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该说说我父亲及我叔叔了。因为小兄弟俩都大了，到了该做出人生选择的时候了。

这个时期，正是他们在青岛礼贤中学上学的时期，毫无疑问，这正是日伪时期。

如此，我们就要不可避免地谈及很少有人涉及的日伪时期的教育。说到日伪教育，我们印象中总是这样一番情景：日本人横行校里，强迫中国孩子学日语，别的都不学了，学不好的皮鞭大大的，师生们不能够表现出一丁点的反日言论，否则，宪兵队的干活。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以这一时期的青岛中学为例，大致情况如下：正校长为中国人，副校长为日本人（多为日方宣抚班成员，亦称辅导员）。一般情况下，还是正校长说了算。学校的教师也以中国人为主，日本教师也有，主要教日文，课程之丰富也是难以想象的，共有语文（国语）、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卫生、地理、历史、修身（后改为“公民”）、体育、劳作、美术、音乐、军训、日语、英语共二十门。要求在三年内授完，其中日语课每周为六节。实事求是地说，这六节课并不算多。同时，日本人并不排斥英语。这一点曾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当然，为了鼓励学好日语，校方还实行奖学金制度。学习日语好的学生，每月可以受到一定的奖励。奖品为现金和学习生活用品等。我叔叔就因日语学习好，经常受到表彰，发的奖品用不了，就送给我父亲，我叔叔差点还被选为赴日留学生。当然是公派。如果成行，日伪当局每月发给他生活学习费用80元。这在当时是个很高的数目，须知，那时的一些中小学教师的薪金，亦不过每月50到100元！

只可惜，因我父亲的缘故（他那爱惹事的哥哥参加“重庆地下分子”领导的抗日活动）和他自身的缘故——他跟班上的一名日本女生“拍拖”，受到其他日本男生的忌妒，因而未能成行。若不，他就不仅仅是国军少将了，很可能是当时台湾驻日本大使！

当时日伪教育的方针是：“救助文盲，辅助失学”、“贯彻东西一体之精神”、“中日亲仁善邻，力求共存共荣”、“依据东方道义要谛，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努力实施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为了自卫，中日两国必须亲善，共存共荣，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等。

日本教师同中国学生之间基本可以和睦相处。有时，还会像朋友一样开玩笑。我父亲班上的（这时，他弟兄俩已不在一个班了）日语老师名叫东野三郎，是日本山口县人，在家时就是中学教师。后在关东军服役，因车祸摔断了腿，以后来青岛教日语。任职期间他曾两次回日本探亲，每次回来，总要捎些糖果给同学们吃。东野的汉语比较差，我父亲等几个同学就捉弄他。有一次，他出钱让同学给他买地瓜胶吃（一种土制糖果）：“那稀（是）什么……”

我父亲就说：“那稀（是）狗屎。”

东野就直咂舌头：“好好，狗屎好气（吃），狗屎好气（吃）……”

东野上日语课时，严格要求用日语点名，对话。但课后他又会向同学们学汉语。并用小本本一字一句地记，常常背到半夜，第二天还要求中国同学帮他纠正，他经常邀请同学们去他的住地去玩，只要去了，他就热情接待。他非常喜欢我父亲的“调皮”，还送了他一个从国内带来的小铜佛做纪念。

东野讲课好举实例，用事实说话。比如讲，他说中国首先是政治腐败，全国没有高效统一的政府，官员普遍贪污，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众的生活却一贫如洗，导致社会不公……他又说日本先进，中国落后，所以中日应互相提携，共同发展。他以1937年为例说：日本的钢产品是580万吨，生铁239万吨，石油169万吨，水泥611万吨，发电量303万千瓦，工业总产值是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的80%，已成为工业强国。

“反观你们支那，”东野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之情，“46亿人口，1142万平方公里（含外蒙），拥有丰富的鸡（资）源，可以上这些项目，你们却连日本的零头都够不响（上）。你们只有136亿美元的产值，农业产值就占了90%。我们能造所有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你们只能造汉阳造的步枪，连机关枪都造不了……所以，日本的这个……”东野竖起大拇指，“支那的，这个……”再竖竖自己的小拇指。

这么一比，常把同学们比得灰头灰脸。

尽管日本老师东野同他的中国学生们个人关系很好，但这并不能阻挡同学们日渐增长的抗日情绪。同理，他最喜欢我父亲，但我父亲的抗日情绪也最烈。

说我父亲在上初三时就是光荣的地下工作者，你可能认为我在吹牛，但我要告诉你，这是真事。只是，他并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而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日本人称之为“重庆地下分子”！

把我父亲发展为“地下党”的，是另一位国民党的地下党。他姓赵，是学校里的语文老师，尤其精通先秦散文及唐诗，而且上课前从不备课，但学生就爱听他讲课。赵老师是军统的骨干分子，也有说他是军统青岛站副站长的。说起他们从事的地下工作，甚是好笑，根本不是什么行刺，暗杀或搞爆破，而是听收音机，记录新闻，然后刻印成传单散发。

当时，日本当局为了控制中国老百姓的思想，对收音机管制特别严。老百姓只能使用伪“华北广播协会”监制的三管或四管收音机。三管只能收青岛的，四管只能收北平的。同时实施收音机登记收费办法，凡有收音机的，电台每月派人收取所谓的“收听费”（大概就像现在的管理费）。由日本宪兵亲自挨家挨户检查收音机。认为没有问题的就在收音机上贴上一张盖有“日本宪兵队检阅济”的纸条（就是“验讫”的意思）。如果发现收音机是“超外差式两个波段”的，那就是反满抗日，收听敌台的证据。灾难将随之而来。

赵老师同我父亲的武器恰好是一台两波段的收音机。那时，赵老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民房，两人常常以讨论功课为名偷听重庆电台的广播，然后将广播内容记下，再交相关人员刻印成传单散发。为了保密起见，他们一律是单线联系。纪律一点也不比我党的差！

大约一直干到1942年，赵老师终于被发现了。发现他的是另一位老师，教数学的，外号蛤蟆眼。这人的实际身份是南京汪系76号的特务，同时又是日本人在青岛的黑社会组织“地涌塾”的成员。单从“塾”的字义讲，是个学习团体，但他实际上以学习为表象，实为培养为日本人工作的特工人员，他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的老师和学生，地点设在太平路栈桥西边郯城路南口的一个小院内。由日本人提供全额拨款。对学员进行忠君、爱国、爱东亚、灭共产的思想教育，同时还要学习拳道、剑术等等。

蛤蟆眼对赵老师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终于在一天晚上逮捕了他。并当场搜出了那部两波段的收音机。巧的是，我父亲那天不在。日本人将赵老师抓进宪兵队进行了严刑拷打，要他说出他的下线。但赵老师死也不说，致使日本人束手无策（赵后来被判处15年监禁，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方才出狱，由戴笠派专机接回重庆）。

蛤蟆眼将怀疑的目光盯向了平时与赵老师“过从甚密”的我父亲，但苦于没有具体证据又不好随便捕人。这时东野老师起了个好作用，他拍着胸膛说：“王的好学生，反日的不回（会）。”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不料这时我叔叔又“出事”了。

人说性格决定命运，真是一点不假。我叔叔上中学后，老实、木讷、本分的性格几趋形成。平日里，他就知道学习。他数学、三角、几何、物理一般，但日语学得挺好，常常是“优等生”，月月能拿奖学金。兄弟俩星期天下馆子吃海鲜，全是弟弟请客。

顺理成章的，我叔叔的大名上了“赴日留学生预备名单”。这时，班里的一名叫静江美惠子的日本女同学爱上了我叔叔。日本小姑娘的示爱方式丝毫不亚于欧洲女孩，同样的大胆而热烈。她的父亲是青岛一座日本纱厂的老板，家里很有钱，她经常给我叔叔买好吃的，一口一个“续荫君”，喊一声鞠一个躬。她还常常到我叔叔住的集体宿舍里找出他的脏衣服来洗。有时星期天，她还雇上一辆黄包车拉着我叔叔去游玩。

不过，我叔叔的艳福终于招来了他班上几个日本男生的嫉妒，他们抽空子在一天晚自习后，把我叔叔痛打了一顿。

这事让我父亲知道了，他岂能善罢甘休。他专门选在大白天上课的时候，手提一根大木棒（用报纸包好），从教室后门进入，照着打我弟弟的几个日本男生每人一棒，直打得那几个小子躺在地上哇哇乱叫。我父亲还不罢休，吼道：“今天下午大操场，武士大大的，谁不去谁孙子……”

说完，扛起木棒扬长而去。

事情当然闹大了，学校决定开除我父亲。

正巧，日方外调我家情况的人员也回来了（赴日留学生一律政审，日本人的政审同样严厉，家里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反日背景）。结果令校方大吃一惊：其父系当地有名的抗日武装首领，断不可重用……（此前，兄弟俩的档案填的是“小商人”，父亲为沂蒙县“穆陵关炭栈”老板。）于是，结果可想而知，兄弟俩均被学校以“打架斗殴，滋事扰学”为名，驱出校门。

在回家的火车上，兄弟俩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先是哥哥问：“怎么样，那个……那个她了吗？”

弟弟不解：“哪个哪个呀……”

哥哥有点急：“那个就是那个呗……”说着做了个下流的动作。

弟弟明白了：“没……没那个。但那个了……”

轮到哥哥不明白了：“那个是哪个呀……”

弟弟又瞧不起了：“那个还不明白呀，真是……”说着做了个亲嘴的动作。

“原来是这个呀？”哥哥马上又瞧不起了，“这个算什么呀，要是我，早干了！不干白不干。”

“她倒是让我干来……”弟弟有几分懊丧。

“傻吧……”哥哥哼了一声。

需要交代的是，静江美惠子一年以后，还专程到沂蒙找过我叔叔，她去了“穆陵关炭栈”。但到那里哪能找得到人呢？最后是几经打探，才知道我们家是老鹰崮的人，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她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孩怎敢贸然上山。这位多情的日本姑娘只好怅然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