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谁都没有注意到1957年是农历的丁酉年，这一年又是鸡年。民间早有“鸡年难吉”的老话，故又有“丁酉丁酉，鸡鸣泪流，反右反右，鬼哭神愁”的说法。

但是，当年所打的55万名“右派”中，有一人记住了，他就是当年山东农业口的右派分子之一季风，即我爷爷上世纪30年代在家乡搞“乡村建设实验”时的老朋友。他是因为一个字而被打成的右派。

1990年春的一天，受我爷爷委托，我在济南东郊的燕山小区找到他时，已是耋耄之年的季风老人思路仍十分清晰，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谈了一下午：“要不是您爷爷，我早完蛋了……还有那个小右派路琴……”

“您是说路琴阿姨……”这些故事我已听我爷爷讲过多遍。

“对对，我们还是常见面的，患难之交呀。”季风老人连连点头。

“我已经看望过她了，她也快退休了。”我急忙说，“我爷爷说了，马上就来济南住一段时间，来了就会来你们家的，他说一定要聚一聚。”

季风老人说：“来的时候什么都别带，就带些三龙潭的虾来就行……”

我一听就笑了：“季爷爷，您还没忘了用网打捞红虾的事吧。”

季风老人马上会心地笑了：“哈哈，这是我当年出的洋相啊，一晃都30多年了……”

其实，我爷爷说，真的不是他事后诸葛亮。1957年那年，他也预感到要出事。因为我三奶奶及我小姑的坟头上的野独蒜又莫名其妙地发黄了。我爷爷一生不信这教那教，但却十分迷信，凡事常常讲预兆，有点什么事就十分过敏。1947年那年，这蒜也黄过，光长叶子不长蒜，那一年，国共两党在我们家乡打了几次大的恶仗，还闹了土改与还乡团。

知道野独蒜吗（也叫贼蒜）？这是一种爱在坟头上长的一种草类。根部只长一个独蒜头，大的有大拇指那么大，味道和大蒜一样。老乡们常常挖来调菜吃。同时，又有种说法，谁家的野独蒜长得旺，说明谁家的人丁就兴旺，家业就发达。

我爷爷是在去县里开政协会时，无意中碰到季风的。那个时候，已经是第二届政协了。建国前的参议员几乎全部进了政协，大部分都没有实际职务，只是领的工资不少，我爷爷就领9746元，按内部的说法“相当于17级”，因为他的资历老。

那天，县委会议室里很热闹，县委马书记（此人不久后调地区任副专员）正在讲话，说讲话有点客气，实为训话，每训几句，还念一段毛泽东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会议桌前围了十几个人，人人都低着头，面色难看，萎靡不振。在他们的后边，还放着些铺盖、行李等。我爷爷一问才知道是省里统一分下来的“右派”，县里劳动改造的，这些人要一直分到各村。

在没有发现季风前，首先引起我爷爷注意的倒是个小闺女“右派”，那闺女最多不过20岁，黄黄的脸，扎了两条小辫。说她是黄毛丫头吧，可她又像是个刚刚做了母亲的，因为她的两个***鼓得老高，胸前的花格上衣明显有被奶水浸透的水迹。她始终泪眼汪汪，隔不一会，就要在办公室一位女打字员的陪同下去厕所一趟。我爷爷天生的心善，便拉住打字员问：“这闺女怎么了？”

打字员小声告诉他，她不是个闺女了，是个六月大的孩子的母亲，是济南文化口的一个“右派”。因在哺乳期突然下放，奶涨，需要经常地挤挤奶。她哭是可怜家中的孩子没奶吃。

“真可怜……”我爷爷脱口而出。

“老政协，这话只能您说。”那打字员说完急忙溜了。

那时，人们称呼公家的人（拿工资，吃皇粮的），都习惯是姓氏加上职务或职业，如张书记、李县长、王记者、赵技术员。我爷爷是个政协委员，县里的人便称他为王政协，年轻点的便尊称他“老政协”。

“这个小闺女我要了……”我爷爷当即决定，将这位小母亲要到崮下村去。他刚一定下这一念头，心里又咯噔一下，怎么了？原来他看到了季风！

不错。是这老弟，还是当年那个样，只是胖了些，眼镜也换了，似乎还不如当年的气派。怎么？他也成了“右派”？嗯……随后我爷爷释然，是呀，不打他的“右派”，还打谁的“右派”呢？梁漱溟老先生解放后受批，韩复榘是个军阀……还是那句老话，别看我爷爷身居山乡僻壤，但他有文化，有看报纸和听广播的习惯（这时资讯传播的途径又多了项广播）。所以，对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时事要闻，他都能知道个八九。对于反右运动他始终也有自己的看法，共产党的有些人气量太小，号召人家提意见，人家提了，又说人家反党……“马书记，分我两个‘右派’吧。”会议一结束，我爷爷就拉住了马大林。马大林因在我父亲的问题上有愧，对我爷爷始终是尊重有加。

马大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哥，这些“右派”是下乡来改造的，谁都不想要，您怎么……”

“我最会改造人了，谁不知道？哈哈……”我爷爷示意嗦。

“好好好，就依您的办。”马大林也乐于送个顺水人情。

第二天，一男一女，一老一小两个“右派”就被接到了崮下村，接人的事是我爷爷亲自安排的。当时的村支书姓穆，不到30岁，是个复员兵，村里人都称他穆蛋，他对我爷爷十分尊重。同村里其他人一样，称我爷爷为“三爷爷”。当天一大早，他就派出了村（这时，已称高级社）里唯一的一辆胶轮大车。接回来时，村里才刚刚吃过晌午饭。

在这以前，我奶奶已经听我爷爷说了有个名叫路琴的“小闺女正奶着孩子被打成了‘右派’”的事。所以，车一停，我奶奶首先接过了路琴的行李：“来，路‘右派’，跟大娘走……”

村里人一开始仍按老规矩，称这两人为“路右派”和“季右派”。只是过了一段日子里，在两人的“强烈要求”下，才改了称呼。

“大娘，上哪去……”

我奶奶踮着个小脚说：“先找个孩子吃吃奶，别鼓着，这个时候不能鼓，要不会落下病，再生孩子就不好办了。”

那位小母亲当时就哭了。

以后，这位叫路琴的小母亲就被穆蛋直接安排到了自己的一个侄子家里，他侄媳妇刘英（这位“花木兰”的故事颇多）也是刚刚生了个女孩，奶水不够吃，正好，可帮着她奶孩子……以后，当我爷爷及村里人知道了路琴被打“右派”的原因时，才知道那才叫一个冤！

季风已经不认得我爷爷了。

也许是他被打“右派”打晕了，也许是眼睛不如以前好使了。我爷爷把他的铺盖提到家了，他还是没反应过来。我爷爷就有意启发他：“嘿，穆陵关，知道吗？王达礼，县长，好用鞋底抽人。还有，你仔细看看……”

“你是……”季风这才瞪起眼睛使劲瞧。

“我是……”我爷爷学着他的口气逗他。季风读书时遇到疑问，也是这个口气。

季风一下想起来了：“你是汉魁兄！啊呀呀……我这不是做梦吧？”

“不是，这是缘分，是天意。”多少年后，我爷爷一直这么认为。

晚饭自然是丰盛的。我爷爷专门用三龙潭里的小虾做了份辣椒炒鸡蛋。以后，季风还为这虾米出了次洋相，为村里的老百姓所津津乐道。

我爷爷破例喝了一杯酒：“我首先告你个实底，你俩是我要来的……你暂时先住我这儿，由我来监督你的改造，哈哈。”

“那好，那好……”

“不过，这事不要对任何人讲。”

（季风忠诚地执行了这一君子协定，直到1961年国庆，被突然摘帽回到济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人有说不完的话。慢慢地我爷爷才知道季风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居然是因为一个字，一个“时”字。

说起来，事情竟如此荒唐：毛泽东不是有个农业的八字宪法吗？叫土、肥、水、种、密、管、工。季风就提出，还应加个“时”字，即强调时间千万不可过季的意思。说实在的，如加上这一个字，八字宪法只能是更科学、更全面。但是，单位的很多人却不愿这么看。他们认为，难道毛主席还不如你英明吗？还不如你会种地吗？毛主席连日本鬼子、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于是，他就成了一个“右派”。

也好，他解放前不是在沂蒙山区搞过什么乡村建设实验吗？不是紧跟过梁漱溟和韩大军阀吗？那就再让他回山沟沟里。

“这简直叫不讲理，这叫什么事？”从这以后，只要一提反右，我爷爷就气得哆嗦。

季风小声说：“我这还算好的，有的就自杀了。省办公厅的一个科长，才23岁，因为给领导提了两条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一天到晚地批斗，还要他新婚不久的妻子陪着。他气不过，就跳黄河自杀了。”

“士可杀不可辱！”我爷爷倒敬佩这种人。

“哪像你说的这样简单。”季风叹口气说，“这反倒惹下了麻烦。”

“又怎么了？”

“他不是跳的黄河吗？结果尸体一直没找到。领导上就诬告他妻子把他藏匿起来了，说他根本就没有死。最后硬是把他妻子也逼疯了，怀孕三四个月的胎儿也流产了。”

“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季风苦涩一笑，说：“从这事以后，有些‘右派’就改变了自杀的办法，专门跳楼，跳五层以上的楼。一是保证摔死，二是留下尸体，免得给家人留麻烦。”

“老天爷，这叫什么事呀！”我爷爷仰天长叹，自愧在山沟沟里待得太久了。

“你可不能寻短见！”末了，又孩子般地强调一句。

季风说：“冲着你老哥，我也不会的，再说，全家人还靠我这54元的工资呢。”

季风运气也不错，被划了个“三类右派”。对此类右派处分标准是：撤职，开除党籍，留用察看。行政降三级。当时，季风已是正科长，行政19级，现降为22级，工资也由85元降至54元。

为安慰季风和路琴的情绪，我爷爷请季风和路琴到家里吃了顿韭菜包子（即水饺），并让支书穆蛋作陪。在这以前，我爷爷已经知道了路琴被打成“右派”的经过，其荒诞过程并不轻于季风，甚至让人好笑。

她的顶头上司文化馆馆长想她的好事，经常以工作为由带她出去，时间一长，她开始拒绝。反右运动一开始，这位领导挟私报复，说她平时不接受领导，不接受领导就是反党。于是，就划成了“右派”。更可恨的是这位领导哄她说，现在是搞运动，你写份检讨，应付一下认了这“右派”，而后就可以放你三个月的假，回家喂孩子。当“右派”可以放假？这话对路琴的诱惑力实在太大，她就写了自己的认罪书。结果认罪书交上去的第四天，就被罚下放了。

好在这些天，刘英等老乡们对她挺好，又有个孩子帮着吃奶。她的情绪多少安定下来，但就是想她才半岁的儿子，一给别的孩子吃奶她就哭。

“闺女呀，”一直到她摘了帽子回济南，我爷爷都是这么称呼她的，“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你着急也没用，慢慢会好的。过些天看看有机会让你回济南一趟看看孩子。”

“真的吗？三爷爷……”我爷爷称她闺女，她倒好，随村里人官称我爷爷为“三爷爷”。以后季风开玩笑说，这叫“革命阵营乱称呼”。

我爷爷说：“我蒙你干吗，闺女，村里就不买个针头线脑、种子化肥了？让谁去不是去？”“可俺是右派……”路琴一脸的感激又挂上了无奈。

我爷爷口气坚决地说：“以后不要提‘右派’这字，咱老百姓不相信像你们这样的人反党。你若要反党，得先把孩子喂大了不是。”

这话把路琴逗笑了，这才叫破涕为笑。

我爷爷看看他俩人说：“记住，你俩下到咱崮下村，就是咱崮下村的人，咱这里山高皇帝远，皇帝说了不算咱说了算。对不？”

这话让所有的人都宽慰起来。

接着，我爷爷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实际上，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以右为上，以左为下，以右为好，以左为次。大凡好人好事好文章，皆称‘无出其右’。荒谬过激、脑浆发烧、半吊拉叽的，才称‘旁门左道’，被人咒骂，嚼舌根。”

大家听了这话良久无语。

这穆蛋那天喝了不少酒，说起话来更痛快：“‘季右派’和‘路右派’你俩听着，咱乡下人懂不了很多大道理，但就认死理，老百姓都知道‘右派’都是有本事的人，很多还都是在党的人。怎么共产党还反对共产党呢？他既然要反对共产党，他还入共产党干什么？直接反不更省劲吗？”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是最朴素的真理。反思反右的文章连篇累牍，像这样直白而又精彩的不多。

我爷爷当下还交代，要紧的是给他们找个轻快活。

穆蛋说：“放心，三爷爷，您是知道的，社里的轻快活多得是。”

穆蛋是话里有话。那时已从初级社过渡到了高级社。所谓的高级社基本以自然村为标准区划。崮下村不大不小100多户人家，正好划成一个社。高级社时，农村发生了两个巨大变化，一是农民对入社有抵触情绪，便大量地宰杀牲畜，如耕牛、骡、马、驴等，对农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二就是村官多了，村干部人浮于事，如：一个社里就有脱产的“九大员”。从专职的支书、队长、会计、保管到记工、炊工员、饲养员等等，一应俱全。当时有顺口溜讽刺曰：书记队长白吃饭，会计保管不出汗。人人都想去喂猪，文书是个小白脸。记工从来不下地，饿不死的炊事员……既然全国的农村都这样了，再安排两个闲人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