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有文化、有远见，他建议我爷爷把生意做大。我爷爷很快采纳。他们立刻在沂蒙县城里开了几家货栈，一律以穆陵关开头，如穆陵关烤烟铺、穆陵关炭栈、穆陵关棉花货栈等。为什么取名“穆陵关”呢？这就是我爷爷的主意了。说到穆陵关就要说到齐长城。

原来，在秦长城之前的200年到400年，山东境内就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古长城——齐长城。齐长城西至济南、长清一带；逶迤东延，直至海边。正好它的中间一段穿过我们老家的沂蒙山区。更巧的是，素有天下第一关的穆陵关就在我们县境内。

为什么说它是“天下第一关”呢，因为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西周时期全图”上，唯一标出的关隘就是穆陵关，可见它的历史。齐国著名的宰相管仲就曾说：“齐地南至穆陵。”而穆陵是南北交通要冲和齐长城的中点。我爷爷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解放后的一段时间，站在老鹰崮的崮顶，仍可看到穆陵关关楼的雄姿（1958年大跃进，及至“文革”中的农业学大寨，齐长城遭到严重的破坏）。

中国人历来就讲究什么“八大景”（即每个县都整出八处名胜古迹来，不管这古迹是否有价值）。古老的沂蒙县自然也有它的八大景。仅从齐长城一线望去，就有穆陵关、烽火台、点将台、常将军庙、石门晚照、孔子周游列国时留下的行教堂、威震边关的韩通城等。而在这八大景中，穆陵关最有名，所以我爷爷就取了这个名。

我爷爷他们搞生意如此快当，与当时他们的西南三乡有了丰富的家底有关。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老百姓的日子普遍有了提高。那个时候，普通农民穿绸衣，戴礼帽的已不在少数。出门都是骑毛驴，极个别的还有自行车。老百姓富了，乡里自然也很富。有了家底，货栈自然就办起来了（先期收购需要大量资金，没有钱就是空想）。

以烤烟为例，当时，沂蒙及周围几个县推广美国烤烟已成气候。一到烤烟收购的季节，周村辛店的几家外国烟草公司便来当地设立收购点，收购当地农民的烤烟，我爷爷他们的“穆陵关收烟铺”便以价高，量多（不压斤两），付现钱等优势，获得了丰富的货源。当地的农民也乐于把烤烟卖给我爷爷他们。我爷爷他们一旦收集到了一定数量的烤烟，就用一辆雇来的美国道奇大卡车运往青岛，卖给当时的大英烟草公司（现在的青岛颐中烟草公司的前身，青岛足球队的球衣上的“颐中”二字便是这家公司）。有时也卖给周村的日资南信、米星等几家烟草公司。我爷爷还顺便说，日本人做生意很实在，只要质量高，价钱绝对高（日本的三家烟草公司在1938年统一合并为“华北烟草公司”）。

再就是收购棉花。棉花收上来就只有一个买主了，即青岛的九家日本大型棉纺厂。我爷爷说，说良心话，七七事变前，日本的生意人及日本企业大都能礼貌经营，合法经营。他们对中国工人都很客气，青岛棉纺厂的中国工人有几次要求加薪，日本老板都同意了。他们也会照章纳税，从不耍滑头。

位于城西关的炭栈（现沂山宾馆处），则主要经营从临朐五井挖出来的煤。临朐五井一带出煤炭是远在清朝的事。清朝中叶，这儿的煤炭生产即已成气候，故有五井之称。但当时的煤矿主只顾采，而顾不上外卖，所以，先以低价买下，再转手卖出，利益还是相当可观的，但这需要大批资金，正好我爷爷他们做到了。他们成立了沂蒙县的第一家炭栈。

季风还建议成立了手工业合作社，专门生产手工艺品和小型的手工业产品。比如用弥边河上的苇子编成草帽，用红柳条编成菜篮、礼品篮等。

尤其是他们制作的一种“马扎”更是传到了海外。我爷爷将它命名为“季风牌”，并让他一人独占两成的股份。他们以高工资（当天支付现大洋）招来附近的能工巧匠制作。

该“马扎”用木质坚、纹理细、色泽紫红的檀木、柘木、长枣木组成撑梁、撑底，放锅内蒸馏熟煮，直至木性固定不再变形或干裂，然后，晾干加工。撑子用材轻、负荷重，要经得起人体的摇摆晃动。在这里，卯榫是最关键的部位。要上下内外，直冲斜靠。为了确保质量，我们不用通常的阴榫和明榫，专用难度大的“包榫”（也称插皮），使卯眼和榫头浑然一体，永不变形和松动。撑子的各件榫合后，再用潍县、周村特铸的“竹节铜轴”贯连起来，以两爿撑扎。最后用细白线为经，蓝白两色棉纱合股线为纬，顺撑梁两侧孔眼交织成几何对称的各种图案，做成美观舒适的撑面。当时，这种产品远销青岛、烟台（有烟台人又带入了韩国）、徐州、天津等地。在1935年举办的山东手工业产品展览会上，老鹰崮展出的撑子获得特等奖。

季风鬼子点多，我爷爷就十分佩服他。但凡他出的主意，我爷爷都采纳，为此，县长王达礼还想来挖墙脚，要把季风调县府规划局，统一全县的发展规划。我爷爷当然不放，说季先生是乡村建设研究院派到我这儿的，你要要人，请找梁先生（指梁漱溟）。这么一说，王达礼就无话可说了。

可他俩毕竟是拜把的兄弟呀，所以，只要县里有事我爷爷总是让季风赶过去帮忙。而季风只要下山，一准的是王达礼的那辆美国中吉普来接他——这是王达礼的专车，是韩复榘为了肯定他的工作而奖励他的。此事在当时的沂蒙县传为美谈，人人都知道韩主席奖了王县长一辆专车。

知道这辆车到沂蒙的第一天拉的是谁吧，我爷爷！王达礼拉上他说，走，老兄，到你修的马路上兜风去。我爷爷当然高兴，欣然上车，不料车没跑多远，不行了，赶快停车。怎么了？奶奶的晕车！我爷爷居然不能闻汽油味（正是这一独特的原因，断送了我爷爷以后的为官之路）。

这辆中吉普王达礼一直用到了日军来侵。他把它变卖给了烟台的一位商人，筹的钱用来拉起了抗日武装。这是后话。

王达礼因敬佩季风的人格，还主动戒了酒，并尊称他为“大学士”。说起来，这又是个小故事。有一次，王达礼把季风接下山，让他帮着筹划件事。季风给他出了三个点子，都很好。王达礼十分高兴，为表示谢意，便在德顺楼宴请季风（不过这次不是临朐全羊）。酒过三巡，王达礼又热闹起来，他非要那位60多岁的跑堂坐在他的首席喝酒，自己去替人家上菜。那老头哪敢，直是推脱。王达礼见他推脱，反而更上了劲，非要让老人“当一次县长”。如此推来让去，闹翻了整个酒楼。吃饭的不吃了做饭的不做了，统统地围了过来看热闹。

就在这僵局时分，季风说话了：“王县长，可否听我几句话？”

王达礼愣了愣：“当……当然可以。”但他手里还端着上菜盘子。

季风不动声色地说道：“县长大人一贯亲民爱民，没有官架朴实可亲，并为百姓办实事。此等美谈想必不说大家也知晓。”

围观的人群一阵鼓掌。

王达礼高兴得直晃脑袋，一仰脖子又灌下一口景芝白干。

季风接着说：“但今天之事，却有所不妥。这位大爷的工作是跑堂上菜，你不该在他的工作时间打扰他。如果真想请他吃饭，应在他不当班的时候……”

“嘘……”人群中一阵嘘声。

话不多，但在理。王达礼的脑瓜有些冷了下来，他放下了手中的菜盘：“对……不起，今天我喝高了。对……不起，我……这儿给这位老哥赔……赔不是……”说着，朝那位老跑堂的深深鞠了一躬。

那位老者也赶忙向他鞠躬。

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掌声。

人们散去后，王达礼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季先生，不，大学士，你，是第一个敢当面说我不是的人，说得好，说得对，我王某敬佩。我知道，我喝点酒就上劲，不然，大伙不会叫我王鞋底。我想利用今天这次机会正式宣布，我王某今后戒酒！”

此话一出，举座哗然。

季风慌了，赶忙站起来说：“别，别……王县长，少喝一点还是可以的。”

王达礼却上了劲：“不，不，我想试试看，不喝酒到底行不行。如今，蒋委员长号召开展新生活运动，本县长也该带个头。蒋委员长为当今皇上，却只喝白开水，我一个小小的县长为什么不可以喝白开水？好，就从今天开始，我要试一试。全县的大小官员都试一试，掀起新生活运动新高潮。”

从此后，王达礼真的戒了酒，尤其是在宴会上，他一律是以水代酒。在县府机关中，他也推行戒酒运动。尤其是对于喝醉了误事、闹事的官员，一律严惩不贷（当然不再是抡鞋底）。以此为发端，沂蒙县的民风也为之一新，打老婆的少了，打群架的少了，不孝敬父母的少了，老百姓们一个个的都跟着王县长“文明”起来（王达礼不喝酒的戒律一直到日本鬼子打进来才破戒，因为他喝了酒才能打仗，端着机枪第一个往前冲）。

关于季风，我还想交代几句。由于他的工作认真出色，梁先生想把他调回到乡村建设学院的乡村经济系做系主任。但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梁漱溟先生的整个乡村建设研究系统南迁，季风却错过了这一机会。当1938年1月11日日军占领沂蒙后，他回了他的金乡县老家，并拒绝伪职，在县城街头卖烤地瓜为生。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先生筹办省农业厅下属的乡村经济研究所。何思源是菏泽人，与季风算是同乡，他很快得知了季风的大名，遂命人持亲笔信邀请季风来济南工作。季风欣然前往，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至于他解放后如何，以及怎样戏剧性地被打成了“右派”（因为一个字），以至又回到了沂蒙县劳动改造，并得到我爷爷的暗中照料，以后我还会详细告之。

总之，若不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日两国兵戎相见，沂蒙的发展是非常可观的。就这一点而言，他又特别痛恨日本人。可以这么说，日本的入侵既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以及同时代的很多人的命运（季风遭贬，王达礼殉国，关庆民则死于党内的“肃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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