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种事若是放在别人身上，也就过去了，但是放在我爸爸身上就没过得去。因为他太较真，所以落得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悲惨结果。如今近40年过去，作为他的长子，我更相信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迅速发展，矿上对黑五类的看押也更加严厉。他们又被转移到了鬼子时期的一座旧矿井里。这座旧矿井并不深，鬼子挖了一半就停了，因为这儿水位太高，要挖的话，成本太高。解放后，这座废弃的矿井实际就成了座仓库。因为矿井冬暖夏凉，空气潮湿，可以适量地存放一些用来支撑井下巷道的圆木或挖煤工具。

人被关押在这样的“牛洞”里，最大的特点就是时时刻刻有一种压抑、恐惧和寂寞的感觉，虽然每天上午、下午各有一段时间的放风。而且，为了折磨这些人，造反派还将他们单押。一人一间小屋，小屋用厚木板隔开，使他们之间无法交谈。

最先被整的是洪大爷。就他那牛脾气，他连一天“牛洞”都不愿蹲。所以，只要一有空，他就喊：“姐——干脆揍死我吧……”

“姐——给点酒喝吧，我馋死了……”

“我要见王副大队长……”他还将希望放在王强身上。事实上也是，当年他打入鬼子洋行，确实是奉了王强的“一定要跟敌人打成一片”的指示。

又过些日子，他又喊到：“姐——那不行我见杜政委，这事他也清楚。”他说的杜政委是杜纪伟，曾任铁道游击队政委。文革时任济南军区炮兵政委。

造反派就熊他：“再喊连饭也不给你吃了。”

但洪大爷还是喊，喊了一阵子，就变成了：“我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姐——我……”

据以后解放出来的谢叔叔私下里说：“唉，那个希（时）候呀，里（你）洪大爷其希（实）已经疯啦。唉，好括（可）怜呀……”谢叔叔一受惊吓，就像现在流行的港台腔。

终于有一天，洪大爷不再喊了，原来他已经死了。这位铁道游击队的老英雄死于“硅肺病并发症”。前来收尸的是洪大娘和她的那位已经出嫁的大女儿，我们都叫她洪燕姐。洪大娘和洪燕姐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洪亮哥没来，洪二妮也没来。据说，洪亮哥在听到自己的老父亲死去的消息时，正在开会研究对另一派组织的武斗方案。他头都没抬一下：“老叛徒，死有余辜。”

1981年3月，枣庄市委组织部公开为洪大爷平反，恢复名誉。追悼会那天，终于醒悟过来的洪亮哥，号啕大哭。他面对洪大爷的遗像，久久地鞠躬不起，以表示自己深深的忏悔——他已经没了下跪的能力，他的一条腿已在上山下乡期间被老乡用土枪误会打伤（而后截肢）。1968年底，矿上的造反派遭到清洗，洪亮哥的一切职务被剥夺，并被下到齐村山区当了知青。那儿生活太艰苦，一天的工分才合8分钱。有时半年吃不上一片肉，馋极了的知青就偷老百姓的狗吃。结果……南方人独有的唯唯诺诺、胆小谨慎的性格救了谢叔叔的命，使他这个曾经留学美国的“反动技术权威”被第一个解放出来。当然，客观的大环境也是他最先走出“牛洞”的原因之一。那时，枣庄地区的煤质好，而且担负着支援越南的任务。一有命令下来，上上下下齐动员，名曰创高产，包括机关干部在内的只要是能挖煤的，统统下井。枣西矿不大，但每次都要承担300吨以上的重任。

“你是反动技术权威吗？”造反派常常呵斥谢叔叔。

“我希（是），我希（是）……”

“你舔过美帝国主义的腚眼吗？”渐渐地，呵斥掺进了嬉笑。

“甜（舔）过，甜（舔）过。”

“你反对毛主席吗？”

“过去缓（反）过，现界（在）不敢了……”

“世界上你和谁最亲？”

“活（和）毛主席最亲，林副主席第二亲。”

“会背老三篇吗？”

“会背，还会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于是，不等造反派同意，他就背了起来。谢叔叔脑瓜特别好使，常常是一字不差。有段时间里，造反派逗他背毛泽东著作，成了“牛洞”最主要的消遣方式。

凭着这股“傻劲”，谢叔叔很快得到了解放。“文革”后期，局势稍微平缓后，他就调到矿务局任了全局的工程师。改革开放后，他青春焕发，又帮着枣庄局在滕州一带开了两座矿。他退休后，矿务局又回聘他干了几年。直到1990年，他才去香港和家人团聚安度晚年。

关于我父亲的新材料很快就到了枣西矿，刘振学等人竟然挺高兴。开会的时候，刘振学说：“看来王世荫的历史问题是不存在的，正好，上头又批评我们在解放老干部的问题走得太慢，现在行了，我们可以借机解放他……”

谈话是很隆重的。刘振学让人把我爸爸请到了矿革委的办公室里，十分客气地说：“王矿长，看来是误会了。关于你历史上加入军统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我们决定解放你，让你作为老干部的代表参加矿革委的工作，任副主任，分管行政及后勤。怎么……”

“官复原职？”我爸爸竟是一声冷笑。

刘振学看出苗头不对：“怎么？你的意思是……”

“我没别的意思。”我爸爸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只是说事情不能就这几句话就完了。矿上必须给我召开平反大会，公开宣布平反决定。否则，我拒绝重新工作。”

瞧，这就是我爸爸的性格！

这是刘振学所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一时呆住了。还好，他毕竟不是那种何去何从，任你选择的简单人物，他考虑了一会说：“这事比较难办，恐怕矿上说了不算。这样吧。容我们研究下，请示下局革委。”

应该说，刘振学的这个表态还是蛮诚恳的。毕竟，我爸爸是老干部最合适的解放人选，矿上是不想放弃的。

就这样，本来可以马上就走出“牛洞”的我爸爸，又重新回到了“牛洞”。他这一回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老枣庄的人都记得，1967年夏天的雨特别大，特别多，7月25日、7月26日（枣庄人俗称“七二五”、“七二六”）连着下了两天的大暴雨，导致洪水泛滥，矿井地下水位猛增。

7月26日凌晨四点，我爸爸等6名黑五类分子所在的“牛洞”突然冒水，水势迅速没过井口。两个小时后，井水退却，浮上了五具尸体。独独我父亲，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当时，说法很多，有人说，我爸爸趁着涨水，爬出井口，逃生去了。有的说，我爸爸去了青岛崂山当了道士。有的说，枣庄南边的青檀寺某一天突然出现了一位中年和尚，看着眉目像是我爸爸。也有的说，这么大的水早淹死了，别人都死了，他还能逃？还有人说，这老洞子早在鬼子时期就与一条地下河挖通了，这条地下河连着东海，没准尸体漂东海去了……总之，当时说什么的都有。但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父亲再也没有回来，直到今天。

我父亲生死不明，家里就像塌了天。

按现在的司法术语解释，这叫“失踪”。

这种结果是最折磨人的。你说人不在了吧，还没见到尸体，你说人还活着吧，满世界里都找不着。

我妈妈一夜之间白了头，那时她还不到40岁。我爸爸妈妈平时感情甚好。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两人从未吵过嘴。我爸爸是知书达理，我妈妈是温柔贤惠。那些天里，我妈妈就像疯了似的，天天让我们兄妹三人上矿门口，看我爸爸是否回来了。她则在家里炒一大桌菜，而过去她是从不干家务的。

我们兄妹三人找爸爸自然也找疯了。矿上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找遍了。我们爬上高高的矸石山，不顾自燃的硫黄的恶臭味高喊：“爸爸，您在哪里？快回家吧……”

我弟弟新华从小文弱憨厚（我爷爷说他有点像我叔叔），而且从小就爱流鼻涕。这时候，他的鼻涕会流得更多。他只会哭喊：“俺爸爸……俺爸爸……”

我小妹感情就丰富得多：“爸爸，您快回来吧，我给您背老三篇，爸爸，您快回来吧，我给您唱李铁梅……”

“爸爸，您睡午觉时我再也不捣蛋了……”有一回，我爸爸从井下检查工作回来，累得很，刚要睡个午觉，我妹妹去掏他的耳朵眼，被他一急打了一巴掌——这是我爸爸唯一的一次打我们。

我爸爸的事传到我爷爷耳朵里后，他不由得悲伤万分，肝肠寸断，当即就急火攻心病倒了，稍有好转便带上郑寡妇和几包草药上路了。到了矿上后，他并没有回家，而是直奔矿革委。

“刘主任，我来麻烦你了。不管怎么说，世荫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定性为走资派，所以，这事……”

“哎哟，老革命，您看您这话说得。”刘振学对我爷爷的传奇经历略知一二，他是绝对不敢怠慢的。

“别叫老革命，叫老战友。因为我也是造反派，是他们的老顾问，我们有十万大军。哈哈……”

“那就叫老顾问吧，嘿嘿……”刘振学讪讪地笑着。

“也好，天下造反派是一家嘛。这样吧，你赶快安排我和你嫂子住下，有关事宜还望快刀斩乱麻，我这身体不好！你看这几大包药，我可不想把这把老骨头扔在这儿，家里的十万大军还离不开我！”

这话有软有硬，软硬结合。刘振学头上出了一层细汗。当即将我爷爷和郑寡妇安排在了矿招待所最好的房间，还派人买了熬药的砂锅。

我爷爷在与我妈妈商量后，提出了以下条件：暂作“工伤”处理，一次性补助2000元，我们兄妹三人每人每月生活费18元，一直供应到18岁。其间，若我父亲回来，以上条件作废。

刘振学表态说：“这事事关重大，得研究研究。”

我爷爷也很痛快：“行，那您就研究。”

从此，我爷爷一早到晚跟定了刘振学，他上班，他就座一边看报纸；他开会，他就坐在隔壁等；他上厕所，他就跟着解裤腰；他回家吃饭，他也跟着回家。

刘振学表面上也让让：“要不您吃一点？”

“也好，尝尝弟妹的手艺。”坐下就吃，就好像他是刘家的爷爷。

吃完了饭还不走，陪着刘主任聊天，天南海北，古往今来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直到刘振学哈欠连天，这才告辞。

第二天一大早，刘振学还没上班，他老人家早已堵在办公室门口了：“刘主任，昨晚睡得可好？”

在这同时，同行的郑寡妇，我爷爷让我们喊她郑奶奶，把我们家里里外外拆洗一遍。说实在的，要说操持家务，我妈妈还真不行。（“文革”开始前，矿上出钱给几位矿领导配了保姆，“文革”一开始，这些“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让革掉了）。

到了第四天上，刘振学终于撑不住了：“老天爷呀，我真服了您……”

我爷爷只是拍了拍他的手背：“一般吧。”

?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