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金庸说，如果可以补救的话，他希望可以对亲人好一些，对朋友好一些。6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脸带愧色地说：“我对不起朱玫……”他对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因为我离过婚，跟我离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

1　杨莉歌《金庸传说》，189—190页。

2　陈朝华主编《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266页。

3　林燕妮《偶像画廊》，7页。

4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14页。

5　《杨澜访谈录》20072，参见刘国重新浪博客《金庸的德行？》。

6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9页。

三、阿may

能与亿万富豪金庸白头偕老的女子叫林乐怡（洋名叫阿may），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现任妻子。她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比金庸小二十多岁。他们俩是在扎角丽池一间酒店里擦出爱的火花的。林姑娘那时是那家酒店的侍应。那天，金庸刚与第二任妻子吵过一架，正失意至极，就到那家酒店闷坐。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林姑娘想请失意的男人吃碗面，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此注意上了林姑娘。一见钟情，二人四目，相投不分。这就对不起朱玫了，再离婚，再结婚，并送小娇妻到澳洲留学。与金庸很熟悉的女作家林燕妮说：

他一共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位结缡于微时，未有子女便分手。第二位朱梅（玫），是与他共同打江山的女强人，美丽能干，他们生下两儿两女。也许英雄见惯亦寻常，婚姻中少了互相欣赏，再加上其他原因，终于分手了。

……现任查太比查先生年轻二十七岁，查先生最爱美人，现任查太焉能不好看。

她劳名林乐怡，长得很清秀高雅，但亦相当害羞，很怕见报，跟孩子们相处倒是很融洽的。2

但据欧阳碧的推算，两人的年龄应该相差三十二到三十四岁。1986年她进入《明报》工作，做过一年多报纸检查的工作，每天都要到七楼给金庸送报告，有一天秘书小姐告诉她：“查太来了，跟查先生在里面。”接着，她看到金庸和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子出来，她礼貌地称呼：“查太……”金庸马上笑眯眯地说：“不用叫她查太，叫她阿may就可以了。”这是她们第一次见面，那时阿may未满30岁，以后在有些饭局上她们会见面，比如与王光英夫妇吃饭那次，阿may的国语不是太好，他们之间谈天常用国语，阿may在旁边静静地听，一般不会插话，听不懂时会问身边的丈夫，金庸会停止谈话，用广东话小声讲给她听。在欧阳印象中阿may很直爽，没有老板太太那种骄横和颐指气使。有一次她到七楼的老板办公室，阿may也在，两人正在谈论去英国旅行的事，金庸交代了一句，有事先出去了，这时阿may竟跟她说：“我说去伦敦应该去看看朱玫，他不愿意。人家其实人挺好的，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口气中带着一些埋怨。现任妻子不满丈夫不去看前妻，这样的事欧阳碧还是第一次见识。她认为这只能说明阿may性格爽朗，毫无心机。1　船海《金庸鲜为人知的一面》，《名人传记》2000年第7期，26—27页。

2　林燕妮《偶像画廊》、7页。

记者问及金庸和现任太太林乐怡“怎样维系良好的夫妻关系”，他坦言：“也没什么。平时她什么都很迁就我，到她发脾气时，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关系不算特别成功，又不算很失败，和普通夫妻一样啦。”他说林乐怡最喜欢的他的作品是《白马啸西风》，“因为她觉得很伤感。女人感情都比较丰富”。2

金庸对陶杰（曹捷）也说过：“夫妻之间是生活沟通，而不是思想研讨。想避免冲突，就少说为妙。夫妻之间不一定要兴趣相投，而是双方留点儿空白，彼此都有自己的空间。我太太喜欢澳洲，但我不喜欢……我看的英国书多，受那边大学的影响也深。我也喜欢法国、意大利，每次去这些国家就去瞻仰古迹。这种心情又跟我回内地一样。但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问他如何经营“忘年之交”的婚姻，他笑着说：“虽然例子不多，但还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太太很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非常注意他的饮食，不准他吃这吃那，而他也能欣然接受。除了饮食之外，他的居家都是由他太太来装饰，美轮美奂，用心及智慧都反映在那里。

1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07—108页、111—112页。

2　《金庸还是个性情中人》，《杭州日报》2002年9月4日。

1986年圣诞节，《明报》在香港中环一家茶餐厅举行联欢会，有两百多人参加，人来人往的，他们夫妇和《明报》高层人员被安排在“主席台”，台上的人有点拘谨，而阿may手拿一个“卷蛇”玩具，正放在嘴上吹，不吹的时候要卷起来，吹起来里面充满空气，像个圆纸棍。她不断地吹，而且当众将“卷蛇”尾巴对准老公的脸，一下一下地吹，如入无人之境，而金庸像个宽厚的长者，微笑着轻轻推开她的手。后来他干脆也拿了一个“卷蛇”，一下一下地吹起来。这一幕给亲眼目睹的欧阳碧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阿may那种活泼爽朗的性格，就像天真的小女孩跟父亲玩耍一样，完全不顾及她的老板娘身份，也不在乎周围那么多人的注视。金庸有一次请温瑞安等人吃饭，饭后他们夫妇要走过街口去坐另一部车子，也许是因为骑楼太暗，水泥地太滑，他们夫妇一度想牵手，但又没有牵成。“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车子正在后头。两人不知怎的，忽然都有些不好意思罢，那欲牵未牵的手，始终没有牵成。”看到这一幕，温瑞安在车上哈哈大笑起来。那天下午，金庸带温瑞安上了他家的游艇，温问他：“这游艇有没有名字？”他笑答：“本来没有，要叫就叫作‘金庸号’吧。”温看这游艇的气派装潢，少说也价值一百万港币吧。时近下午，他们到甲板上晒太阳，他太太阿may和女儿则下海游泳。2金庸说：“我现在这个太太不是他们的母亲，但大家相处得很好。”在《明报》女编辑欧阳碧眼中，阿may跟两个女儿年龄接近，虽是继母，却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她们又说又笑，有时声音太大，反要丈夫喝止。3

四、长子查传侠

1976年10月，金庸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大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这成为他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他痛苦地回忆：“我记得接到大儿子在美国过身的消息后，好灰心，好难过，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之后，他亲自去美国，把儿子的骨灰捧回香港安葬。儿子的自杀也成了他信奉佛教的直接原因。当时他正在修订《倚天屠龙记》，几个月后他在后记中写下这番话：

1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15—116页。

2　翁灵文等《谱子百家看金庸》三，141、153页。

3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18页。

金庸在1986年《明报》圣诞晚会上

金庸夫妇与王世瑜

……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

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一句“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写不尽他心中的至痛与伤心。1961年，金庸写《倚天屠龙记》时，对于“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还没有切身的生命体验。1977年3月，他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离查传侠自杀不过短短五个月，伤口犹新，创痛宛在，所以语含至痛。中年丧子，那是真实人生最深的不幸。

但是，他认命了，因为早有相士告诉过他，命中只有一子。早年有人为他算命，说他命中只有一子，但朱玫为他生了两子，他心想不过是算命的乱说，长子的弃世不幸验证了相士的预言。从此金庸对相术算命之类深信不疑。关于查传侠自杀的原因有两个版本。一种说法是与父母离婚有关。查传侠在美国读书，得知父母要离婚，非常伤心。他多次尝试劝说父亲，但没能改变这个事实，父母的离婚对他的打击极为沉重，他在绝望中选择结束年轻的生命。林燕妮说：“在离婚期间，查良镛和朱梅（玫）都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时刻，那就是十八岁的爱儿在父母闹离婚时自杀逝世。”2

另一种说法是，金庸对这个儿子感情很深，相反，母子的关系不太好。查传侠十一二岁时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人生很苦，没什么意思，先天有佛教思想。有人说应该阻止孩子这样想问题，他却觉得儿子是对的，人生本来就像他想的那样，甚至夸奖儿子深刻早慧，根本没想到儿子会因这思想断送性命。查传侠那时在美国读大学一年级，还未选科，有一个女朋友在旧金山，他们在电话里吵了几句，他就不想活了，冲动之下选择了自杀。

1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10、176页。

2　林燕妮《偶像画廊》，7页。

1991年，金庸将《明报》卖给于品海，有人就说那是因为于品海长得像他死去的儿子。记者问起此事，他回答：“理性上我没这样想。但他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的确有点像，潜意识上不知不觉有亲近的感觉，可能有。”

金庸现有两女一男，和死去的查传侠都是朱玫所生，已各为人父母，都不从文。长女查传诗（英文名grace），曾在《明报》六楼的广告部当过普通职员，听力有问题，一般的音量她听不到。有传言说《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就是从他女儿“小聋女”而来，一些员工背后就称她为“小龙女”。1988年5月15日，查传诗与《明报晚报》副总编辑赵国安举行婚礼，当时报纸曾刊出他们的结婚广告。赵国安离过婚，据说金庸不大高兴，他的决定是，赵与他女儿结婚后必须离开《明报》。次女查传讷（就是金庸文章中提到的“阿讷”）在树仁书院毕业后，1987年与医生吴维昌结婚，《明报周刊》对他们的婚礼有图文并茂的报道。2

次子查传倜喜欢美食，有意尝尽天下美食，以蔡澜为师，给报章杂志写食评，自号“八袋弟子”（“八袋”是指柴、米、油、盐、酱、醋、茶、酒）。他最喜欢东坡肉和香口食物。因父亲也爱东坡肉，他吃遍了香港的东坡肉，有好吃的，他总要与父亲一起去吃。他说：“小时候，我与哥哥查传侠同在圣保禄学校读书，哥哥成绩优秀，甚得师长欢心，我就非常顽皮，要被教务处罚站，有时还要请家长来校。”查传倜到英国学会计，没有毕业就回港，在明河社出版公司任副经理，协助出版父亲的武侠。他表示：“对我来说，金庸是一个成功的武侠家，而查良镛是我的父亲。”

1994年11月25日下午，金庸对冷夏说：“每一个礼拜六晚上，我们都有一次家庭聚会，一起吃饭。他们三家都住在同一栋大厦，跟我家很近的。他们三兄妹感情很好。对我也很好……我跟我离了婚的太太也常常聚会，一起吃饭。”1他在央视对白岩松说：“作为父亲我对儿女很宽容，可惜少于教导，我爱他们，但是好像我不太喜欢教人，所以我现在怀疑到底做教授行不行，好不好。”2

1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20、121页。

2　参考牧夫《渣甸山的黄昏——查良镛的权力、事业和家庭》，《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17页。

金庸与子女查传侠、查传诗

1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附录，404页。

2　《访谈：白岩松与金庸对话》，《生活时报》1999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