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当全国的55万“右派”不是在原籍被监督改造，就是在劳改农场干着超强的体力劳动，且吃不饱、睡不好时，却有两个“右派”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小村子度过了他们轻松而愉快的生活。

首先，村里的老百姓给这两位“右派”早早地摘了右派帽子。这里边还有个小故事呢。

尽管村里人按习惯一口一个“季右派”，一口一个“路右派”地叫，并不含有任何歧视成分，反而认为是一种尊称。但是，季风和路琴听了还是很别扭的。

路琴不是文化馆的人吗？她生***唱，就经常唱一首当时十分流行的前苏联歌曲：“同志，这宝贵的称呼，你一旦失去，就像生命已经结束……”唱的时候总是情绪忧郁，泪眼欲滴。

这一现象，被她的房东，即穆蛋的侄媳妇刘英知道了。刘英是村里识字班的主任，心直口快，性格泼辣，便问路琴为什么一唱到同志就哭。路琴对她说了“同志”二字的重要性。那时刚解放，人的思想十分单纯，彼此之间最喜欢称同志。那时有“一声同志吃遍全国”的做法（尤其是实行供给制的时候）。

路琴最后表示最好不叫他们“右派”，而改称同志。

刘英一听，一拍大腿：“俺的娘呀，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原来是为‘同志’，这好办，路同志，我这就给俺叔说去。”

刘英马上找到支书穆蛋，穆蛋听了，也是一句：这好办。

第二天，在社员大会上，穆蛋郑重宣布：“从今天起，对‘季右派’和‘路右派’，就不要再称右派了，因为他们的工作有变动，担任什么职务，上级还没明确，所以，大伙就称他们为季同志、路同志吧。”

那时的老百姓老实，让干么干么，说喊么喊么。一天之间，“季右派”和“路右派”就变成了季同志和路同志。

不仅如此，穆蛋还作出一番决定：以后凡是念报纸念文件，只要有“地富反坏右”字样的，一律跳过那个“右”字！凡是有“劳动改造”字样的，一律跳过“改造”两个字！谁说漏了嘴扣谁的工分。

就这样，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小村子里，当地的老百姓率先给下到村里的两个“右派”摘了帽。这两人应是全国“右派”中摘帽最早的两位。多年后，这一趣事在当地被传为美谈。年近70岁的穆蛋老人谈起此事眉飞色舞，喜不自禁。

对了，还有他们的工作。这当然是应了轻闲的标准的。季风被分配当了记工员，原来的记工员是个瘸子，心眼很好（崮下村几乎没有心眼不好的），就整天让季风跟在他的腚后，一颠一拐地去记工。他走得慢，季风也不能走快。

我奶奶就开玩笑说：“大兄弟，你悠着点，可别跟着变瘸了。”那瘸子就拼命追赶我奶奶：“好你个三嫂，今天我非看了你的瓜……”这个时候，也许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一个是小脚，一个是瘸子，会搅得村里、地头一阵鸡飞狗跳。

利用这些闲空季风读了不少书，研究了不少问题。他的认真劲和学究气一如当年。他和我爷爷偷偷议论一些话题。

前苏联的工业化进程本身就是错误的，有点拔苗助长，一开始是几乎杀尽了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并把他们的财富全部没收，接着又搞集体农庄，强迫广大农民参加，又直接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损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现在中国的农业，又在走前苏联的路子。而中国的农业更落后，强迫农民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是对中国农民的更大伤害。尤其是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以来，更是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导致城乡差别逐步拉大。农民中已经有人吃不饱肚子了！梁先生（指梁漱溟）在政协会上的发言是中肯的，他说，现在城里人的生活是九重天，而农村人的生活是九重地，城乡差别太大，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只会越搞越糟。

当然，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年后的1958年，一场更大规模的狂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会接踵而来。

每每谈完，两人还忘不了开上一句玩笑。

我爷爷说：“你可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见！”

季风就会煞有介事地说：“我说什么了吗？我什么也没说啊。”

于是，两人一阵释怀大笑。

路琴的工作也很清闲，是干饲养员。不过不是喂牛喂马的饲养员，也不是喂猪的饲养员。喂牛喂马太辛苦，因为夜里要起来添料，喂猪太脏，臭气哄哄，老远都能熏死人。那么她是喂什么呢？哈哈，喂兔子！

那时，什么都学前苏联，连喂兔子也是，上边从前苏联引进了一大批长毛兔，说是兔肉可吃，兔毛可卖，就让上上下下都喂起了前苏联长毛兔。

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因为沂蒙山区比西伯利亚热，这前苏联的长毛兔到了咱这儿就不是长毛兔了，而是变成了短毛兔，而且个头也长不大，远不像照片上的那么大。

这样的话，剪下的兔毛本来就不多，剪下来还得统一卖给乡里的供销社，这么一倒腾，喂兔子根本就赚不几个钱。但钱不多也是钱，对于已经办了高级社的村里来讲，这就不错了。

喂兔子的组长由刘英兼着，组员共五六个大姑娘和小媳妇。俗话说三女一台戏，这五六个女的凑在一起，就几乎成了两台戏。加上刘英的大嗓门，那就更热闹了。一高兴的时候，还净拉骚呱，说的全是床上事……谁谁的男人脚丫子特臭，谁谁的男人完了事倒头就睡，谁谁的男人每晚上都能来一阵，谁谁的男人连骑马布子都洗。处在这样的环境里，谁的烦事都会少一些。

至于季风，在我爷爷那里几乎是“白吃白住”。但对外仍说是交14块钱，这里面除了两人当年的友谊外，还因季风家的人口太多，花费大，而我爷爷的“十七级”，几乎有近百元的收入，他同我奶奶无论如何花，也是用不了这笔钱的。

季风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带副眼镜，白天记工，晚上看书。他的生活自持力极差，因而常常闹些洋相。有时，他赶到半夜饿了，就用手干抓床头的奶粉吃，我奶奶就责怪他，床头就有暖水瓶，你不能起来用水冲一冲啊。他就说，懒，不想动。

村里人知道了这事，就跟他开玩笑：“季同志，干吃奶粉好吃吗？”

季风就会认真地回答：“不好吃，粘牙……”

以后，我奶奶就提前用煎饼卷好菜，再煮好两个鸡蛋放在锅里馏着，等到他看书看饿了时再吃也不凉。

季风还出过一次洋相，他看到虾米炒辣椒鸡蛋挺好吃，就自告奋勇去三龙潭去用拖网拖虾米。到了晚上，我爷爷切好了辣椒，打好了鸡蛋，等虾下锅呢，他却空着手晃晃地回来了。

“你打的虾呢？”我爷爷问。那时虾多，三岁的孩子都能用拖网拖上两大碗。

季风把拖网一摔老远：“全让我倒了！”

“你怎么倒了呢？”我爷爷犯傻了。

“全是些青灰色的虾，没有咱们吃的红虾……”

“你说什么？”我奶奶听出了点门道。

“没有咱吃的红虾……”这位老夫子又耐心地解释了一遍。原来，他认为原先吃的红虾应是天生的。

我爷爷差点没让他笑断了肠子：“哎呀呀，我的大学士，哪有天生的红虾？那是煮熟以后才变红的，凡是虾，一旦煮熟后，都要变红。”

“啊，原来如此……”

这个笑话到现在还在沂蒙全县流传。1983年，季风爷爷应邀去我县传授大棚菜技术，我爷爷还当众开他的这个玩笑。回来的时候，县委县政府还专门给了他半桶（用水盛着，几天内可以保证不死）三龙潭里捞上来的虾米。但据季风爷爷说，不知什么原因，已没有了当年的香气。

路琴当时最挂念的就是自己那半岁的儿子，但她很快就实现了回济南看孩子的愿望。支书穆蛋说到做到了。当时配给村里的一台前苏联产的双轮双犁的几个零件坏了，只有去济南才能买到。于是村里就派了大队会计和一个帮工，再加上路琴去了济南。路琴的职责是“帮忙提东西”。那时候火车还没有快车，全是站站都停的慢车。从益都站到济南，要颠六七个小时，但路琴的心情是高兴的，用归心似箭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1958年的春节，村里去济南买年货，又让路琴“提了一次东西”。但这一次去出了事。不久，村里接到济南某街道居委会的“来函调查”，问路琴一个“右派”分子，怎么老回家……穆蛋收到调查函问我爷爷怎么回信，我爷爷说，你就这么写：这是我们改造右派分子的一个手段，想看看她一路上有什么反动表现。

信写完，穆蛋又问，三爷爷该盖方章呢，还是盖圆章？那时，村里的章是方章（即高级社的行政章），村支部是圆章，我爷爷说，两个都盖就是嘛，盖个章能累死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