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说，清末民初的时候，政局那可真叫个乱。你想想，中国打从秦始皇起就习惯了在皇帝的统治下过日子。一旦没了皇上，这日子可怎么过？

爷爷记得很清楚，山东自打民国以来，几乎一天都没安生过。先是军阀张怀芝坐局到1916年，其后是张树元，坐局到1918年，接下来是田中玉坐局到1922年。接下来便是狗肉将军张宗昌。

“省长”走马灯似的换，下边的县长更是几月就一个面孔。而且，谁上来谁大贪一番，一个个自己先捞肥了再说。

有一年，沂蒙县的一个名叫张玉明的县长，因为太黑，终于激起了民愤。沂源的那股杆子郑五麻子（即先前袭挠过小坡村的那股杆子）主动来联合我爷爷他们，要两家一起使劲攻县城。

这话要从鸦片说起。人人都知道抽大烟有害，但更知道种大烟可以发大财。那时有“一亩烟，十亩粮”之说，甚至远远高于这个比价。尽管自清政府始，就明令禁止种、运、买卖、抽食大烟，但那大都流于形式。到了民国初年，禁烟运动更是形同虚设。

同全国大多地区一样，沂蒙县的大烟种植也十分兴旺。我们县虽多是山区、丘陵，但丘陵下的河套、山岭中的小平原还是有的，这里土质肥沃，气候湿润，十分适应罂粟的生长。

那一年，风调雨顺，全县的罂粟又是丰收在望。老百姓们都准备了“烟刀”，等着收割日子的到来。这时，县长张玉明发话了，要么将烟税提到四成，要么政府就全面禁烟——就是全部没收。

那时的烟税多为二成，三成的时候都很少。而且，从不明说，大家心知肚明即是，而这个张玉明狮子大开口，竟开口要四成。他的理由是，今年丰收，理应多缴，烟税进库，专修弥河（就是淹死过我爷爷大哥的那条河，一到夏天就发水，历届政府都没有治得了它。现如今倒不用治了，它已经污染得连水草也不长了）。

但老百姓根本不信他的，因为不知有多少县官都说集资修河，但最后，都不了了之。钱也不知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更有人说，张玉明在济南又包了个“学生妹”，手头需要钱……眼看着“动镰”的日子就要到了。张玉明也一天到晚骑着马，带着保安队的黑狗子到处巡查、威胁。这时，烟农中的老者想了个主意，与其给张玉明，还不如给土匪！张玉明是捞了就走（据说他原是张勋的部下，是安徽人，老百姓私下里称他为“张蛮子”），而土匪则是坐地户，有事还能找他们。

他们马上找到了郑五麻子，郑的这支队伍有300多人，两挺轻机枪，100多条快枪，是一支很有实力的队伍。

而且郑五麻子本人就是个心狠手辣的主。他早年就是个混混，一天到晚好吃懒做。有一年夏天他在河里游泳时，碰上了一个也在游泳的官军。这官军的一枝快枪要了自己的命。为了得到这支快枪，他在水里结束了那位无冤无仇的官军的性命。有了这支枪，郑五麻子很快拉起了一枝杆子。活动于沂源、沂蒙、临朐、昌乐一带。他最远处到过寿光和日照，是一枝十分凶悍的土匪队伍，他有一首***不类且非常可笑的顺口溜：老子天下第一团，人人都该我的钱……郑五麻子马上答应下来，但他考虑到自己的力量不够，就主动找到我爷爷要求联合行动。我爷爷他们早就听说了张蛮子的劣迹，也想把他驱走，遂答应下来。行动前，双方按土匪行里多年的规矩划定：一旦事成，郑五麻子队伍因人马多出力多，把持三个城门；我爷爷的队伍因人手少，把持一个城门，城里商号、店铺、烟馆的划分也按三一比例。

我爷爷谦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郑五麻子当年的“不杀之恩”。郑五麻子为了卖好我爷爷，将我曾二奶奶当年雇他行凶的计划和盘托出。我爷爷当然也就接了这个顺水人情。

同时，双方还跟烟民们约定：一旦驱张成功，烟税只提三成。这当然受到老百姓拥戴。

打县城基本没费劲，由于有城里烟民和“勾子”（即土匪的内线）的配合，不到天亮即打下来了。

这次，郑五麻子采纳了我爷爷的建议，执行了“得财不伤主，要钱不要命”的政策，故伤人不多。保安队死了两个人，伤了七个，被抓的全放了。有不愿走的就入了伙。遗憾的是，让张玉明给化装逃跑了，这也埋下了祸根，三个月后，他又带着一个团的官军围了过来……

土匪们从来没有坐过县城，如今进了城，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终日里大吃大喝，花天酒地，县城里出现了畸形的繁荣。澡堂里一天到晚不断人，酒馆里总是抬出些醉鬼，妓院里成夜成夜的笙歌不绝。原先逢一、五、九的集，现在几乎天天都赶。郑五麻子本事大，还从潍县请来了个吕剧戏班子（那时还称山东琴书），一天到晚的唱大戏。

按事先的约定，我爷爷的杆子们守西门，东、南、北三个门都归郑五麻子的人守，守门可不是简单的站站岗，这里边学问很大，因为所有进城的人是要交“过路费”的。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物或给货。一般的情况下是收一成。

收二成的时候也有，那就是过路的人很富有。越富收得越多。很穷的老百姓兴许一个子不要。反正我爷爷是这么规定的。

客观地说，我爷爷他们把持的西门，一直比较规矩。但郑五麻子的杆子们就不行了。他们有时收到二成、三成。而且不分穷富。据说，西庄有位孤老太太挎了27个鸡蛋进城，想换点盐和油，结果还让守门的土匪给抢走了五个。孤老太太哭了半天也没用。还有的土匪借检查调戏妇女，专摸人家的裤裆，说是看看藏没藏大烟膏。

这些事告到郑五麻子那里，有时他也管，据说，他就把那个要了五个鸡蛋的土匪抽了五鞭子。但是，要是碰上他喝醉了，就不行了。不但不管，还要熊人家告状的：“怎么的，老子给你们赶走了张蛮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时间一长，该发生的事情你也猜到了，老百姓全走西门，不走那三个城门了。如此一来，郑五麻子不高兴了，噜嘟着脸来找我爷爷，我爷爷和风细雨地对他说：“五哥，这老百姓的脚长在自己的腿上，他爱走哪个门，咱可管不着，不过哩，我也劝五哥一句，让自己的弟兄们悠着点，毕竟乡里乡亲……”

郑五麻子听了，摸摸后脑勺，悻悻然回去了。据说，他回去后，借着酒劲把自己的弟兄们骂了一阵，让他们今后悠着点。但他手下的土匪毕竟匪气太浓，胃口并未见收敛。

另外，两支杆子的土匪们，也时常闹闹别扭。一次在妓院，我爷爷手下的那位一枪准，与郑五麻子的一位炮手，外号叫“五十步”的（意思是50步内，百发百中），为了抢一位妓女，两人上了。他们让那位妓女头顶一个苹果，站在30米远的地方，谁打中那个苹果，妓女归谁玩。结果是，两人都是一枪中靶。两人互不服气，嚷嚷着再比时，妓女却吓疯了，脱光了衣服，满大街地跑：“一枪一个眼，一枪一个眼……”

即便是自己的杆子里，也显出了出事的苗头。那个先前被我爷爷救过的老赖疤，抽大烟抽得快晃不动了，还想人家房东媳妇的好事。趁人家丈夫出门了，半夜里要送人家花手绢，让那媳妇告了。我爷爷一听，非常生气，把他狠狠熊了一顿，罚他给那家人家挑了三天水，打扫了三天院子。

老梁台还向他反映，弟兄们里边有用子弹换烟土的，但只是听说，没有抓住证据。

还有一次，那四去西街的一家年货铺买香烟。那家杂货铺的老板找他诉苦，说他的弟兄们经常的光买烟不给钱。说俺是小本经营，是从周村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分店进货，一月一清，货款回不来，就无法再进下月的货。今天你一盒“飞马”，明天他一盒“飞船”，后天他一盒“三喜”，让谁也受不了，这样下去得关门。

如果以上这些事还不算大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件大事，却深深地震惊了我爷爷。我爷爷遂决定：赶快上山。

事情是这样的：郑五麻子小时一块掏鸟蛋、尿尿和泥巴的小伙伴，一听说他坐了县城，十分高兴，兴冲冲闯了县衙门：“麻子，你还真行……如今当上县太爷了。”

“谁喊我麻子？”当时，郑五麻子刚刚睡醒了午觉，应该说酒已经醒了。

“我呗，还有谁，二蛋呗……”那小子兴冲冲地往里闯。

“你小子来干什么？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郑五麻子一脸的不高兴。

“你说干什么，找你喝酒呗……你忘了，咱们爬马寡妇墙头……”

“让你马寡妇……”郑五麻子一脸的麻子全青了，接着掏出手枪一点，啪的一声，那位叫二蛋的翻了翻白眼就咽了气，一旁的土匪没一个敢吭气。

郑五麻子的这一枪，使我爷爷想起了《史记》里“遮道而呼涉”的典故：陈胜称王后，有个曾经与他一同佣耕的穷朋友去找他。宫门令非但不通报，还要捆他。适逢陈胜出，穷朋友于是“遮道而呼涉”。既“遮道”，又直呼其名，在穷朋友看来自然是亲切无隔阂，但在已称王的陈胜看来则是“无礼”，便窝了一肚子气。接下来，穷朋友“见殿屋帷帐”，竟敢当面批评陈胜摆阔气：“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这话虽是实话实说，但陈胜却很不高兴。

最后，穷朋友竟敢叙与陈胜佣耕时的“故情”，这无异于揭了他的老底。陈胜终于忍耐不住了，杀了自己的穷朋友……我爷爷第一次跟我讲起这则故事，是我从部队复员回枣庄搞创作的时候。他为了鼓励我写，就给我讲了这个故事。

“这城里不能呆了，得赶快走……”我爷爷跟那四一商量，马上开了个会，把事情前前后后一说。

土匪们平日里虽然跟我爷爷学了几个常用字，但对历史还是一片空白，你跟他们讲陈胜太远，爷爷就给他们讲了李自成李闯王进了北京后贪享受、争权力、闹内讧的故事……郑五麻子听说我爷爷要走，心里喜滋滋的。因为他早就想挤对我爷爷了。如今看到他们主动“撤局”能不高兴吗？但他表面上还是挽留一番，最后还十分“仗义”地送了两箱子弹、五袋小米和三桶美国生产的照明用煤油（美孚石油公司的产品。在那个时候，这是最好的照明用油，比中国老百姓常用的菜油可好多了）略表心意。

果然不出我爷爷所料。郑五麻子的杆子在县城里很快就不得人心。几个乡绅联名跑到济南府告状。当时的山东督军是军阀田中玉。田中玉一声令下，从临沂调了一个团，把个小小的沂蒙县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官军团长令郑五麻子两天投降，投降还可保小命，否则破城后，一个活人不留。依老规矩，砍头示众。

郑五麻子从来就不是个服软的货，他硬是不降。不但不降，还把告状乡绅的家眷拉到城头上，用他的大铡，一个一个地铡了。官军团长急红了眼，一声令下开炮。那门用两匹马拉的小炮咣咣地响了起来。那时节的人哪里见过炮呀，这小炮一响，土匪们乱了。官军们经过一个夜晚的激战，终于攻下了沂蒙县城。

据县志记载，这场民国十三年的血战，官军伤亡59人，郑五麻子的土匪除了20多个幸免于难外，全部被捂。不是被打死了，就是受伤被俘了。被俘的多达130多人。“悉数在城东门被铡头示众，所用铡刀为郑匪所携带……行刑时间几近一上午。三把铡刀终至卷刃。匪首郑氏最后一个被行刑，被大铡八块……匪尸堆积如山，污血厚达二寸，血腥味三里不绝……”

需要指出的是，幸免于难的20多人，是由郑五麻子的儿子郑宝宝带着去安丘送烟土了，故躲过一劫。但12年后，他因参与了中共沂蒙县委领导的暴动，被韩复榘砍头示众。父子俩的下场都不妙。

据当地人讲：这场攻城血战是自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9月，捻军攻破沂蒙县城旋被清将僧格林亲统诸军复又夺回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事。在一百多年前的那次战事中，沂蒙县知县被捻军处死，衙署被焚，印信遗失。约月余，捻军即被清“德楞额兵勇”尾随追击，“捻军大败，一直退至兰陵镇（今苍山县，出兰陵美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