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里糊涂的，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枣庄，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至今，我在填各类表格的“籍贯”时还是犯愁，是填沂蒙呢，还是填枣庄呢。填沂蒙吧，我既没在那儿生也没在那儿长；填枣庄吧，那儿确实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家。

我生于1957年元旦。按阳历算，是属鸡，但按阴历算，却是十一月，就是属猴。

因为生在元旦，我的名字最终被定为“新年”。这是在我快满月时才定下的。因为我出生后，爸爸非常高兴，便专门给老家的我爷爷写信报喜，并请他为我这个长孙起名子。不料我爷爷回信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不一定要那么讲究。名字嘛，就是个记号，是个称呼。既是元旦生人，干脆就叫新年吧。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这段时间，是我爸爸妈妈工作、生活最为顺心的日子。那时我爸爸已在枣西煤矿担任了矿行政办公室主任，这为他在后来担任分管行政和后勤的副矿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枣西煤矿是枣庄矿务局较大的一个煤矿，位于枣庄以西、薛城以东（即《铁道游击队》里的临城）。以生产肥煤著称（有点近似无烟煤，上海的钢铁厂最喜欢要，再则是支持越南，当然，这已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

我妈妈那时在矿工会工作，矿上没有专门的妇联，就在工会设了这么个位置。矿上的女工不多，所以我妈妈的工作不是很累。

我妈妈比我爸爸小九岁，根本就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我爸爸就给我爷爷奶奶写信，想让他们俩来枣庄帮着带带孩子。我爷爷很快回了信，说一时来不了，主要是队里正搞高级社，社员们都不想参加，并且在偷偷地杀猪宰牛，想着在入社前吃光喝光。现在，他要配合队里做工作。另外，还对我爸爸说的“不舍得放矿托儿所”的想法作出批评。说孩子从小不能过分溺爱，该历练就历练，并说自己打生下来，就由奶妈带着，一岁半就被强迫断了奶（为的是让孩子吃饭）。三岁就开始自己单独睡，五岁摸毛笔杆，8岁练打拳。一句话，孩子不能惯。

以后的日子大家都知道了，开始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我的爷爷奶奶就更顾不及来看我了。所以，我奶奶直到去世，都没有看上我一眼。

1963年，我上小学了。我背上妈妈为我买的大花书包，一蹦三跳地上了矿小（枣西煤矿职工子弟小学）。

就在这个时候，我爷爷来到了我们家。

这个时候，正是我六岁、我弟弟四岁、我妹妹一岁半的时候。于是，矿上的人们就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我爷爷怀里抱着我一岁半的妹妹，右手领着我，我再领着我弟弟，一块去矿门口的铁路桥上散步。那时，枣西矿的干部家属宿舍是在矿里，矿工家属宿舍是在铁道西。这甚至成了“文革”中矿领导挨斗的原因，说他们住在矿里是搞特殊化。

我爷爷这次来枣庄，也是我爸爸动员来的。因为我奶奶不在了，他也早在1962年7月退了休（工资当然照发。1983年以后，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竟又让他进了县政协）。我爸爸怕他一人在老家寂寞，就三番五次地给他写信让来枣庄。

当然，我爸爸掩盖了他的另一个打算：给他在矿上找个老伴，以便彻底死了他再回老鹰崮的心。

为了消除我爷爷的寂寞感，我爸爸专门给他找了几位当年铁道游击队的老队员，来跟他聊天。这样一来，我们就免费听了不少打鬼子的好故事。

最常来我们家摆龙门阵的是住我们后排房的（那时的宿舍多为平房）洪大爷。洪大爷似乎岁数比我爷爷大，他是从通风区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洪大爷是铁道游击队的副中队长，参加过扒火车和夜袭临城，会使双枪，还会说几句简单的日语。如“噢以噢以，你洪脑，核以达散以，即噢达散以，考老拿散以（日本人，缴枪不杀你）”。但我只学会了两句：“八格牙鲁是混蛋，米西米西是吃饭。”

洪大爷是典型的枣庄矿工出身，为人豪爽耿直，说话一口一个“姐”字，就连到我们学校去作报告也是这样：“姐——，那个小鬼子刚要跑，我照他的腚就是一枪，一枪就把他打趴下了，姐——

“你是哪一部分的？”洪大爷第一次见我爷爷时，问的是句老行话。

我爷爷说：“鲁中军区独立团的。”

“鲁中……姐——那是沂蒙山区腹地，我最多到过费县、沂南，是1943年底，让小鬼子撵得没地方去了。姐——咱都是115师的。”这一句话拉近了他与我爷爷的距离。

洪大爷很能喝酒，他爱喝那种高粱和地瓜干酿造出来的枣庄白干。喝的时候可以不就菜，只需几个鲜红的大辣椒即可。一开始，他要同我爷爷拼酒，我爷爷说不会喝酒，他还有点不高兴。

“王矿长能喝，你不能喝？”

“爹是爹，儿是儿。”我爷爷正色说道，“我随我父亲，他随他奶奶。”

洪大爷琢磨了半天，才搞明白：“姐——那我自己喝了。”

我爷爷就给他斟酒。过了一段时间，他知道我爷爷是团长时，曾连连向他敬礼：“原来你是团长，姐——厉害。我这人好扛上，到头来只闹了个中队副。姐——

但我爷爷仍给他斟酒：“老洪哥，看你喝酒我也痛快……”

“姐——那我喝……”洪大爷就抓起大茶杯喝下半杯。

他们在一起讲打鬼子的故事时，我们几个孩子都围在他俩周围听。这些孩子中最大的是洪大爷家的大儿子，我们都叫他洪亮哥，他比我大6岁，后来成了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那一年他才16岁，正好上初二（他一夜之间将他的父亲打成叛徒）。洪亮哥的二妹妹洪二妮则成了红小兵的头，专管我们这些人。另外一个是谢工程师家的儿子谢怀和他的两个妹妹谢大萍、谢小萍。谢叔叔是个华侨，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在技术上颇有一套，谢怀和我同岁，但人长得很文弱，我们平时都称他为“蛮子”。在当地人眼里，似乎徐州以南的人都是蛮子。其实谢怀家是广东人，是南南南蛮子。“文革”中，他们家遭罪不少。谢怀的小妹妹谢小萍还被我们红小兵痛殴过。

那个时候，我成了最自豪、最骄傲的人。我爷爷是老八路团长，我爸爸是矿长，嘿嘿，怎么的。所以，小朋友们也都围着我转。再说了，他们要听故事，就得到我们家的院子里，我想把小板凳发给谁就发给谁。有时连洪亮哥都敬我三分。

我们家最热闹的时候是吃晚饭时。因为这个时候是家里人凑得最齐的时候。我爸爸累了一天，爱喝点酒，他就自斟自饮，我爷爷虽不能喝，仍以茶代酒陪他聊天。我不能喝酒，就不喝，我弟弟新华也不能喝，也不喝，但我妹妹新丽反倒能喝点，大伙就用筷子蘸了酒争着喂她喝，常常辣得她直伸舌头，但还是乐此不疲：“吃菜，吃菜……”

那个时候，大人的一些话我有点似懂非懂。

比如我爸爸常开玩笑说：“爹，你可有点专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走麦城……”

“小心为妙。”我爷爷便说，“谁不知道把粉擦在脸上。难道我就不是八路军的特务团团长吗？”

这话把我爸爸问得一愣：“对，对，是，是……”

我妈便说：“还是爹说得对，这年头，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我爷爷关于长子长孙的旧观念特强，所以，对我是既喜欢，又要求甚严。他好喊我“龟孙”，我就说：“龟孙是骂人的。”他则说：“狗屁，那是不懂。俗话说，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龟是长寿之物。”我就只好当他的“龟孙”。他来我们家小住不久，就帮我做了一文一武两件事。

一文是鼓励我学好文。他看出我爱听故事，听了以后还可以自己编（我弟弟及谢怀等比我小的几个孩子最爱听我胡侃一气），就认定我有想象力，说我将来可以写文章。这点预言到了我三年级时，就得到了验证，因为我的造句是班里最好的。

他因为自己的毛笔字好，就认定我的毛笔字也必须好。而且他坚持“字是一个人的衣服”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有没有文化，要看他的字怎么样。所以，他一天到晚按着我的头皮练字：“一个永字，一个飞字（注意是繁体的飞），这两个字写好了，你的字基本就过关了。”

而我最烦写字，为什么呀，我认为只有女生才会趴在那儿认真练字。

我爷爷就说：“因为这两个字将汉字的所有的横、竖、撇、捺、点、勾都包括了。”

“可现在都用钢笔写字了，不是旧社会了。”我用大人的口气吼道。

他马上拧拧我的耳朵：“胡扯。毛笔字是钢笔字的基础，只有练就了毛笔字，才能写好钢笔字。”

没办法，还得练。你很难想象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被按着头皮练写字是多么的痛苦。因为我压根不爱好，所以也没练出来。

至于我爱编故事的特长，倒是得到了正常的发挥。以至于日后我成了专业作家，并有了一定成就后，我爷爷常常为此夸耀：“……小时候我就看他行。”

至于武的，老实说，我爷爷教会了我打架！至今，我还记得他的铭言：无赖是对付无赖的最好手段。

事情当然是有起因的。这就要说到矿上的具体情况了。作为国家的统配煤矿，它既不完全是城市，又决然不像农村，似乎是夹在城乡之间。

说它是城市，是指矿上干部、工人、家属的待遇，全是城市人口的待遇，说它是农村，出了矿大门就是农村，就是田野庄稼地。

由于建矿时征用了附近农村的地，当地的老百姓与矿上的关系就特别的紧张，他们经常三五成群地到矿上偷煤，偷木料。作为他们的孩子自然也把矛头指向了矿上的小孩。这些孩子常常在矿大门口或学校门口堵我们，向我们要钱，要饭票，要洗澡票，不给就打。而且他们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一打准先打我。

“揍他，他是矿长的儿子……”

而我弟弟、谢怀、洪二妮等等几个孩子便在一边吓得哇哇大哭。最后，挨了揍，还得“进贡”。

我们也尝试来点软的，送给他们铅笔、饭票甚至电影票，但是不行，你越软，他却越硬，要得更多。

以后，这事让我爷爷知道了，他大骂我是窝囊废，说男子汉应该跟他们对打。

“我不会别腿，打不过他们。”那个时候，我以为只要会了别腿，便会打败天下无敌手。

我爷爷说：“我教你，我教你两手，比别腿还厉害，准能打败他们。”

于是，我开始跟我爷爷学“武功”。他教我的第一手是蹲马步。我的妈呀，光练蹲马步就练了半个月，小腿肚都蹲肿了。我都练烦了，他却耐心地说：蹲马步是学武术的基础，先蹲好了马步再说。不然，我就不教你。

没办法，我就只好蹲下去，一直蹲到我弟弟和谢怀同时从背后推我都推不动为止。

第二手，是不要撕老婆架！这叫什么绝招呀？我爷爷说，对，这就是绝招。他说，打架最忌讳两人抱在一起，无法施展腿脚。真正会打架的人一定要与对手保持一定距离，然后靠快速的出拳、出掌、出腿来打击对方。

“噢，我明白了。”我真有点门窍大开的感觉，我找来我弟弟和谢怀他们来一练，还真的挺爽。

接着，我爷爷又教了我几手：当对方面对面掐住了你的脖子时，不要慌，在一个劲地压下巴颏的同时，将两手伸进对方的两条胳膊内向外使劲别，他就只好松手。当对方揪住了你的一只手，并把它扭到了你的身后时，你可顺便转过身去，用另一只手猛掐对方的脖子，可迫使他放开。当对方从背后抱住你的腰时，不要慌，可慢慢转过身，抱住他的头使劲拧。当然，还可使劲用肘去打他的腰部——不过，这一手是大人真的格斗时的一手，小孩打架不要用，因为被击打的腰部为肝区，而肘的力量是相当大的。重要的是，我爷爷还告诉了我这样一个道理：这些农民的孩子是“无赖”，对待这些无赖的最好手段也是无赖。因为对无赖来讲没有道理可谈，你越讲道理，他就会认为你越软弱。所以只有对打，而且要狠。记住，以后长大了，也要这么干。咱不欺负别人，也不能让别人欺负咱！

果然，这几手在实战中非常管用。几次对打下来，农村的孩子就再也不敢找我们的事了。以后，大家居然成了好朋友。我们常常请他们看电影（把门的叔叔我们都认识）、洗澡；他们则领着我们去瓜地里偷瓜，送给我们刚刚下来的棒子（煮着吃又嫩又香）、地瓜等等。

但我爷爷到矿上来，总是不长住。住上一段时间，他就想回老家。这里边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他老是嫌矿上的空气不好。那座解放前就有的矸石山，总是飘散出一股浓浓的硫黄味——如同臭鸡蛋。他说闻多了就头疼，尤其是刮南风的时候。

他也不想在矿上找老伴。我爸爸和洪大爷给他张罗的两个目标，他都没看中。我爸爸给他找的那个，他嫌岁数太大：“快60的人了，身体又不好，是我照顾她，还是她照顾我？”洪大爷给他介绍的那个，他又嫌人家负担重：“你瞧瞧，她自己没有工作，还有四个孩子，最大的还不到14岁，我什么时候把他们抚养大！这负担太重，还是实际点吧。”他说完这些道理后，连洪大爷都说：“姐——实话，全是大实话。”

再就是老年人固有的乡土观念。他就认为老鹰崮好，崮下村好！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好的，北京的金銮殿也不换他的那个农家小院。

不过，还有一个说法，我爷爷之所以好常常回老家，是因为他同村里的一个郑寡妇相好。郑寡妇那年才40多岁，是村妇女队长刘英的一个远房的姨。当时我是小孩，不懂这些事。是我爸我妈私下里议论时，我听到的。

就这样，从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爷爷就一直在两地打游击。但作为我来讲，却觉得凡是爷爷来矿的时间就过得特别快，他一走，就特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