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爷爷讲，我们王家在沂蒙县，乃至周边几个县，虽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但亦是大户人家。提起沂蒙城西的王家，无人不知。

爷爷说，如果硬往根上寻。我们王家并不姓王，也不是什么汉族，我们的先祖实则是蒙元人（今长城以北的什么地方）。祖上跟着元世祖打天下，打到这山东腹地就不走了。因战功卓著被封了相当于县里粮食局长的官，就在沂蒙长住下来。那年月，“粮食局长”可是个肥缺。连“县长”也得另眼相看，故从此就发了起来。又过了几代，便完全汉化了（要不说汉族的同化力不得了呢）。大约是到了明初，我们祖上就姓了王（意为人中之王之意）。

据爷爷的回忆（当然是看的家谱。可惜被他的二哥当大烟钱给当掉了），自明代起，我们王家也出了几个人物，其中一位是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詹事、礼部尚书；还有一位是崇祯十年（1637年）的进士，官至南京户部郎中，安徽合肥府知府；到了清初乾隆五年（1740年），我们王家又出了一位进士，曾任河北沱州知府。他回来探亲时，结识了在潍县任知县的郑板桥。两人以画会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爷爷说，他上中学时，还曾见过家里保存的一幅郑板桥的真迹。条幅的开头写有这样一句“与文士觞咏，有忘其为长吏者”。可惜这幅字同样被爷爷的二哥……我们王家最后一名考取功名者为我爷爷的一位小叔。他叫王宗德。是光绪元年（1875年）考取的“殿试一等第二名钦点翰林院编修臣王宗德”。旧时考取了功名，是件光宗耀祖的体面事。朝廷不仅授予爵禄，还赐予旗帜，竖立在精工制作的石旗杆夹上。我们家的那块旗杆夹由麻石打制而成，长186米，宽056米，厚022米。旗杆夹孔为长方形，为立旗杆所用。爷爷说，我家宗祠前的这块旗杆夹历经百年，很有点沧海桑田的味道。最后深埋地下达半米之厚，直到1958年大炼钢铁才被从地下挖出。后来，被沂蒙县文物监理站的人给搬走了。但在“文革”中，它却被红卫兵砸成了两半。一半不知所踪，另一半则被当成一级文物保存在县博物馆里，和山旺化石并列（2003年我回沂蒙给爷爷上坟，还去瞻仰了这块凝聚着祖上荣誉的旗杆夹石，上边隐约可见这样一行刻字“……会试考列最优等第一名光绪元年殿试一等第二名钦点翰林院编修臣王宗德立”）。

我们王家家道中落，大约始于清道光年间（很有点与国同衰的味道）。最主要的是因我爷爷的祖父领导了反对德国人修胶济线的所谓护地运动。结果是护地未成，家业也大大衰落。爷爷的祖父被判重刑。为了救他，家里花了大批的银子。结果是人财两空，人还是死在了济南的大牢里。那时，爷爷才刚出生。

不过，毕竟有着多年的积累，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家到了爷爷这辈还是很风光的。人一提起沂蒙县西五里远的王家老镇的王齐厚家（我曾祖父名齐厚，字鲁重），还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得。

据我爷爷回忆：那时节家里仍有3000多亩地，12000亩山林，佃户多达40多户。每年纯粮食收入就有4万多斤（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家里还在县城和青州府开设了油坊、烟馆（但我们的家法却严禁抽大烟，这一点我将在后边详谈）和车马店。领导护地运动前，家里还在青岛开有一家商号，但为了筹钱救爷爷的爷爷，便廉价当掉了。爷爷说，多年后，他的父亲每谈及此事，还连连感叹。

上初中时，我曾偷偷问过爷爷：“那时，咱们家对广大农民群众是不是残酷剥削，无情压榨呀……”

每每这时，爷爷便压低声音说：“你听书上胡说，别的财主家我不敢说，单是咱王家，还有关家桥关润林家（他们家出了个共产党，叫关庆民，土改时又全家被抄。这家的故事也特别多，容我后叙）等其他几家财主，没有一个是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的恶霸。平日里对佃户们都很好，当年缴不上租的，就拖一年，一年不行，两年，有的时候实在歉收，就给减免……”

“黄世仁不是还强拉喜儿当老婆嘛……”

“当老婆？没听说过，反正咱们王家没干过。”爷爷笑笑说，“别忘了，咱王家祖上立的规矩，娶妾不能过二房，要轮，也轮不到喜儿那样的丫环的份儿。”

要说喜儿，我爷爷说，倒是有不少穷人家的女孩愿到咱们家当丫环的。要知道，在大户人家里当丫环，不但收入高，而且还体面。大户人家大都知书达理，儒风甚浓，时间长了，还可学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旧时有句话，“宁要大户家的丫环，不要小户家的千金。”

我们家的历代子孙秉承的是《朱子家训》“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爷爷还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过，我们王家不但不欺负穷人，还诚心实意地帮助他们。每有荒年，或者春上青黄不接的时候，我王家宗祠前的广场上总要摆上那口大锅，专为穷人熬粥喝。从早熬到晚，一锅接一锅。四方八邻的穷人都曾喝过我们王家施的粥。最远的北至青州（现益都市），南达沂南。说方圆百里，绝不为过。

爷爷说，我们家的锅很大很大，能放三四个孩子洗澡，锅沿处铸有“大明永乐五年”的字样。多年后仍锃光瓦亮，且从不生锈。就是雨水淋了也不生锈，这口大锅后来就被埋在了我们王家大院的废墟里。直到1964年搞“四清”时，才被起了出来，运到潍坊地区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说明词这样写着：“旧社会地主阶级专门用来煮活人的大锅，只要缴不起租的……”被歪曲的还有我们家的几间地窖（即地下室），那本是我们家夏天用来存放食物的地方，却被写成了关押穷人的“地牢”。

“你曾爷爷50多了，还自己拾粪呢。”爷爷说到这一点时，脸上充满了敬佩之情，“一到农忙，他就亲自下田，同长工们一块儿干活，一块儿吃饭。呵呵，那个时候，长工们吃的有时比咱家的都好。你曾爷爷割起麦子来一阵风，比正当年的壮劳力差不到哪里，那些青年后生专爱和他比赛，好赢他的酒喝……”

我有点不太相信：“输了真打酒吗？”

爷爷说：“那可不？那酒可是老牌子的景芝白干。再要上镇西姚家的二斤猪头肉，会把伙计们喝得高高兴兴，干起活来谁也挡不住。”

爷爷稍停又说：“不过，也有你曾祖父赢的时候，只要他赢了……”

“穷人买酒喝……”我想，肯定是这样。

爷爷摇摇头：“哎哎，错了，哪能让下人破费，不是买酒，而是做一种老头看瓜的游戏，把裤子脱到一半，然后人坐在地上，低头，用裤腰带勒住头，人就直不起腰，两眼瞅看自己的球蛋了。哈哈……”爷爷大笑起来。他说，当年他在潍坊广文中学上学的时候，就盼着放暑假，一到了暑假，他就跟着老爹上地里干活……还有，我爷爷告诉我。我们王家还常常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比如讲，逢年过节请外地的戏班子来村里唱大戏，组织山会，耍龙灯，踩高跷，修桥，铺路等等，都是我们王家出钱。有钱人多信奉“仁义礼智信”，不道德的很少。村里、族内有了纠纷，亦多是由我们家公断，办案的不会吃请、收钱，更不会吃两头，断案的结果亦能公平公正，令双方口服心服。那时的人也迷信，认为多行善总有好报，至少死了不会下地狱，下辈子还能托生个人，而不至于托生个猪或狗。

在我读初中的年代，爷爷所描绘的这一切简直是天方夜谭……

不过，爷爷也说了些我们王家发家的“捷径”。那就是一到荒年就“用粮换地”，荒年景的穷人真不易呀，那时的粮食比金子还要贵。穷人有时为了活命，只好把平日里比命还要贵的土地拿出来换粮食。我们家平时存粮多，这时就成了救命粮。于是，很多穷人便用自己的土地换我们家的粮食。

“是自愿的吗？”我有点怀疑。

“当然是自愿的……”爷爷肯定地说，“有时候，你不换他还不高兴呢，你要知道，我们家奉行的是这一条：换地不换命，地仍由你种。就是说，地还是由你们家来种，只不过是变成了佃户关系。来年缴租就是……所以，你有时不买，他都不乐意。说，王老爷你瞧不起俺。怕我来年种不好你家的地……”

“原来如此……”至少，我所学到的有关“阶级斗争”的学说，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爷爷多次说，我们王家奉行的是“善为本”。到我曾爷爷那一代，信的都是佛教。爷爷不再信了，但他仍奉行“善为本”的信条（所以，1947年土改的时候，他力劝过搞得过火的工作队，半年后，又规劝过疯狂报复的还乡团）。

不过爷爷也说过他的父亲及老辈上“很剥削阶级”的地方，那就是动不动就座八抬大轿。哪怕就是从镇西我们王家大院到镇东的茶馆里去喝茶，那也要坐轿。因为坐轿是身份的象征，就像现在的人争着买轿车……爷爷说我们家的那顶轿那个威风呀，就别提了。周边全镀了金，顶子是纯金的，所有的缨子全是用江浙一带产的上好丝绸做的。八个抬轿的壮劳力。全是20多岁的小伙子（结婚的不要），个个虎背熊腰，一顿要吃下五海碗面条。否则不要。八个人没事就抬石头训练。要练得颠起来，有板有眼。我们家的轿进城的时候，那才叫威风，也是镇上及县城里最热闹的时候，人们大都自动闪在路边。一边行注目礼，一边看热闹。一群半大的孩子会跟在轿后进城。好在从王家老镇到县城不过五里，否则得热闹死。

据说，同治年间，当时的一位知县坐轿上“县政府”上班，半道上遇到了我们王家的一位长辈，立马让自己的轿停下，让我们的老长辈先行。我们老长辈也够意思，当年的赋粮一下多交了200担。喜得个知县又“登门拜访”。

总之，说起祖上的荣耀，爷爷便充满了自豪感。谈及自己的一生，爷爷也算满意：“我王汉魁没白活。”

但谈及他的两个儿子，他却不甚了了。他的老大因一只小手枪，阴差阳错干了共产党，老二则稀里糊涂地干了国民党。老大（即我的父亲。“文革”中在一个十六级的级别上被屈斗，至今生死不明），老二却在1949年随驻防青岛的国民党50军撤至台湾，后官至台国军总参作训部副部长少将副厅长。1981年退休。当国民党当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放松了“管制”，允许他这一级的退休人员与大陆亲属会晤时（在香港），却又因我们这边的原因，父子俩终未见面，成为终生憾事。

对于我父亲的不幸，爷爷充满同情。这也是他格外疼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是他长子的长子……爷爷格外器重我爱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我大小是个作家，算是继承了祖上“勤读书、勤务农、不做官、做善邻”的家风。爷爷也欣赏我诚实勤奋，有话敢说的性格——所以，他常常鼓励我写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