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进《明报》的漫画家王司马4，负责监督《明报》及所属出版机构的美术工作，为《明报》画了多年漫画，表现出色，金庸很欣赏他的漫画，武侠修订重版，指明要他设计封面和插画。金庸大部分的插图出自王司马手笔，他的插图常常有点写意色彩，比如《笑傲江湖》的插图与其他插图的线描手法不大相同，有水墨画笔法，具有“文人气息”。他的稿费却一直没有加过，一个月只有三百元。有一天，他遇到倪匡，发了一点牢骚，倪匡答应替他去说。

1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84、186—187页。

2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63页。

3　杨莉歌《金庸传说》，201页。

4　原名黄永兴（1940—1983），生于澳门，1961年到香港。

见到金庸，倪匡先问王司马的漫画好不好，当金庸竖起大拇指夸王司马的漫画时，倪匡立马直入主题“应不应该加稿费”，金庸想也没想就回答：“应该！”倪匡说：“你知道他只有三百块一个月吗？”“这么少，不行，不行。他想加多少？”倪匡说：“一千五百元。”金庸有点犹豫：“这太多一点了吧！”“那你可以加多少？”他想了想：“一千二百元吧！”“多谢！多谢！”倪匡马上向他致敬。原来王司马本意只要求加到五百元。

事后金庸知道了，只是笑笑说：“一千二百元买王司马的画，还是太便宜了。”1983年，王司马因患恶性肿瘤去世，他闻讯流下了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由他支付。出殡那天，亲自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1985年，“哈公怪论”风波发生后，许国（哈公）向金庸要求退休，金庸说无退休制度，也即是没有退休金。所以许国只能再“泡”下去。他们相识很早，金庸在《新晚报》工作时，许国常给《大公报》《新晚报》写稿，后来他们在长城电影公司共事过。1975年10月许国进入《明报》，负责明报出版部的工作，整理出版了金庸的全部武侠，最后一次校对（七校）是由许国逐字逐句校对的，许国在编排包装上也用了不少心，并为他的武侠打入台湾市场尽过力。董桥主编“明月”时，与许国在隔壁房间办公，“哈公写字画画刻图章，我经常去向他讨教，学到好多正道邪道的学问”。2温瑞安的版权就是与许国谈的，“哈公精打细算，抽着烟斗，很有名土派头，脸上常带笑容，很易接近”。

1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95页。

2　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150页。

许国在《谢谢各位的掌声论》中说，“可能是哈公得天独厚，三十几年从不生病，打一份牛工，可以二十四小时‘全天候’服务，病假、事假、有薪假期全都没有拿过”，表示不满。

1986年11月，许国与金钟、许行筹办政论刊物《解放月报》。1987年1月8日，《解放月报》正式创刊前夕，金庸看到许国拟的创刊广告，有一句“遗失大批水货”，赶紧请到办公室谈了一下午。事后，许国告诉朋友，退休金已解决，月底办完移交手续，离开服务了十一年的《明报》。当年5月，许国突然病倒，住入广华医院，金庸第一个送去花篮。许国第二次紧急住院时，有人告诉金庸，他派许国在《明报》时的老助手吴志标关注病情发展，吴曾几次打电话向金钟询问病情。6月15日，许国病逝，当金钟、许行去《明报》找吴志标时，吴却以这天是公众假期为由避而不见。不止一人向金庸求助，希望他出任治丧会主任，并负担一笔丧事费用，他表示可以“考虑”。6月16日下午，在《明报》每周例行的高层会议上，金庸正式表示不宜出面，费用也不宜出，许国走时已给了一笔钱。他一表态，原先考虑参加治丧会的《明报》中高层人员纷纷退缩。除了“明月”总编辑张健波，只有《明报》中国消息版编辑李谷城留下，他是许国的同乡。有人以为金庸可能会来吊唁，但他终于没有来，只送了花圈。

操办许国丧事的朋友希望《明报》刊登的讣告能减免广告费，总编辑王世瑜表示，免收广告费不成问题，不过“这张报纸不是我的，要问过老板才能决定”。6月23日晚，他们得知金庸决定免收哈公讣告的广告费，两次四个广告本应收费共约一万多港币。据说金庸一度嗜玩“沙蟹”，牌艺高明。《明报》创办早期，由于经济拮据，他每次给员工发工资后，就会邀请他们到家里玩“沙蟹”，然后将他们的钱逐一赢回来。后来《明报》业务蒸蒸日上，他就倒过来，设牌局让员工赢钱。逢年过节，他在家里招待员工，牌局是必有的娱乐，每次设牌局都是他做庄，一开始必定让员工通赢。这个惯例保持了多年，《明报》员工提起到他家玩牌，都非常兴奋。他家的常客董培新也说，金庸本性极活泼，喜欢热闹，他每周都在家中设牌局，邀请朋友们来打扑克，他牌技好，他们的钱都被他赢去了，他会请大家吃饭，还买礼物哄输钱的朋友开心。1《明报》员工有急需，也会向他和沈宝新借钱，经理部的人向沈借，编辑部的向他借，一般他们都会爽快地答应。2倪匡曾问过他：“你手上一定有不少借条，如何处理？”他回答：“放在哪里都不记得了！”3

1　《解放月报》1987年7月号，45—48页。

《明报》有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报馆包办员工的膳食，到楼顶的有盖露台上吃工作餐，分文不收。沈西城给《明报》翻译日本报刊的文章，不是员工，也常去沾光，从没有人说过半句闲话。4

金庸给作者的稿费一直很低，办报之初经济困难，后来经济状况好了，稿费也没提高多少。沈西城说1979年他给《东方日报》写稿，三个月的连载，每天七百五十字，稿费是1000元。但给《明报》翻译日本推理，每天八百字，稿费只有653元，比《东方日报》少了350元。

《明报》副刊的专栏地位高，香港不少专栏作家如张小娴、亦舒等都是从《明报》出的名。“七十年代作家能挤进《明报》副刊，代表着身份受肯定。”5尽管稿酬低，仍然有很多作者给它写稿。当然，还是有人对《明报》稿费不满。林燕妮先是替简而清在《明报周刊》的专栏“顶档”而被发现，金庸称她的散文“充满了香水味儿”，是“现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她在《明报》开了“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等专栏。开始她只写散文，雷伟坡建议她也写，金庸从旁鼓励。当她要求增加稿费时，金庸的回答是：“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

另一位女作家亦舒6也要金庸加稿费，他则回答：“你又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亦舒为此在她的专栏里“骂”他，说他刻薄“爬格子动物”。虽然文辞尖刻，但他看了，不仅不生气，还笑着说：“骂可以骂，稿照样登，稿费照样一点不加。”总之，说什么也不加稿费。亦舒的哥哥倪匡是金庸多年的至交，是《明报》最早的作者之一，也尝到过向他要求加稿费的滋味。一次他大宴亲朋时，倪匡突然发难：“老查，你的《明报》可真越办越好哪！”他谦恭地说：“哪里，哪里，都是大家的鼎力帮忙。”倪匡说：“听说《明报》一年赚好几千万，对吗？”他答：“一点点，一点点。”倪匡哈哈大笑说：“那么，我的稿费也该加一加了吧！”他连忙摆手说：“倪匡兄，我不跟你说了，我回去给你写信。”一听写信，最怕写信的倪匡就傻了眼，职业作家每个字都要赚稿费，而写信没有报酬，浪费笔墨，只有傻瓜才做。金庸却偏偏特别喜欢写信。倪匡说：“老查的耐性真是好，为了稿费，他可以写三四张纸，阐述《明报》的种种困难，文辞恳切，令你觉得要他加稿费，实在是你的一大罪过。”加稿费的事自然挡了回去。1　《环球人物》2011年9月26日，25页。

2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2页。

3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0页。

4　古德明《北角的明月》，《明报月刊>2011年1月号，17页；沈西城《金庸与倪匡》，52页。

5　陈冠中《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188页。

6　亦舒，原名倪亦舒，1946年生于上海，从小来港，1964年读中学时，《明报》的星期日特刊以她为主角，拍了一辑照片。中学毕业后，她一度在《明报》当过记者，以写流行言情成名。

1979年《明报》二十周年时，金庸与林燕妮、张彻、倪匡等

许多人都说金庸吝啬。不过，对朋友，有时他也很慷慨。这一点倪匡的体会很深，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他就会预支版税给倪匡。这是倪匡跟明报出版部的人亲口说的。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他从来没有皱过眉头，顶多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啊！”倪匡说他是第一流的朋友，当年朋友们常在他家通宵达旦玩“沙蟹”，倪匡赌品很差，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到家还在生气，他立马来电，哄小孩一样哄，让倪匡汗颜。又一次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来是准备买相机的，他立马以名牌相机相赠。不高兴时，倪匡在他面前说：“你是最够意思的朋友，也是最不够意思的老板。”意思说他稿费付得少，在场的温瑞安表示同感。2

1981年开始以“石贝”的笔名给《明报》写了十年专栏的欧阳碧也说“稿酬十分之低”。

1973年陈若曦到香港，《尹县长》《归》等都在“明月”发表，中间发生了倒扣稿费的插曲，胡菊人按稿纸计酬，会计处却减去空格，视为“超支”，便在以后的稿费中扣除。为了“躲债”，他有几年没有给“明月”写稿。

1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21—122页。

2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3、150页。

1985年九十月间，“哈公怪论”起风波，许国罢写，读者函电交驰，金庸迫不得已叫潘粤生出面“挽回”，给许国加三倍稿费，因为他的稿费向来是倪匡的三分之一。潘老总承诺加到与倪匡同等待遇。1　《解放月报》1987年7月号，45—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