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饿终于来临了。这个仍被人们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噩梦，令所有经历过它的人至今心有余悸。

这是大跃进狂热症过后的必然结果。在这场狂热中，新中国严重地透支了其所有财力、物力、人力及时间，其后遭到惩罚是必然的。

1991年出版的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六十年》一书公开承认：“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又查1993年出版的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提及“三年困难时期”是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另据中科院《生存与发展》一书称：“保守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进入本世纪以来，此类探讨更接近于事实真相，已有权威人士提出三年大饥饿时期，共饿死3000万人，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年代。如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从1952年至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文中得出的结论是2680万！

我们家也深受其害，我奶奶被活活饿死。她死的时候我才三岁。

而已经担任煤矿领导的我父亲也没有能赶回去为她送终——因为矿工们经不住饿，纷纷开小差回家。当时矿上流行的口号是：七级工八级工，不如社员一沟葱……我父亲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带领矿保卫科持枪巡逻。

实际上崮下村再次沾了山高皇帝远的光，当周围邻县的很多地区于1959年冬就已出现饿死人现象的时候，饥饿的魔爪才刚刚伸进这个幽静的小山村。

一开始的表现是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因为粮食基本上吃光了。好在村子是被拔了白旗的，所以在去年秋征粮时，征的还不算多，每人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俗称三大粮）大约能合到150斤。加上以前偷偷储存的，应该说在全县都是最高的。这比起那些放了卫星的村，仅仅留下不足百斤粮食，简直就是进了共产主义。这也是崮下村饿死人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进入1960年初，食堂已不见了当年大鱼大肉的风光，“早上稀饭，中午饭稀，晚上稀饭”。再往后，干脆改成了一天两顿，依旧是早上稀饭，下午饭稀。

这天晚上，天傍黑，绕弯拉着支书穆三胖和穆蛋来找我爷爷了：“三爷爷，这食堂办不下去了，说实在的，这饭稀得连锅巴也烧不成……”

绕弯说的“锅巴”是有故事的。这是在大饥饿的年代里一些炊事员的发明。他们在烧饭时，故意用大火烧，使锅底结成一层巴，最后自己或自己的家人再享用。故那时就编了个顺口溜：“一人粮三钱，饿不死炊事员。”

但如今，连绕弯也称不住劲了。

也许是没吃饱的缘故，大伙都不说话。最后，还是我爷爷打破沉默：“那大伙说怎么办？”

“要我说，干脆解散，粮食分到各户，由他们自由搭配。”那时，上级已提出了“菜代粮”、“瓜代粮”的口号。

“解散不行，上边查下来怎么办？”现任支书穆三胖首先不同意。那时上级要求很严，任何人不得自家生火做饭，一经发现，没收炊具，游街示众。

绕弯也急了：“那饿死人俺可不管。”

穆蛋毕竟当了多年的支书，说：“实在不行，咱再拔一回白旗，来个暗散明不散。”

这是个好主意，我爷爷和绕弯一致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穆三胖最后也同意了，但又说：“不过咱得防止上级检查，得在崮顶放个哨。一看上边有人来，赶快通知大伙熄火。”

穆蛋说：“这还不好办吗？你是民兵连长，你安排就是。”

以后的日子里，在崮顶的最高处，就多了个武装民兵值班的望哨。这个望哨的任务是，一旦发现有公家人来了，不管干什么的，立马搬倒“消息树”。

“和打鬼子时一样……”每每看到消息树倒了，我爷爷总不免感慨一番。

食堂是暗散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由于前一阵子大炼钢铁将家里的饭锅、菜铲都收上去炼成了废铁渣，家家户户几乎无法做饭。最后，还是那个原先因不愿上交饭锅还挨了批斗的王中农想了个法：用大瓷盆煮饭，火温着点，总能烧熟。

回到济南原单位的“路右派”，不，路同志这时帮了大忙，她帮着村里联系了一批生铁锅，村里急忙拉了来应急。正常情况下，生铁锅在用以前是要用油咬一遍的。我们老家的人多是用块肥猪肉，火旺旺的，最后，肥猪肉化了，油也渗进了锅。但现在，去哪儿找肥猪肉？所以，这道必需的程序也就免了。大伙吃了好一阵子的生铁饭。

放羊的李拐子开玩笑说：“这样的饭压饿，值！”

“瓜菜代”的日子开始了。

这些所谓的瓜菜多是指南瓜、胡萝卜缨子、辣菜缨子、晒干的地瓜秧（以前这东西是喂猪的）。但这些东西既无营养，又不压饿，按刘英的话讲：“多数人家还不舍得吃，只能是拌上一点粮食熬成稀饭喝，撒上两泡尿就完了。”刘英能干也能吃。一顿能吃三大海碗，外加四个糠窝窝头。

渐渐地，连瓜菜也吃完了，就开始吃树皮、花生壳和野菜。好在崮下村有着大片的山地山坡，能吃的东西不少，什么酸枣了、野杏了、野柿子了、小核桃了等。野菜则是苦菜、荠芽、野独蒜、漫山爬、甜草根等。

这个时候的三龙潭功不可没。潭里边的水草、浮草、水萍等植物救了崮下村老百姓的命。以至于最后，穆三胖不得不派民兵把守，由队里统一捞取，而后分给大家。由于那些年里对水草的捞取量过大（现在的环保词汇叫掠夺性捞取），使得潭中的鱼虾大量减少，直到1964年方才恢复。

再往后，这些玩意也没有了，人们开始吃观音土，用这种东西掺上黑杂面，蒸窝窝头吃。人吃了这玩意拉不下大便来，憋极了只好用手抠，那个时候，家人互相抠大便成了非常平常的事。若是哪家人没有互相抠的，那才叫奇怪。

李拐子是个孤老头，没人帮着抠，他就自己抠，自己抠却怎么也抠不出来。肛门被抓得鲜血淋漓。第13天上，他硬硬地被“撑”死了！

这个被大便撑死的人，也是崮下村第一个被饿死的人！他死后，缺了放羊的。这时，季风顶替他放起了羊。也正是这一机会，使他晃晃悠悠度过了大饥饿这一关。至于他是如何活下来的，下边我会介绍。

其后，村里又有三位老人被活活饿死。

1960年冬种小麦的时候，又发生一幕惨剧。那个时候的人已经饿疯了，饿得开始吃种子粮。种子粮是保命粮，是过去的土匪都不抢的粮食。但现在的人已经顾不上了，前边刚刚种上，后边就有人扒出来往嘴里塞，实在没办法。穆三胖想了个绝招：往麦粒上拌上毒药，这才算制止住了扒种子的疯狂。但是悲剧并未落幕。几个半大孩子不知道，半夜里起来扒种子吃，结果全部中毒，五个孩子中死亡两个，抢救过来三个，其中两个成了痴呆。他们如今都50多岁了，其中的一个痴呆已于“文革”中走失，另一个至今天天坐在村头的银杏树下傻笑，成为大饥饿年代的历史见证人！

最可怕的消息来自关家桥，他们说，有一家只有孤儿寡母两人，家里已断粮多日。过些天，人们不见了那个八岁的孩子，又过几天，人们见那寡妇半夜里起来煮肉吃，肉香引来了附近的饿狗，更有人说，有邻居曾见到那寡妇在削一个男孩尸体大腿上的肉，这个男孩就是她那被饿死的儿子！

关家桥村在放卫星时在全县拿了个第三，上交的征购粮也特别多，早就断了粮。在大炼钢铁中被钢水融化的大福，其家人一家四口，全部饿死。他老伴是饿死在坑上，儿子饿死在猪圈食槽旁，好不容易养大的那个17岁的女儿是饿死在椅子上。姑娘面黄肌瘦，眼窝深陷，颧骨高鼓，一如旧戏里的女吊死鬼。

崮下村在饿死了二三十人的时候，穆三胖急了，也害怕了，他找了辆自行车，挎上他的五一步枪就往公社跑。刚骑到村口，我爷爷从银杏树下闪了出来。

“三胖，干什么去？”

穆三胖一看，急忙下了车：“去公社呀，告急去……”

我爷爷说：“你觉得告急有用吗？”

那时，上级已经在开始分发救命粮，但少得可怜，经过七扣八扣，分到每人碗里不到五斤（每月）。

我爷爷的话把穆三胖问住了：是呀，你咋呼得再凶有用吗？现在是僧多粥少。上级也是没办法！

穆三胖急出了泪：“眼看都饿死了，该咋办呀……”

我爷爷一字一句地说道：“记住，你现在要做的是正相反！”

“正相反？”

“对！今后死亡的人数一个不报。这样上边仍会按原人口补救济粮，这叫吃‘空饷’。这在旧军队里是常有的事……”

穆三胖一下抱住了我爷爷：“哎呀呀，大菩萨呀……”

掌握了这一小窍门，使得崮下村“名利双收”。公社表扬崮下村救济工作做得好，死的人少，给社会主义增了光；同时，村里仍在吃原先标准的救济粮。这样，就比其他村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