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主动上山，高兴死了马大眼等一伙土匪，他们设宴为我爷爷接风洗尘。我爷爷不太能喝酒（他说，这是随了他的母亲，他母亲就不能喝酒，喝一点就脸红，而他的那位二哥，不但能抽大烟，还能喝酒）。喝了一点就号啕大哭起来，哭自己命苦。

马大眼当下就劝他说：“兄弟别哭，天无绝人之路。不行你就留在山上，入伙一块干。如今是乱世，有枪就是草头王，那袁大总统不过如此，也是仨饱一个倒。咱在这沂蒙山里也算得上一方英雄了。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官府抓不着，百姓还怕咱，这小日子也算得上赛神仙了。”

马大眼当下还推举我爷爷为“三掌柜”的。

“怎么样，弟兄们，这王先生，不……王兄弟够不够格？”

“够，够……”众土匪又是一阵欢呼。

就这样我爷爷稀里糊涂地入了伙，并一下当上了三把手……

现在我该向大伙交代这支杆子的二把手了，这是个在我爷爷的一生中有着重要关联的一位人物。正是他，在不久的将来，推举我爷爷从三掌柜的位置一跃而坐上了大掌柜的头把交椅。也正是他“拐”走了我的二奶奶（爷爷的第二个妻子），但我爷爷却没有杀他们，反而让他们远走高飞。抗战中，俩人又再度合作……现在，再让我们回到这支队伍的二掌柜，那四的身上。对，他就是姓那，歌星那英的那。他在家排行老四。

说到那四，就必须说到山东的一段近代史。遗憾的是，这段近代史，相当多的中国人都不曾知道……在清初的1729年，具有战略眼光的雍正皇帝下令在山东青州（今益都市）驻兵。

青州，古代九州之一，位于山东中部，东西扼中原大地至胶东半岛通路，南北控沂蒙山区到鲁北平原的走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清朝雍正年间，山东德州已有清兵驻防，青州一带的防备则隶属登州总兵，为什么又要在青州大兴土木，驻扎重兵呢？

这就要谈到雍正的执政方针和战略眼光了。

雍正皇帝执政期间不但进一步巩固了康熙年间的中华版图，而且注重加强国内沿海地区的海防力量。当时驻扎在山东德州的清兵职责是保护南北大运河通道的畅通，而对登莱地区及胶州半岛沿海防御却是鞭长莫及。在青州驻扎一支精锐的嫡系部队，一旦遇到海防战事，随时可以驰援，而且还可以兼顾浙江沿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军事行动。

因此，雍正指示当时的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若登莱胶州有必不可驻防处，青州酌量定议。”

就这样，雍正七年七月清政府决定“青州城外建造新城后，自京派拨八旗满洲兵二千”，并且“永远设防”。

按照雍正的旨意，青州八旗共有官兵2000人，建一座普通兵营根本无需大兴土木加建新城，但清代八旗制度实行兵民合一、军政合一，带有明显的游牧部落特征，军队携眷定居。这样加起来人数达到1万多人，还有战马3000多匹。

那四一家，就是这众多官兵中的一支。据我爷爷讲，他的祖上应是下级军官。

1732年9月，一座新城在青州府北城外拔地而起，按编制设官署58所、兵房2016所，其他还有学堂、演武厅、庙宇等，共4899间，占地746640平方米。

旗城的住宅面积，风格按官职等级排列森严。旗城的最高长官为将军一品，乾隆二十六年裁撤，最高长官为副都统（从二品），而当时的青州知府才官至四品。将军住在为他建造的将军府，协领衙门4所，每所16间。

普通旗兵不论携眷多少，每户均为官房两间，独门独院，房为木结构，四梁八柱，青砖灰瓦，大花格木雕窗棂，房后有便门，屋内盘火炕。

那四的祖上分得的官房为六间，是座四合院式的建筑。但那四经常对我爷爷说，他的祖上是很了不起的统领大将军，立下过战功，他们祖上在北京的房子才气派哩，甚至还有公主下嫁过他们家。我爷爷说，凭那四的人品，应该不是吹牛。可惜的是，那四家也应验了“富不过三代”的历史定律，也是黄鼠狼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

青州的这支旗兵一直实行“供给制”，俸饷及粮食按照官职大小统一由当时的户部发给，官兵待遇极其悬殊，例如雍正年间青州八旗的最高长官将军，一年所得俸银为2100两，家属可得米150石；而普通骑兵每月军饷2两，每年配给其家属米15石，已足以养活六七口人。

这支队伍随着清王朝的兴衰而兴衰，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腐败透顶。青州旗城的兵额有增无减，粮饷却被层层克扣，只能发到六成，一个普通士兵的收入已经无法养活全家老小，只能靠赊账和变卖家产度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要求驻防八旗“另筹生计，各自食力”的诏书，旗城才出现了由满人自己经营的工艺局、丝厂作坊等，甚至还组织部分闲散劳力去沂山鲁山的军马厂垦荒，但由于这些八旗子弟早已丧失了生产能力，马是越喂越瘦，甚至出现了倒卖军马的荒唐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预示着清代八旗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不久，这支在1842年7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镇江阻击战中大败英军的精锐之师，便作鸟兽散。此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分赴济南与青岛（回北京的是极少数），有的去纱厂当了工人，有的拉三轮，有的干搬运工。女眷中亦有不少当了妓女。

那四便是这众多散民中的一位。很多人到了他这一代上，除了会识几个字，打几圈麻将，最擅长的就是喂鸟、养鱼。要说扛枪打仗，他们恐怕连枝汉阳造都扛不动。好在那四的祖上不是什么大官，以上恶习基本没有沾上。加上其父亲自小对他要求甚严，文能读兵书，武亦会两手。他又在青岛码头上干了几年苦力，也算是有了些历练。因此，自上了老鹰崮后，很快就适应了山上的生活。

那四同所有的满人一样，豪爽、实在、义气。他非常敬重马大眼，对他忠心不二。而且他特别能喝酒。这一点让全体匪众佩服。那时候，能不能喝酒往往是衡量一个男人是不是男子汉的重要标志。第三就更是顺理成章了，他上山时毫不保留地将祖传的，据说是康熙年间的一对玉镯和二根金条全部入了伙。于是，赢得了大伙的信任和敬重。

那四当时的年纪，约30岁（我爷爷比他小11岁），同所有的满人一样，除了爱喝烈酒外，还爱抽关东烟，再就是唱京戏。即便是在他参加了八路军以后，他这三个特点也没改掉。八路军那边生活艰苦，常常没有烟抽，于是就抽干树叶。尤其是抽烟这一项，甚至影响到了我的那位二奶奶。自被他“拐跑”后，也学会了抽旱烟。真正应验了东北的那句老话：“东北三大怪……大姑娘叼着大烟袋。”至于唱京戏，他倒也唱得有板有眼，只是没有伴奏，就只好自顾自地清唱：“我站在城头上观山景……”弟兄们给他改成了“我站在老鹰崮上观山景……”

因为有了那四这位二掌柜，所以我爷爷就当上了三掌柜。不过，在马大眼不幸战死以后，却是由于他的力荐，我爷爷才由三把手一跃而成了一把手。他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显示出了他的智慧和远见，这就不是什么义气所能解释的了。以后，他在林彪的四野一直当到了师长，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