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倪匡，张彻、黄霑、蔡澜也是金庸的好朋友，他说：“年纪渐大后结交知己朋友相对比较困难了，因为已不像少年时候那样毫无利害关系、毫无机心地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张彻比他年龄略大，他是张彻的结婚证人，张彻一直称他“查兄”，或用还珠楼主惯用的称谓称他“恩兄”，“他永远比我成熟、沉稳、智慧明澈，对我有些指点的话，因对我太过‘私人’，无法写出来在这里，而我私自感激终身，实是我生平第一益友。故我一直发自内心事以兄礼，年龄只是个数目字而已”。

金庸也曾为黄霑证婚。1988年最后一个晚上，他邀请许多朋友在家里共度，迎接1989年的到来。元旦清晨，相恋多年的导演黄霑和作家林燕妮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结婚仪式，金庸是证婚人，观礼的证人有倪匡夫妇、罗德丞夫妇、王世瑜夫妇、李纯恩夫妇、倪震等人。《明报》当天还发表了“本报专讯”。这次婚礼只是一个插曲，黄、林还是散了。

一位香港新闻界前辈说金庸年轻时生活圈子很窄，“年轻时已甚少过夜生活，亦不喜欢交际应酬”。那时候香港流行看脱衣舞等，“金庸都有跟朋友去过，有一次，他就与朋友去九龙城看脱衣舞，不过，都是一次起，两次止。他完全不热衷夜夜笙歌的生活”。倪匡说金庸喜欢驾车，尤其喜欢驾跑车。最初是凯旋牌小跑车，之后是积架e型。他驾积架e型的通常时速是二十六英里。再后来，又换了保时捷，到了他手中，平均时速略为提高，也不过是三十英里。有人问他：“你驾跑车超不超车？”他回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这是他性格中的“稳”字。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其实是他喝得少，当然不会醉。2胡菊人说他平时滴酒不沾，倒也算不上。他请温瑞安等人在酒楼吃饭，就叫了一壶绍兴黄酒，温热着喝。他笔下的人物乔峰豪饮千杯不醉，他说：“我不会喝酒，所以把乔峰写成酒量特好。”1994年10月26日中午，在北京的“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平时不大喝白酒的金庸要了北京二锅头，他说到了这里就要真正北京的。3董培新2010年见到他，说他仍然是那个喜欢热闹的老头，还是喜欢喝酒。他是懂酒的人，懂得品味。1　杨莉歌《金庸传说》，194页。

2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4页。

3　《金庸散文集》附录，385页。

他说，晚年跟蔡澜、倪匡他们还是经常来往，“但没有太多共同话语了，他们主要在谈办报，我没有多大兴趣。对电影我现在也没有太大兴趣，大家就风花雪月闲讲讲，谈谈老朋友的状况什么的。跟蔡澜也不能谈吃的，他爱吃的我都不爱吃，我是上海路子，淮扬菜、川菜也爱吃”。他跟蔡澜说：“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蔡澜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东西他全部不喜欢，“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没有关系，你推荐的东西我就不吃”。他在香港吃得都比较清淡，特别喜欢吃海鱼。他也喜欢杭州菜的清淡，淡而有味。2

倪匡说他对吃并不讲究，穿也是如此，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见到金庸：

那天，他穿了一袭西装，款式大概是六十年代的，襟边很阔，那件白衬衫的领子，一面微微上翘，脖子上的那根领带，也拉得斜斜的，没有安稳地结在领中央，还有那对皮鞋，相信已没有上油有一段时期了，以至灰尘布满了鞋面，把黑色都遮掉了。3

金庸吸烟、戒烟次数极多，到中年还是大吸特吸，并相信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论。4

1981年7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抽出一支熊猫牌香烟递给他，自己用火柴点了一支，后来邓谈得兴起，见他手里没了烟，又给他一支，随手划火柴给他点烟，他忙站起说：“不敢当！您是长辈，又是我向来所敬佩的，您怎么好给我点烟？”邓笑笑说：“我们这么说话，就是朋友了，快请坐。在部队里，小兵给我点烟，我也给小兵点烟，大家同生共死，点点烟有什么了不起？”他心里肃然起敬，当时只想：“我也能在你部下打仗，做个小兵，那就好了！”

1　《环球人物》2011年9月26日，25页。

2　《金庸品鲜伊家鲜》，《每日商报》2004年4月9日。

3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9页。

4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4页。

这番往事，金庸到晚年都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地讲给年轻记者听。邓小平去世后，他感到很难过，十六年前和邓相对抽烟谈话的情景，宛然如在眼前。温瑞安初见金庸时，他就一面抽烟，一面谈天。

80年代末医院查出他心脏有问题，他开始戒烟，有一次欧阳碧在明报大厦的电梯里遇到他，他嘴里像是嚼着什么，问他是否在戒烟，他点点头。2

1995年，金庸动了大手术，当然要戒烟。回忆当初他和蔡澜一起相对喝威士忌、抽烟谈天，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自从心脏病发之后，香烟不能抽了，烈酒也不能饮了，然而每逢宴席，他仍喜欢坐在蔡澜旁边，一来习惯了，二来可以互相悄悄说些席上旁人不中听的话，共引以为乐，三则可以闻到一些蔡澜所吸的香烟余气，稍过烟瘾。3

四、围棋

金庸是个“极为内向的人，不喜应酬、不善辞令，下围棋是他最大的兴趣，无人对弈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4

自30年代初执棋子以来，金庸对围棋的兴趣终身不减。那时，江浙一带围棋之风很盛，“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他的家乡海宁是围棋之乡，清代曾出过棋圣范西屏、施定庵。旧时他家有一小轩，是他祖父与客人弈棋处，挂了一副对联：“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他小时候看了不解其意。他读中学时正值抗日战争，烽火连天，课余常和同学下棋。他转学到衢州中学，就带了围棋。据说到重庆考大学时，一天考化学，他和两个同学在茶馆歇息，偶与茶客摆下围棋，由他下场，两位同学观战，一回过神，开考已半小时，匆忙赶到考场，幸亏监考老师网开一面，破例准许进场。说他是个棋迷并不过分。

1　《明报月刊》2004年9月号，23页。

2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34—35页。

3　金庸《走近蔡澜》，《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3日。

4　《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17页。

在《大公报》《新晚报》工作时，金庸常和梁羽生、聂绀弩等下围棋，还写过《围棋杂谈》等“棋话”：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戏。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中写木桑道人沉迷于棋，千方百计地找寻棋友，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在他笔下，棋如人生，人生如棋。他对围棋的酷爱流露在他的武侠中，从《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都有关于围棋的描写，“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含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之变化多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2

金庸以棋写人、喻人，喻人生百态、人心百态，发挥得淋漓尽致。《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不同的人在这个棋局面前，面对的都是自身的命运。

平生嗜棋如命的范百龄凝视棋局，眼前一黑，喷出一大口、一大口的鲜血。一心重温王朝旧梦的慕容复对棋局凝思已久，左冲右突，始终杀不出重围，心中越来越焦急，拔剑便往颈中刎去。以大理国皇子之尊落魄江湖的“四大恶人”之首、“恶贯满盈”段延庆看着看着，隐伏在心底的自尽念头又冒了上来。只有心无旁骛、四大皆空的少林寺小和尚虚竹——

1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37页。

2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41—142页。

一上来便闭了眼乱下一子，以至自己杀了一大块白子，大违根本棋理，任何稍懂弈理之人，都决不会去下这一着。那等于是提剑自刎、横刀自杀。岂知他闭目落子而杀了自己一大块白棋后，局面顿呈开朗，黑棋虽然大占优势，白棋却已有回旋的余地，不再像以前这般缚手缚脚，顾此失彼。……若不是虚竹闭上眼睛、随手瞎摆而下出这着大笨棋来，只怕再过一千年，这个“珍珑”也没人能解得开。

在《明报》社评中，围棋也会成为主题。1968年6月30日的社评《林海峰获本因坊荣衔》说：“前几年大陆也颇为重视围棋，大陆的青年高手陈祖德已可和日本第一流的九段棋手一较高下。本来发展下去，以我国人本质之优势，未始不能全面盖过日本。但‘文化大革命’一来，任何文化都给革了命，围棋当无例外。陈祖德、吴淞笙等人近况不知若何，北望神州，不胜怅惘。”

1971年3月9日，他在《围棋和中共的战略》社评中说，围棋中包含了许多中国人处世和斗争的哲理，研究围棋以了解中国人的斗争方式也是路径之一。中国历史上，谢安、梁武帝、曾国藩、吴佩孚等既懂战略，又喜围棋，中共会下围棋的将军有陈毅，国民党方面有周至柔。毛、蒋都不下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