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金庸华山论剑》，陕西华山旅游发展总公司编印，2003年，36页。

2　《环球人物》2011年9月26日。

3　《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3页。

4　金庸《关于“金庸茶馆”》，《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7月18日。

在《大公报》工作之余，查良镛着手翻译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部博大精深的历史巨著不仅涉及错综复杂的欧洲历史，还有对埃及、巴比伦、波斯历史的深入分析，“因西洋史的修养不足（尤其是涉及埃及、巴比伦、波斯中亚的部分）而遇上困难时，就自行恶补而应付之，我把这些困难都当作是汤恩比（即汤因比）博士所说的‘挑战”。凭他当时的学力和英文水平，翻译这部大书无疑是个挑战。后来因工作需要，报馆要他翻译与中国革命战争、朝鲜战争有关的时事书籍《中国震撼世界》《朝鲜战争内幕》，《历史研究》的翻译就暂时搁下来了，这一搁就再也没机会重新捡起来。

后来他见到台湾出版的陈晓林的中译本，译笔流畅，“年轻时开始的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弃”。但他对汤因比的热爱一生都没有改变，“此后数十年中，凡是汤恩比的著作，只要买得到、借得到的，一定拿来细读，包括《文明受考验》《战争与文明》《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对死亡的关怀》等书，以及他与池田大作先生《对话录》的英文本”。查良镛对中国历史大势的判断，对中国文明的观点都深深打上了汤因比的烙印。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香港《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一般不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特别是关于朝鲜战争的消息，更是拒用外电”。2可是新华社的消息来得比较慢，为了及时报道战况，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考虑办一张“灰色”的晚报。10月5日，《大公报》分出部分人力创办《新晚报》，罗孚担任总编辑。3

1　多年后，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借用这个“不许回头”，令狐冲在洛阳绿竹巷初遇任盈盈，一直隔帘交谈，没有见过她的容貌，绿竹翁一声“姑姑”，让他以为她是个德高望重的老太太，于是以“婆婆”相称。

2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38页。

3　罗孚（1921—2011），1941年香港沦陷后，1939年创办的《大公晚报》转到桂林，罗孚刚进《大公报》做练习生，常在《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写些杂文，受到《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徐铸成的赏识，不久便接编“小公园”。罗孚在《大公报》前后服务四十一年，其中有三十八年在晚报工作，长期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

1952年，查良镛在《大公报》做了几年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之后，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当时的主要栏目有“下午茶座”“天方夜谭”“香港风情”“文化快餐”等，他主编“下午茶座”。他在《东南日报》和《时与潮》工作时就编过副刊，对琴棋书画、音乐、电影、舞蹈等都有兴趣，这个消闲性的副刊栏目正对他的胃口。他常常动笔写作，这是他踏入报界后第一次大量写作副刊文章，为此起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他说，“姚馥兰”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因当时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个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来写影评，冲淡一下。1笔名本身可雅可俗，而雅俗共赏正是他追求的目标。

查良镛说自己本来是电影的门外汉，只是由于工作中要处理关于电影、戏剧的稿件，有时还要自己动笔写，比如读者就正在上映的影片来信，他就要撰文解释，于是他开始每天如痴如狂地电影与戏剧的理论书，在很短时期内就变成了这方面的“半专家”。他说，他虽没有实践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已超过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即学即用”成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他的人以为他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他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从“外行”转为“半内行”。2

因为要写影评，他几乎每天都流连于电影院。从1952年到1957年，他写了五年影评，大概每天看一部电影，看得最多、评得最多的是外国电影，如根据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恺撒大帝》《王子复仇记》《奥赛罗》《理查三世》《第十二夜》……当时，许多读过这些影评的人，“都说文笔委婉，见解清新，是一时之选”。3为了写这些影评，他不断地去看书、查资料，为了研究《恺撒大帝》等几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来源，他读了对后世文学和历史影响甚大的《布鲁达库英雄传》，他认为没有这部书，也就没有莎士比亚的几部重要戏剧。典雅华丽的英文，对他当时的英文程度来说太难了一点。他苦苦研读，又是学英文，又是研究文学。4

《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红楼二尤》这些内地电影，查良镛同样喜欢，并写出了有滋有味的评论——

1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99页。

2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92—93页。

3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89页。

4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78页。

我在看影片《梁祝》的时候，首次感到心酸的是在“十八相送”；看《天仙配》，听到董永唱“听她说出肺腑言，倒叫我又是欢喜又辛酸。董永生来无人怜，这样的知心话，我未听见”这几句话时，忍不住流下泪来。这两场本来都是欢乐的场面，却令人在喜悦之中受到极度的感动。我想，这因为在欢乐之中，也蕴蓄着真诚的深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使人流下泪来。因为真诚的友谊、纯朴的爱情、受到怜惜时的感激，都会强烈地打动人心。

……《天仙配》强调的是人。七位仙女赞美世人，羡慕凡间的生活而把人间的渔樵耕读都赞上一赞，这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那些伟大的作品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赞扬人的品质，肯定人间的生活……通过写影评，他结识了不少电影圈中人。电影看多了，影评写多了，他甚至动手写起了电影剧本。1953年，他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改编成电影剧本《绝代佳人》。

舞蹈也是查良镛那个阶段谈得最多的，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乌兰诺娃跳的新婚翌晨分别的那场舞，《天鹅舞曲》中普莱列兹谢卡雅的一场双人舞，《魔宫艳舞》中罗拔·海普曼把烛泪变成宝石时那潇洒的转身，《人情海潮》中摩娜丝拉临死前的那场舞蹈，中国民间艺术团表演的《采茶扑蝶》《荷花舞》《剑舞和扇舞》，《欢乐的歌舞》中的《十大姐》等，都出现在他的笔下。1953年，他到上海，看过“华东民间歌舞会演”的《采茶扑蝶》：“采茶姑娘手中拿一把扇子，这固然是扑蝶的用具，但也大大增加了飘逸之美。京戏中青衣的水袖，花旦手中的手帕，都是身体线条美的延展。这一点外国舞蹈中很少运用。”2

查良镛还专门跟一个英国老师学过芭蕾舞，结果被勒令退学。据说和他一起学芭蕾舞的还有左派电影公司的导演兼演员张铮，有一次他们在舞蹈室练舞，张铮与一位体胖的女学员共舞，要不时托起女伴，一不小心把手落在女伴的胸部，尴尬之下，手一松，女伴摔在了地上。英国老师大骂张铮，并指责中国人食古不化，跳舞都要讲究男女授受不亲。查良镛为张铮感到不平，就站出来说话，英国老师大怒，把他俩双双赶出了舞蹈班。他学芭蕾舞不成，但在报馆的一次文艺晚会中，他曾穿上工人服，大跳芭蕾舞。罗孚回忆说，尽管他的舞蹈在艺术上不合格，却给同事留下了印象。1　林欢《中国民间艺术漫谈》，106页。

2　《金庸散文集》，47页。

倪匡说查良镛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挑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放上片刻，他就能说出这是什么乐曲。2查良镛则说，在世界一流的音乐会与中国的平剧（即京剧）、民谣之间，听平剧、民谣更接近自己的兴趣，这多半与传统有关。“平剧是世界上最丰富亦最艰难的舞台艺术。在表现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说白，还有武功和杂技……举目世界，没有其他的舞台艺术能够如此面面俱到，歌剧的女高音常是体态臃肿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会有演唱的禀赋或机缘。”当然，他也明白，“以平剧来表现人生常是将人生太定式化……较无法呈现真实的人生实境”。3

1956年六七月间，中国民间艺术团到香港演出，轰动一时，查良镛在《新晚报》发表一系列谈歌舞、京剧的杂文，向海外观众解释艺术团演出节目的内容，他自谦都是“急就之作”。当年10月，长城画报社就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中国民间艺术漫谈》，署名“林欢”，定价一元四角，印了四千册。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文集。此书分歌舞、京剧和电影三辑，收录他的二十三篇文章，配上李流丹的速写和张光亮的摄影。

为了配合演出和电影，这些文章都是当晚看戏、当晚就写的，查良镛说，事后校阅，“颇觉文字粗率，更加缺乏学术上的深度”，“采用的是一种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形式”。董桥却给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考证袁崇焕生平之类的重头文章固然气象万千，“他笔下的一些‘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文字却最为引人入胜”。例如《除三害》的开篇：

1　杨莉歌《金庸传说》，香港次文化堂1997年版，42页；罗孚《南斗文星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138页。

2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4页。

3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95—96页，209—210页。

急锣紧鼓中，幕里大叫一声：“好酒！”一个神态豪迈、气宇轩昂的豪杰跌跌撞撞地大步出台，袍袖一挥，四句西皮散板，只听得：“醉里不知天地窄，任教两眼笑英雄”，台下彩声春雷轰动。啊哈，真乃绝妙好辞，绝妙好戏也！

董桥称这是“十足章回的笔调。这样的文章，就算‘缺乏学术上的深度’也不要紧；裹脚布似的学术论文到底是写来拿学位混饭吃的。学问要能随意化为漫谈方才可观”。

查良镛评京戏《狮子楼》：

在戏里，我们看到武松回家，发现哥哥已死，悲痛之中，见嫂嫂外穿孝服，里面却穿红衣。在原作中并不是这样写的，因为施耐庵有充裕的篇幅来写潘金莲怎么洗去了脂粉，拔去首饰钗环，脱去红裙绣袄，换上孝裙孝衫，假哭下楼。但京戏只用外白内红的衣饰，立刻鲜明而迅捷地表明内中必有奸情。事实上潘金莲恐怕不会傻得在孝衣之中穿着红裳，但京戏用了这夸张手法，很简捷地表现了整个故事的关键所在。

“潘金莲孝服底下的红裳”令文章高手董桥大为赞叹。1　董桥《潘金莲孝服底下的红裳》，《文字是肉做的》，文汇出版社1998年，255—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