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终于胜利了！浴血奋战的八年，居然一眨眼就过去了！当消息传来时，人们根本就不相信。

于是，在沂蒙县出现了这样的历史镜头：日军由于通讯设施先进，先于我们获知了投降的消息。第二天一早，驻沂蒙的32个日军在一位小队长的带领下，在营区大门口赤手列队向所有过往的中国人鞠躬。门口的太阳旗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几幅标语：投降终战，中日亲善，支那大大的，日本小小的。

沂蒙的老百姓被这一切惊呆了，人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有胆大的人唆使一位“疯汉”（即疯子，精神病人）向前打日军小队长。那位疯汉傻乎乎地上前就揍，结果被打的小队长一口一个“哈依”地站着挨揍，人们这才相信了。于是，几个胆大点的冲上去，照着小日本连踢带打，算是报了仇。但更多的人只是“围观”！

有趣的是，日军挨打时，一口一个哈依，但维持起秩序来，仍是一丝不苟，比如，不允许男人打老婆，不允许随地大小便，病死的鸡鸭猫狗不得乱扔，学校不能停课，抓住小偷仍然关起来，不允许破坏树木及庄稼，对传染病人立即隔离。

当然，还有，拒不向共产党的八路军缴械。

抗战是结束了，但抗日战争的故事却没有结束，还记得我在前边提到的那个专门喂马、管仓库的老鬼子兵秋仁正男吗？故事就发生在他身上。

也许是岁数大点的缘故，也许因为他是个后勤兵，秋仁正男倒不像其他的鬼子兵那么凶狠，城里的老百姓从没见他买东西不给钱，或是打人骂人，他也从来不带枪，只是腰挂一把步枪刺刀。他走起路来，总是迈着日本步兵典型的操典步，目不斜视，有时高兴了，还会自哼自唱《君之代》。

有一阵，他还帮助过附近的一个寡妇，那位寡妇挺可怜的，才20岁出头，就带着两个孩子单过（这在旧社会并不奇怪，十五的娘亲十六的爹）。一些地痞流氓常去想她的好事。他知道了，就端着刺刀把几个小流氓赶跑了，并在寡妇的门前挂上了日本太阳旗，还常常送些食物给这寡妇。

这时，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大娘，一边比划着，一边对他说：你娶了她吧……秋仁听了，憨憨一笑说：我的“老王八”，不行的，这样帮助就很好。

这话把几个老大娘逗了个仰天大笑。原来，几个被赶的小流氓为了报复他，就教给他说“老王八”，就是年龄太大的意思，他就当真了。

他呵护这个小寡妇一年多的时间，直到这位小寡妇嫁到了莒南一个做粉丝的殷实人家。

以后，那几个老大娘才从他嘴里得知：我的，妹妹，也是瓜（寡）妇，我的妹夫，在你们湖南衡阳战死了。

本来，他是应同所有日军一样到青岛集结，然后回国的。但当时有一批物资和四匹战马需要照料，他就被留了下来，说半个月后，再来接他。

于是，沂蒙县便留下了最后一个鬼子兵。

但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天天盼，日日想的上级并没有来接他，但秋仁还是对所有关心他的中国人说：“沙川少尉，会来接我的，我的，要认真等候……”他说的沙川少尉是最后一任小队长。

于是，秋仁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人们常常看到他穿戴整齐地骑着一辆自行车（孔明牌，有趣吧），从他的那间小趴趴屋，到不远处的仓库打扫卫生或翻晒物品。四匹战马也喂得膘肥体壮。有时下大雨，他也坚持跑操，每个星期一的早上，他还要对着一面日本国旗唱《君之代》（那幅日本国旗被他画在一张中国仕女图的背面）。就这样一直到了1945年的11月，国军正规军的一个团开进了沂蒙县城，接管了那四匹马和仓库里的所有物资。

秋仁没事干了，但他的上级迟迟没来接他，他只好流浪沂蒙街头。善良淳朴的沂蒙人民凭着中国人特有的善良，热情地照顾他。大伙你今天送一顿，明天他送一顿，继续供养着这位日本老兵。

久而久之，脑子本来就有伤的秋仁，精神状态出了问题。他常常望着东方发呆，而且见人就问：“见到沙川小队长了吗？他为什么还不来接我……”

好心的中国人便安慰他说：“沙川小队长到了潍县了，快到了，你再等等……”

“伟（潍）县在东京的什么地方……”他还会问。

“在东京东边，二十来里吧，反正快了……”

秋仁就笑呵呵地走开了，碰到第二人，他又是那句“见到沙川小队长了吗……”

精神一失常，他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常常是饿一顿，饥一顿，原先的破军装也变得褴褛不整，一位好心的中国大娘给了他件破花棉袄，他就当成了宝贝，三冬四夏全穿在身上。

此后，沂蒙县城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手里二易其手，其间，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位可怜的日本老兵。直到我爷爷发现了他。

那是我爷爷下山来巡察炭栈的时候，见到了蓬头垢面的秋仁正男。那天，秋仁穿着花棉袄迈着正步走在教堂前的东大街上，一边走一边还唱《君之代》。后边则是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并往他身上扔石子。我爷爷倍感好奇，问炭栈的伙计：“怎么这疯汉会唱日本歌？”

伙计说：“他就是个日本人。”

“什么，日本人？怎么回事？”

伙计将秋仁的遭遇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当晚，我爷爷难过得没吃晚饭。

第二天，我爷爷郑重其事地对炭栈的掌柜的说：“这样吧，从今天起，咱们炭栈负责照顾这个日本老兵，任怎么说，他也是个人啊。我一个月给炭栈拨30块钱，到时你们少进账就行。平日里安排他看看炭场子。噢，对了，先找个郎中给他看看，反正不能再让他在沂蒙的大街上乱跑，再让我看见了我扣你们的工钱……”

炭栈掌柜唯命是从，当即表示：“大掌柜的菩萨心肠，一切按您吩咐的办！”

就这样，这位日本老兵就被安排到了穆陵关炭栈当了一名看场子的。店里的伙计都不敢怠慢他，供吃供喝，一星期还带他洗一次澡，一月剃一次头。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秋仁正男于1953年7月病逝。临死前，他紧紧握住我爷爷的手：“报告……告沙川队长，我完成任务……务了，可以回家了吗？”

我爷爷满含眼泪说：“秋仁君，你出色地完成了交给你的任务，现在……你可以回家了……”

秋仁死后，我爷爷让人把他的棺木抬回了老鹰崮，埋在了崮下村村北头的一片土岭上。这时我爷爷已是个地地道道的崮下村的村民了。尽管他还有个空衔：省参议会参议员，此证发于1946年年底。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一切本该早早进行的工作也随即展开。

1975年8月，战后整整30年的时候，一对40多岁的日本中年夫妇和三个小孩来到沂蒙县，在县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到崮下村认领了秋仁正男的骨骸。男的正是他的儿子秋仁春上，女的则是他的儿媳，三个小孩是他的孙子。

临回国前，秋仁春上手捧着父亲的骨灰盒，率全家在我爷爷面前长跪不起，以感谢他对其父亲晚年的收留和照应。我爷爷老泪纵横，几乎不能自己：“将心比心，将心比心……”

当时，秋仁春上还赠了我爷爷一笔巨款（合7万元人民币），但被他全部上交了当时的县革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