信也罢，不信也罢，你怀疑我的人格，难道我的人格就会被你怀疑坏了？不过这是公众事务，又牵涉到旁人，有必要澄清一下。

金庸在香港已居住四十年，对香港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已把它当作自己的家乡。《明报月刊》1983年4月号专题“香港的价值”，封面是王司马的画“小心轻放，香港制造”。1959年12月4日的《明报》社评《香港人多用香港货》，1966年11月29日的社评《香港应发展招牌货》，1981年9月25日的社评《香港人用香港货》，都可以看出他对香港的热爱。但他又是从内地来的，内心深处还是一个飘零的游子。12月2日，他再次发表署名社评《香港多数人的愿望》：“我不断在想香港千千万万根本不知道基本法，从来没有看过基本法草案的人……我自觉有责任以大多数市民的基本要求为这份工作的唯一目标。虽然能力有限，做得不好，压力很大，但当尽力而为。（他们生活稳定，越少改变越好。）笔者自觉已为香港大多数人尽心尽力，报答了香港人的好意，到此为止，也就问心无愧了。”他不无伤感地说，“在这工作上，任何人把我当敌人我都不在乎，最多不过两手空空地离开香港，反正四十年代我也是两手空空来到香港。”

1　《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22页。

12月4日，金庸意外地收到一份惊喜——一位普通香港市民送他一束红玫瑰、一封支持他的信。信中表示，自己一直是“主流方案”的反对者，直到读完他的十二篇《平心静气谈政制》社评，才对他有所理解，送花给他以示支持。在千夫所指的那一刻，突然有一个人支持他，或许没有比这一束红玫瑰更令他欣慰的了。

四、告别五年草委

12月17日，金庸接受香港电台“事事如棋”节目采访：

我写这么多武侠……遇到有必要时，就是要挺身而出，做些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不同意见的人，误解我，攻击我，或许是我过分热心，不够圆滑吧！……我始终希望扮演一个协调者的角色。一直以来，我都希望在草委大会内部，或者政制小组内部，保持民主的声音，希望这种声音能在基本法中得到反映。再说，现在的政制主流方案，其实也不单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经过政制小组通过的。这一年最后一天，金庸在家开香槟酒向倪匡夫妇、林燕妮等祝贺新年快乐。太太嘀咕他为基本法的事辛辛苦苦地做功课、开会，为什么？他带着些微的激动，用带赣江南口音的广东话说：“我两手空空来到香港，一住几十年，也可以说我在香港发达。我想为香港人做点事。”

1989年1月9日，在广州花园酒店举行的草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审查表决各小组的草案，通过“主流方案”，并接受89岁的草委查济民提出的修改提案，因此被称为“双查方案”。查济民也是海宁查家的，他是金庸的叔祖。1　转引自孙宜学《千古文坛侠圣梦：金庸传》，253页。

2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草委会提交的“基本法草案”，“双查方案”将成为香港未来的政制方案。未来特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会不会是金庸？这随后成了香港的一个热门话题。正当人们议论纷纷时，他公开反驳：“认识金庸这个名字的人，较认识卫奕信（时任港督）的人还多，我实在没理由为出名而去做将来的特区首长。”“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金庸的名与利相信都不会差过港督。今日全世界知道金庸的，会多过知道不论哪一位港督呢！一百年之后，恐怕相差更远吧？”“不要说我已六十多岁，就是现时只三十岁，也不当行政首长。你想想，目前单是一会儿英国的议员来，一会儿港澳办的来，一迎一送就麻烦透顶。受到这么多人管束，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九七之后，香港行政长官要受国务院领导。别说我决没资格做，即使有资格，也万万不干。我现在不受世界上任何人管束，除了听太太的话，要给她买靓衫之外。”

政制方案在香港掀起满城风雨，英国政界人士也纷纷到香港了解情况。1989年4月，“基本法（草案）”咨询期间，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五名议员专程赴港，金庸也被安排与他们会面。

当年5月20日，金庸分别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姬鹏飞，辞去基本法草委的职务，同时写信给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安子介，辞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及执行委员，即日起不再担任上述职务。第二天，《明报》在要闻版刊登“本报专讯”《查良镛昨提辞呈，辞去基本法草委，并辞咨委会委员及执委》，他表示：“但是凡有利于香港顺利过渡，有利于保持香港繁荣安定、自由法治者，今后仍当以新闻工作者之身份尽力。”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何况，基本法草委中，有不少学识高明的能干人士，少我一个没有关系，而草案工作也已接近完成，只是在经过第二次咨询后，参考香港人的意见，再作若干修改而已。

金庸自称是现实的人，“只希望在现实条件的许可之下，为香港人争取到尽可能好的条款。提出崇高的理想很容易，但如根本无法实现，徒然造成混乱和损失”。1　《大江东去：司徒华回忆录》，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65—267页。

五年风风雨雨的草委生涯至此结束。

五、“满意现状”

1992年2月19日，金庸在牛津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用英语做了一个讲座，题为《香港和中国：1997年及其后五年》，作出这样的预测：

据我目前估计，未来十年之内，中国不会有大变，不会像苏联和其他东欧共产国家那样，彻底改变国内政治架构和制度。由于中国早在1979年便开始推行重大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最近十多年来欣欣向荣，全国人民不分职业、种族、年龄、性别和社会阶层，生活水准都不断提高。……

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来说，对店东、银行家、售货员、经理、制造商、会计师、秘书、地产发展商、商人和投资者来说，无论他们是亿万巨富还是街头小贩，在1997年之后的香港，都可以生意照做，工作如常。由于香港的自由经济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符合共产党的最佳利益，符合中上层官员和他们子女的最佳利益，所以，他们在经济上，会很乐意、很合作地让香港人一切不变，以符合香港人的最佳利益。2

金庸凭着对香港和中国政治的了解而作出这样的判断。他从牛津回港，恰逢卫奕信离任，英国前保守党主席彭定康（chrispaen）成为最后一任港督。他在英国和彭定康见过面，初步印象不错。过去几任港督（麦理浩、尤德、卫奕信等）都有长期的中国经验，或是担任过驻中国的外交官，能直接中文书报，甚至流利地说中国话。彭定康虽然在赴任前花大量时间研究香港问题，有备而来，但“对中国所知极少，对香港事务全然陌生，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不明白中国人的心态和行为方式”。金庸和彭定康在伦敦和香港都曾会晤过，金庸恳切进言，希望彭放弃那套政治改革方案。他直率地对彭定康说：这些方案不符合中国的既定政策，不符合香港的现实，所以是行不通的。

1　冷夏《金庸传》，台湾远景出版公司1995年版，425、426页。

2　《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8—9页。

彭定康到任不足三个月，就于当年10月7日在立法局宣读第一份施政报告《香港的未来：五年大计展新猷》，提出香港政制改革的方案。基本法没有明确如何产生十席选举委员会议席，该施政报告建议由民选的区议员产生；此外，新增九席功能组别，将法团投票改为个人投票，三十个功能组别的选民范围扩大到两百七十万工作人口中符合资格之所有选民，功能组别的选举变成职业界别的直接选举。施政报告一出台，即遭中方严厉抨击，港澳办主任鲁平直指彭定康是“香港的千古罪人”，中方高级官员拒绝进行任何形式的会谈。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闹得满城风雨之际，金庸虽还担任明报集团董事长，但平时已不上班，这次因不满末代港督的“欧美式民主化方案”，他才再次提笔上阵。10月19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保持现状，充分利用》。第二天接着刊出《从京官治港到精英治港》，他认为：“中共对政治权力牢牢掌握，经济可以改革开放，政权却绝对是共产党专有，决不容许西方式民主。香港如想在短期内加速推行西方式民主，违反中共的根本政治决策。”这两篇社评概括性地指出了香港的各种实际情况，只是冷静地叙述事实，不包括他的好恶和是非判断，“事实是这样，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必须面对的事实”。

1993年1月，《明报月刊》的“中港关系及香港政制”特辑，既有彭定康的文章，也有金庸的《功能选举的突变》，他自称“民主缓进派”（稳健派或保守派）。

不久，1993年3月19日，江泽民在北京与金庸见面时，指着茶几上的这一期《明报月刊》说：“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的、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院，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江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还画着红线，金庸相信那是江时表示赞同的。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金庸就香港政制安排上的选择有一番坦诚的自白：

这与我对北京当局和共产党的观感无关，只是从中、港的现实出发，认为民主缓进对香港最有利。另一原因则相信由于我的个性，我不论做什么事，都是缓慢而坚持，相信恒心与毅力，不喜欢大跃进式的狂冲猛打。当然，不必否认，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属于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满意现状，不想有太大、太多、太快的剧变。我不会再有二十五年寿命，但“五十年不变”的念头毕竟想来挺美。

另一个原因，是我自信对于历史（那是中国人民族性长期的集中表现）、政治规律，以及共产党人的处事方式，比青年和学生们了解得较多、较深。还有，当政制小组争论不下时，邓小平对他们说过一句话：“不能照抄美国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就绝对不行！”2金庸清楚地知道北京的底线。

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金庸的立场，他毫不回避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不希望变动太大、太快、太多，至于未来，他老了，那是下一代的事。

1　《功能选举的突变》，《明报月刊》1993年1月号，17页。

2　金庸《忆邓小平的“治港远见”》，《明报月刊》2004年9月号，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