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八一电影厂的大制作《血战台儿庄》在枣庄地区拍摄外景。这是内地改革开放后所拍摄的第一部正面描写国民党积极抗日、浴血奋战的影片。那个时候我还在枣庄文联工作，家也在枣庄。我爷爷当时正好在我那儿闲住。

当他知道这一消息后，激动不已。他虽已86岁高龄，但仍坚持骑自行车去了枣庄西边约十里的齐村。这儿是八一厂拍摄国民党士兵与日军拼大刀片的外景地。那儿一共拍了三天，老人跟着看了三天。一边看一边还喁喁独语地评论着。

我爷爷告诉我，真正在抗日战场担纲主力的，是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以山东为例，韩复榘撤退后留下的真空，很快从由河北撤下来的石友三部顶替。截至1939年1月，石部按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北调回冀；石部在山东期间虽未打什么大仗，但对于牵制山东的日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后，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奉命率部陆续入鲁，先后布防甲子山、沂蒙山，抱犊崮山区。于部辖国民革命军第51军、第57军、第89军及山东、苏北各地方游击队和保安部队（含沂蒙王达礼部。那时各县县长一律兼任各县游击队、保安团军事长官，王部以位于老鹰崮以东约60多里的牛头崮为根据地）。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也率部由鲁西进入鲁中山区，驻沂水县东里店。

在沂蒙县首先对小鬼子开战的也是王达礼率领下的国民党沂蒙县保安团。这一仗打的是场伏击战，说起来应算胜仗，但王达礼的部队损失也挺大，原因是情报没搞准。

这次战斗发生在我爷爷与麻田约法三章后不久，时间大约在三月间，背景也是当时有名的台儿庄大会战。当时，从潍县到沂蒙，再到沂水、临沂，是一条日军的运输线。日军大批的作战物资及给养，都经这条运输线运往台儿庄战区。

王达礼亲自喊上保安团副团长兼一中队队长丁老三前往侦察。丁老三是牛头崮的一个小地主，有着200来亩山地。这人读过几天私塾，亦略通古今中外，知道些“汉贼不两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道理。日本人一打进来，他立刻拉起了一支30多人的民团武装，自称司令。王达礼知道后，亲自登门劝其接受改编，委任他为副团长兼任一中队队长。他的人马不变，指挥权不变。还发给士兵每人一身新军装，补充30发子弹，月军饷大洋五块（八路军的干部才两块）。王达礼毕竟是正统的国民政府县长，很有号召力，丁老三非常痛快地接受了改编。

我爷爷告诉我，当时实际最想抗日的还是这些富户人家，因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最浅显的道理：怕日本人来了，家产保不住。为了保家，也得跟小日本干。有时鬼子扫荡，想抓“抗日分子”，捡门楼盖得高的人家抓准没错。

当然，也有个别富户人家走向另一面的，当维持会长或干脆当汉奸，其最初的出发点依然是“保家产”。因为日本人承诺，只要为“中日提携出力”，财产大大地受保护。并且日本人还支持你把买卖做大，甚至帮你跟设在周村和青岛等地的日资企业联系生意。

王达礼和丁老三化装成小贩，在那一带转悠了两天，发现每天下午两点多，日军就会从沂蒙县城开出一辆军车去沂水，车上押运的日本兵一般有六七人，配一挺轻机枪。王达礼决定在城南的二十里沟伏击日军。二十里沟距县城20里，村东头有一座清咸丰年间修建的石桥，石桥长五十步，宽约六七步，汽车到了这儿准得减速。

王达礼毕竟是老西北军出身，有着一定的军事经验。他决定一、二队设伏，三队作预备队，同时警戒县城方向，以防城里的鬼子支援。他的一、二小队全体人员加起来不下60人，虽然枪不过40枝，多是些老套筒和汉阳造，其余的都是大刀片和红缨枪，但毕竟人多势众。王达礼下决心吃掉这六七个鬼子。

下午两点刚过，鬼子的汽车开过来了。远远的一阵尘土，尘土刮过，竟是两辆日军汽车！这下让王达礼和他的保安团一下傻了。说实在的，那时的中国人，谁都没有同小鬼子真刀真枪地干过，只是知道人家是飞机、大炮、机关枪，要打还真不容易。王达礼跟丁老三一商量，还是打。他娘的，拼死也得打，打败了也得打，这可是咱沂蒙县的第一仗。

还算不错，第一辆车刚驶到桥中央，埋设的地雷爆炸了，一声巨响，汽车歪在了那儿，开汽车的鬼子被炸得当时就趴在了那儿。事后查明，他是被打死的四名鬼子中的一名。坐在驾驶室里的另一个鬼子被炸得满脸是血，跳下车后就抽出了指挥刀，吼叫着喊开枪。车厢里的鬼子先是一愣，缓过神来后开始开枪射击，但由于不知道目标在哪儿，只是先放了一阵空炮。鬼子的第一遍枪响起的同时，王达礼保安团的枪声才零零散散响起，毕竟是没打过仗，鬼子的机枪响起的时候竟有人撒丫子就跑，被王达礼厉声喝住：“谁跑枪毙谁。”这才压住了阵脚。

第二辆车看到前边枪声响起，竟一加油门冲了过来。来到桥头前一个急刹车。押车的几个鬼子跳车向两边扑来。好在这辆车上的鬼子没有机枪，还不太坏事。

王达礼急忙命令扔手榴弹，保安团的这帮弟兄多是警察，没打过阵地战，经提醒才想起自己不仅有步枪。还好，一阵子手榴弹扔出，挡住了冲锋的鬼子。鬼子有负伤的，但仍跪在地上坚持射击。这次排子手榴弹最大的收获是炸伤了鬼子的机枪手，使得他的机枪老是打高。

第一辆车上有一个鬼子坚持不下车，很沉稳地射击，三八大盖的枪声也显得特别脆，他几乎是一枪就能打倒一个保安团的兵。王达礼急了，大喊给我一支步枪，旁边的一个士兵急忙递他一枝，他一看，准星都磨秃了，急忙说，这玩意儿不行，给我一枝好点的，第二枝枪递过来，王达礼说这还凑合，他不急不忙端起枪，叭的一声，车上鬼子的脖子下边流出一股血。人也慢慢倒在了一边。这一下，保安团士气大振。

双方僵持下来，鬼子若要冲，一是要爬河堤，二是要挨手榴弹；王达礼的保安团也不敢冲，鬼子毕竟火力强。就这样僵着的时候。第一辆被炸毁的鬼子汽车一下着起火来，火越烧越大，车上的弹药开始爆炸，被王达礼打死的那个鬼子被炸成了两截，上半身子就挂在车厢上。鬼子们开始乱了起来，几个胆大的保安团的弟兄，趁乱跑过去捡了几枝三八大盖和几个甜瓜手榴弹，有一个没捞着枪就捡了个钢盔。

“见好就收吧……”王达礼跟丁老三一商量，一声哨响，保安团趁乱撤离了战场。

毕竟是第一次作战，撤退时没有来得及撤下自己的伤员，这样，除了三个被打死的保安团士兵外，还有四个伤员被日军抓去了。另一个被抓的士兵却是给吓晕的，他一枪未放也没伤一点皮，但却硬是昏了过去。事后，也数他死得最惨，让日本兵一刀一刀给刺死了。

这次战斗共打死日军4名，打伤9名。第二天下午，日军在沂蒙教堂前的空地上举行隆重的火化仪式，4名被打死的小鬼子的骨灰装进了精美的骨灰盒里，然后运到济南，再统一运回国内（但以后随着鬼子伤亡剧增，就顾不得这么讲究了）。

第二天一大早，麻田便气急败坏地带领50多个鬼子，开赴二十里沟，但走到一看，傻眼了，这儿不靠村庄，只好气急败坏地又赶了回来。说到这儿我必须介绍一个历史的真实：当时的日军规定，哪个村庄发生了“武装抵抗和袭挠日军的行为，大日本皇军就要对哪儿发动报复”。可这次袭击的地点附近并没有村庄。所以，麻田少佐只好气哼哼地回去了。

但被俘的保安团伤员和那个被吓昏的士兵却倒了血霉。日军将他们五人绑在教堂前的大树下，扒下上衣，硬硬冻了一整天。这期间，不时地有日本兵过来对他们进行暴打。麻田少佐还专门集合起中国的老百姓，围在教堂前观看。

其间，詹姆斯神父曾以“詹会长”的身份跟麻田进行过交涉，说：“根据日内瓦公约，贵国应善待对方的伤员，不应虐待俘虏，这太不人道了。”

麻田居然也有理由：“你别往（忘）了，詹姆斯先生，中日两国并没有宣战，从卢沟桥事变到后来的淞沪事变（即淞沪会战），我们两国都没有宣战。没有宣战就不是战争状态，不是战争状态就没有必要遵守日拿（内）瓦公约。”

“那……那我不干这维持会了，我辞职，我抗议。”詹姆斯吼道。

麻田口气很硬：“你不干也不行。你干得听（挺）好，我们很满意……”

麻田对詹姆斯的组织能力的确很欣赏。前些天，让他组织征集20头小毛驴运送粮食，他竟在半天内就办好了。当然，也许是日军条件优厚的缘故：征用三天，管吃管喝，完成任务后，一人一块现大洋。是由那位40多岁的老鬼子发的（后来，人们知道了这个老鬼子名叫秋仁正男，这老家伙居然在沂蒙县待到了1953年！想知道怎么回事吗？请慢慢看）。

被折磨得半死的4名中国伤员一律被枪决。日本兵射击的时候，枪就抵在脑门上，三八枪冲力大，4个人的头盖骨全被掀开了。被强迫观看的中国老百姓哭得昏天黑地。最惨的就是那个被吓昏的士兵，他是被十几个鬼子一人一刺刀给活活刺死的。每刺一刀，那个可怜的士兵便喊一声：“俺的娘呀……”刺一刀，喊一声，十几刀后就没了动静了。

王达礼的保安团打的这一仗，极大地鼓舞了沂蒙人民的抗日热情。王达礼把队伍拉进老山里进行休整的时候，山里的老百姓自动组织起来“劳军”，这家下面条，那家包饺子，村里还杀了一口猪，别的村还有杀羊的。王达礼被传成了神枪手，被说成是一枪就穿了那个小鬼子，脖子上的血洞有鸡蛋那么粗。保安团的士兵还把缴获的日本三八大盖、手榴弹，还有那顶钢盔，都拿出来展览。围观的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对于牺牲的士兵，王达礼也从县财政里拨了一笔钱对其家的人进行抚恤。一家平均发了100块现大洋，牺牲者的家人无不感激涕零。那个被刺死的士兵的弟弟还英勇报名参加了保安团。借此机会，王达礼的保安团又招了一部分新兵。

此后，王达礼、丁老三部以牛头崮为根据地，队伍迅速扩大。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战志坚韧，军风整饬；毁家纾难，戮力以赴。”王达礼的保安团还有着严格的群众纪律。他亲自为部队立下了“三清四自”的条款：三清是，庭院扫清，锅碗洗清，借物还清；四自是：衣服脏了自洗，吃面自磨，炊事自理，枪炮自扛（不拉夫），这些纪律很受老百姓欢迎。1987年新编的《沂蒙县志》就这次伏击有过公正的记载：“……国民党保安团在国民政府沂蒙县长王达礼的率领下，于城南二十里沟处伏击日军车队，打响了本县对日作战的第一枪……”